如何排除刑讯逼供的隐患？
发布时间：2018-09-12 来源: 刑事网 点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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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罗翔（中国政法大学教授）
来源 | 澎湃新闻-法治的细节
《刑事诉讼法》迎来大修，修改草案新增刑事缺席审判制度和速裁程序，调整了检察机关的侦查职权，完善刑事案件认罪认罚从宽等制度。刑事诉讼法素有“小宪法”之称，其修改备受法律人的关注。
就在刑诉法修改的期间，一个小人物结束了他的人生旅程。他叫聂学生，是聂树斌的父亲。和他一起火化的，是儿子的无罪判决书。据报道，他曾对妻子说，“我走的时候，你记着把树斌的判决书给我带一份。我拿着到地底下了好向人解释，咱儿这一辈都清清白白”。
聂学生生命的光已经熄灭，而生者对刑讯逼供的反思还远未结束。
刑讯逼供不仅是一个刑事实体法问题，更是一个程序法问题。
刑法第二百四十七条规定了刑讯逼供罪，司法工作人员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实行刑讯逼供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致人伤残、死亡的，依照本法第二百三十四条、第二百三十二条的规定（故意伤害罪、故意杀人罪）定罪从重处罚。
根据刑法第九十四条的规定，司法工作人员是指有侦查、检察、审判、监管职责的工作人员。至于监察人员是否属于司法工作人员，则取决于本次刑事诉讼法的修改确认。
刑法并未对刑讯逼供作出定义，在刑法理论中，普遍认为刑讯逼供是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使用肉刑或者变相肉刑，逼取口供的行为。
最高人民检察院制定的《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 试行) 》 ( 以下简称《高检规则》 )也采取了这种观点。《高检规则》 第六十五条规定：“刑讯逼供是指使用肉刑或者变相使用肉刑，使犯罪嫌疑人在肉体或者精神上遭受剧烈疼痛或者痛苦以逼取供述的行为”。
无论是肉刑还是变相肉刑都是对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肉体的一种折磨，前者如殴打、电击、火烧、捆吊等，后者如连续多日审讯不让人睡觉、故意在吃饭时间提审不让人吃饭、零度气温时只给穿单衣裤、冬季晚上睡觉不让盖被子等。
但是，变相肉刑的边界并不清晰，疲劳审讯是否属于变相肉刑，精神逼供（如将嫌疑人与艾滋病人关押一室，让嫌疑人处于高度惊恐中，进而逼取其口供）是否构成刑讯逼供？这都没有明确的规定。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建立健全防范刑事冤假错案工作机制的意见》（以下简称《防范冤案意见》）第八条规定：“采用刑讯逼供或者冻、饿、晒、烤、疲劳审讯等非法方法收集的被告人供述，应当排除。”
在《防范冤案意见》中，刑讯逼供与冻、饿、晒、烤、疲劳审讯等非法方法呈并列关系，这会给人一种错觉，误认为冻、饿、晒、烤、疲劳审讯是与刑讯逼供不同的其他非法取证方法。
因此，理论界有一种声音，主张参考联合国《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公约》 ( 以下简称《反酷刑公约》 )关于“酷刑”的规定来认定刑事法律中的“刑讯逼供”。《反酷刑公约》第一条第一款规定 : “‘酷刑’是指为了向某人或第三者取得情报或供状，为了他或第三者所作或涉嫌的行为对他加以处罚，或为了恐吓或威胁他或第三者，或为了基于任何一种歧视的任何理由，蓄意使某人在肉体或精神上遭受剧烈疼痛或痛苦的任何行为，而这种疼痛或痛苦是由公职人员或以官方身份行使职 权的其他人所造成或在其唆使、同意或默许下造成的。”
根据《反酷刑公约》，只要是“蓄意使某人在肉体或精神上遭受剧烈疼痛或痛苦的任何行为”，都是“酷刑”，那也就属于“刑讯逼供”。
在刑法中，另外一个重要问题是如何理解刑讯逼供的致人伤残和死亡。根据刑法规定，刑讯逼供致人伤残、死亡的，依照故意伤害罪、故意杀人罪定罪从重处罚。
有人认为：此处的致人伤残、死亡必须符合故意杀人罪和故意伤害罪本身的构造。也就是说，刑法在此处的有关规定只是提示性规定，并未创造新的规则。仅当司法人员在刑讯逼供过程中实施了故意伤害和故意杀人行为，才能适用这个条款。
这种见解并不合理。按照这种观点，刑法的这个规定不仅多余，而且还降低了对刑讯逼供的打击力度。
按照这种观点，如果刑法没有这个规定，在刑讯逼供过程中实施故意伤害或者故意杀人行为的，本来应当以刑讯逼供罪和故意杀人、故意伤害罪实施数罪并罚。但有了这个规定，反而只认定为故意杀人罪或故意伤害罪一罪。这明显不合理，因此是错误的。
所以，刑讯逼供的致人伤残和死亡应当理解为特别规定，换言之，刑法在此处创造了一种转化犯的新规则，只要在刑讯逼供过程中致人伤残和死亡，无论对伤残和死亡出于故意还是过失，都应当以故意伤害或故意杀人罪从重处罚。
因此，只要证明司法人员在客观上存在刑讯逼供行为，行为与死亡有法律上的因果关系，同时在主观上对死亡结果至少存在过失，那就可以以故意杀人罪从重处罚。
然而，刑法对刑讯逼供的遏制能力非常有限，在司法实践中，刑讯逼供的判例少之又少。文章开始所提及的聂树斌案，司法人员是否刑讯逼供，至今仍是谜团。
要真正降低刑讯逼供的发生，重要的不是依靠实体法，而是仰赖于程序法上的锐意革新。否则刑讯问题必如韭菜一样，“刑如韭、剪复生”，刑讯逼供会成为刑事司法一个无法摆脱的幽灵。
长期以来，我国的刑事司法都重实体而轻程序。许多人（包括司法人员）认为：因为刑讯逼供会导致冤假错案，所以要禁止刑讯逼供；但如果确保不会造成冤假错案，那么刑讯逼供就是可以被接受的。在司法实践中，相当一部分刑讯逼供不会导致冤假错案，反而会使得案件得以高效及时地推进。但这种刑讯逼供仍然是错误的。
对刑讯逼供的禁止不是因为它可能会导致冤假错案，而是因为它在程序上不正义。马丁•路德•金说：手段代表着正在形成中的正义和正在实现中的理想，人无法通过不正义的手段去实现正义的目标，因为手段是种子，而目的是树。刑讯逼供无疑是有毒的种子，从那里长不出正义的大树。
理论界普遍认为，对付刑讯逼供最有效的武器是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和沉默权。
2012年修正的《刑事诉讼法》第五十四条明确规定:“采用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收集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采用暴力、威胁等非法方法收集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应当予以排除。”由此确立的非法言词证据排除规则，对于防范刑讯逼供具有里程碑的意义。2017年4月18日出炉的《关于办理刑事案件严格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严格排除非法证据规定》），则进一步明确了该项规则。
但在司法实践中，非法证据排除依然存在不少问题。比如《严格排除非法证据规定》第二十条规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及其辩护人申请排除非法证据，应当提供涉嫌非法取证的人员、时间、地点、方式、内容等相关线索或者材料”，该规定的初衷是为了防止申请权的滥用，避免造成司法资源的浪费，这当然有合理的成分。但是，在事实上它却给辩方造成了过大的证明压力。相反，控方反驳刑讯逼供的指控却相对容易。
至于犯罪嫌疑人沉默权，则是被法律人寄予厚望的另一项制度。沉默权贯彻了“无罪推定”的原则，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剔除刑讯逼供。《刑事诉讼法》第五十条规定了“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 。但该法一百一十八条同时规定“犯罪嫌疑人对侦查人员的提问，应当如实回答”。这两个条文存在明显的紧张关系，“应当如实回答”也就意味着不能保持沉默，这也不可避免地会成为刑讯逼供的诱因。
人们的观念很难改变。执法者自诩为正义的化身时，往往会忽略掉规则的限制。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程序往往比实体承载了更多的刑事正义。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杰克逊曾说过，“程序的公平性和稳定性是自由不可或缺的要素，只要程序适用公平、不偏不倚，严厉的实体法也可以忍受。事实上，如果要选择的话，人们宁愿生活在忠实适用我们英美法程序的苏联实体法体制下，而不是由苏联程序所实施的我们的实体法制度下。”
随着聂父的去世，聂树斌案终将要退出舆论的视野。假如人生不至于像《麦克白》所言，是“一个愚人所讲的故事，充满着喧哗和骚动，却找不到一点意义”，那么就让我们期待《刑事诉讼法》的相关修订，将排除刑讯逼供的隐患，体现出人权的保障和法治的精神。
聂树斌父亲逝世：
带着儿子的无罪判决走了
聂学生对张焕枝说，“现在吃的穿的都有，我再没什么遗憾了，就是我走的时候，你记着把树斌的判决书给我带一份。我拿着到地底下了好向人解释，咱儿这一辈都清清白白。”
2016年12月3日，河北省石家庄鹿泉区下聂庄村，聂父聂学生。图片来自视觉中国
文｜新京报记者王佳慧
来源 | 微信公众号剥洋葱people
8月30日午后，张焕枝一个人坐在宽敞的堂屋内，握着蒲扇，缓慢地一扇又一扇，眼神怔怔地看着房门，“以前我出去，知道家里有个人等着我回来，现在也没了。”
老伴儿聂学生去世突然。8月25日清晨，在地里干活儿的张焕枝被邻居喊回家，老伴儿趴在院子里，已经没了呼吸。
73岁的聂学生因高血压引起心脏病离世。此时，距儿子聂树斌被改判无罪不足两年。“老头儿还没过了几天好日子，就走了。”村民议论说。
聂家的白事，很快传遍了整个村子，乡亲往来吊唁。按河北当地风俗，离世三天内，遗体火化下葬。告别时，张焕枝把最高人民法院改判儿子无罪的判决书，塞进了聂学生的衣袖里。“他之前跟我说过，没有遗憾了，只带着树斌无罪的判决书走，到了下面，好跟人解释得清清白白。”
聂学生的心愿
一切像从未发生过。
8月30日，下聂庄村广场一阵热闹，村民聚在一起，讨论着今年村里核桃的收成，“头年的时候秧更好，又圆又大皮儿还薄”。74岁的张焕枝边听边帮着收核桃的小贩，挑拣裹着青壳的核桃，外壳开裂的拣出放一块，果皮完整的装麻袋称重。一、二、三……共十袋，每袋60斤，外加零余32斤，张焕枝从收货小贩手里收下663块钱。这些刚从2亩地核桃树上打下的新鲜核桃第二天就会送到北京销售。
张焕枝跟收核桃的小贩核算价格。新京报记者王佳慧 摄
忙了大半天，张焕枝脖子后颈汗津津的，她扛着半麻袋被挑拣出来的外皮开裂的核桃，铺在自家院子里晾晒。
果子流出的汁水把手沾染得黑糊糊，张焕枝佝着腰半蹲，砸开核桃坚硬的果皮，里面随即露出白白嫩嫩的瓤，放嘴里嚼，脆脆的。往年，张焕枝还会混一些红枣晒在窗沿边，老伴儿聂学生爱吃。
张焕枝可以平静地讲述这几天发生的变故，生死离别对于这位74岁的老人来说，大半生已历经不少。接受、消化突如其来的苦痛，再将自己搬回生活的轨道。
8月25日清晨，聂家院门外流了一滩水，西侧邻居路过时以为水管漏水了，刚进院门就看到趴在水池边一动不动的聂学生。邻居喊村里的小年青人扯着嗓子叫，把在地里劳作的张焕枝喊回家。她匆忙赶回，刚过早八点，老伴儿已没气了，锅里还留着聂学生起床后为张焕枝馏好的热馒头。
“身上都好好的，也没破皮流血，应该是高血压引发心脏病走了。一点儿征兆没有。”这几个月，做过膀胱病变手术的聂学生身体已经好转，平常都能用筷子夹住花生豆，最大的不便就是腿脚慢，走起来呲啦呲啦磨着地。
卖完核桃后，张焕枝在自家院子里晾晒核桃。新京报记者王佳慧 摄
族里人帮着张焕枝和女儿聂树惠料理后事，“家里条件一般，但我也不希望（丧）事儿办太小了，对不住我这个老头。”丧葬统共花了2万多，张焕枝还没来得及细算账目，几天来不断招呼着族里前来吊唁的亲友。得知消息的聂案律师李树亭匆忙赶来“这事儿太突然了，上次来看老人还挺精神。”
张焕枝反倒安抚着每一位来客，“这事儿我想得通，一点点接受吧。”当众人逐渐散去，屋里恢复安静，她想想，心底还是希望事情能来得有征兆些，“哪怕在医院端屎端尿伺候几天老伴儿，也算是一次告别。”
临了，她没忘记老伴儿曾留的嘱咐。儿子的案子平反后，全家都松了口气。一天夜里，老两口念叨起捱过的这些年，聂学生对张焕枝说，“现在吃的穿的都有，我再没什么遗憾了，就是我走的时候，你记着把树斌的判决书给我带一份。我拿着到地底下了好向人解释，咱儿这一辈都清清白白。”
火化那天，张焕枝把2016年12月最高院判决聂树斌无罪的判决书拿了出来，一式三份，她把其中一份儿塞进了聂学生的袖筒里，一起烧了。
腰杆子能挺起来了
家里已经没有了办过丧事的痕迹，只是里屋靠窗的那张床空了，大门口的对联被撕得只剩高处一角。
去年春天，聂家拆掉了原先黑黢黢的老屋，盖了新房，钱是从聂树斌案268万余元的国家赔偿里出的，当成是儿子为他们盖的。
老两口过了一年多的舒坦日子。
聂学生见人会笑眯了眼睛，哪怕腿脚不利索也会踱着步子到村里广场坐坐。原先是闷头不说话只听人闲唠，案子平反后，他底气足了起来。见到邻居说：“原先觉着自己是个废人，现在腰杆子能挺起来了。”侄子跃进看着聂学生精神越来越好，“不像心里挂着个大石头了，开朗了不少。”
2016年12月2日，河北省石家庄鹿泉区下聂庄村，患有偏瘫的聂树斌父亲聂学生在家附近。
20多年，聂学生和张焕枝没正经过过除夕夜，跨年时也和往常一样——八九点钟关灯睡觉。夜晚村里的炮仗噼里啪啦吵醒了，翻个身接着睡，热闹喜庆传不到心里。平反后的第一个春节，两人看了3个多小时的春节联欢晚会，还破天荒喝了红酒。
聂学生是村民口中“老实得不能再老实的人”，家里四个弟兄，他排老四。年轻时不惹事不抬杠，没和人急过脸，总是一个人在默默做活儿。他当了五年兵，1969年复员后，被分配到石家庄联碱厂烧锅炉，一个月挣37.5元。张焕枝看聂学生人朴实，直来直去不绕弯，两人结婚只有一辆自行车当彩礼。日子一点点过，聂学生去十四五里地外的厂子里上班，张焕枝留在村里种几亩地，日子过得清苦，却有滋味。
两人有了一儿一女，在村里老人的记忆里，聂家儿子聂树斌长相像年轻时的聂学生，性子也像，不擅说话。张焕枝看着孩子一天天长大，还没来得及为他们婚事打算，聂树斌就因涉一起强奸杀人案被逮捕。
1995年，21岁的聂树斌被判处死刑。聂学生是去监狱给儿子送衣服时，被小卖部的人告知聂树斌已经被枪毙。从市里返回，聂学生边哭边磕磕绊绊地骑着自行车回家。往后聂家的日子都是“熬”。
聂学生觉着自己没用，一是救不了儿子，二是因为儿子的离世，一年后，他吃了一罐安眠药，被抢救过来后得了偏瘫，丧失劳动能力。
张焕枝能理解老伴儿那时的感受。聂学生工作的厂子里有接班指标，厂里老员工不干了，儿子或女儿可以接替进厂工作。儿子出事那一年，一茬又一茬18-24岁的小青年们进了工厂。新人分配给老师傅带着实习，聂学生看着一堆的小青年，没有一个是儿子的面目。“时间长了一点点把内心的支撑消磨没了。”
抢救后，聂学生无法自理，喂饭一口口喂到嗓子眼儿都会吐出来，张焕枝扶着他在院子里一点点挪动练习走路。
对于一个男人而言，丧子、背着不清白的名声、又失去劳动能力，聂学生经常重复的一句话是“真活得没意思。”
张焕枝觉得自己身上担子越来越重。但横祸袭来，人只能自我调解，谁都帮不了，这是张焕枝自己悟出的道理，她和聂学生说：“儿子没了，我们就活出个人样来让他们看！”
他总是游离在人群之外
对于儿子的事儿，老两口不向别人解释，“说不清，就不说了。”聂学生偏瘫后没了工资，长达7年的时间里，他们每月只有厂里发的380块基本生活费过活儿。
聂案起起伏伏21年，张焕枝在北京、石家庄等地为儿奔波，有时一走三四天。走之前，她提前备好馒头烙饼，聂学生到了饭点自己做点儿汤就着吃。多数时候，身体偏瘫的他一个人拄着拐杖一点点踱步到村里槐树下，等老伴儿回家。但他从来不跟村里人说老伴儿出门了不在家，“我怕她受欺负，我在家好歹是两个人。”回忆起那时候和老伴儿嘱咐，张焕枝笑了，“这老伴儿啊，就是老来伴儿。”
聂树斌老家探访 2016年12月02日，河北鹿泉，中午十时四十分许，聂树斌父亲和姐姐得知聂树斌无罪的消息，两人情绪激动，喜极而泣。新京报记者 彭子洋摄
聂学生怕张焕枝在外面受脸子、受欺负，总是对她重复“甭管办成办不成，咱都高高兴兴回来，不要委屈了。”早些年张焕枝总是白跑一趟，回家跟聂学生讲，聂学生在一旁听着，嘴里劝“别气、别气”。
两个人给彼此打气，也不知道啥时候是个头，过了一年又一年。
女儿聂树惠印象里，父母明显可见的老去，是“聂树斌案”真凶王书金被捕，但弟弟的案子依然没回转的那几年，白发一茬茬往外冒遮都遮不住，脸上老年斑愈加明显，父亲佝偻着背，行动更缓慢了，“希望燃起又破灭，反复煎熬着，整个人看着都没劲儿。”
在申冤的二十多年中，案件每有了新的进展，聂家总会迎来一拨又一拨外来者。张焕枝多是张罗的那个人，诉说家里的经历，感谢来访者，待人接物大方有礼。聂学生很少说话，他总是游离在人群之外，喂喂狗看看鸡。他似乎把情绪掩藏在了内心最深的地方，也鲜有对外诉说的欲望。他拎着一个空油漆桶，一点点挪步到村里翻盖民居的地方，拣些废弃的木料，留给家里生火做饭用。像个普通的农村老人，看着来来往往的人们。
在下聂庄村民的印象里，村里最轰动的一次是聂案平反时，2016年12月，聂家的院子里围满了人。聂学生守在电视机前等结果，聂树惠收到了丈夫发来的短信：无罪。数十年等来的结果被镜头记录下那一刻——聂学生拄着拐杖痛哭流涕，女儿树惠靠在父亲的肩头。他说，感谢所有帮助过我们的人，儿子终于可以瞑目了。这是很多人回忆里，聂学生情绪最激动的时刻。
聂家多年的心愿了了。
一年前，聂学生坐在盖好的新房里，跟张焕枝说：“咱们家里的日子全靠着你，不是你的话，日子不会是这样。我感激你，也佩服你。”回想起老伴儿生前的话，张焕枝觉着暖心，扶持着大半辈子，只有两个人知道如何度过了每一天。
张焕枝刚习惯了老两口一起生活，如今，她不得不再去适应一院一人的日子。她在想，要不去学着打打麻将？或是多去村里广场和人唠唠嗑？总之，要让自己忙起来，无暇多想逝去的二十三年。
(责任编辑：总编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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