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是资源不是负担——日本为何没有留守儿童
发布时间：2017-09-18 来源: 共同自由 点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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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后日本民众是幸运的，不仅实现了发展的效率，同时实现了发展的公平；不仅迅速恢复了经济，同时轻松逃逸了“中等收入陷阱”，联想到近期中国国内对于中国是否已经落入中等收入陷阱方面的讨论，半个世纪前，日本对于公平和效率并举的发展模式，确实值得我们深思。
人是资源不是负担——日本为何没有留守儿童
文： 刘新宇
对于“资源贫乏”，日本人认为过去是把眼光局限于自然资源，却没有将“人”列入。而如何将人从负担变为资源，教育成了核心要素。
提起上野，一般人会想起樱花和博物馆，但对于很多年长的东京人来说，它还是“东京玄关”——在1954年起的21年间，从日本各地乡村滚滚而来数以百万计的农民工，大多从此进入东京，开始了他们“农转非”的人生。
二战结束后10年，进入高速发展期的日本，呈现出与以往截然不同的社会景象——以东京为代表的大都市开始形成都市圈，其中的企业和商店为了应付高速增长，产生了“用工荒”，最严重的时期劳动力供求比达到1:3。而在乡村，日本特有的“长子继承制”依旧，二男三男没有土地和房屋可继承，过去他们还可以去参军或者进劳动力密集的煤矿，但战后由于军队不复存在，加上石油和电力逐渐替代煤炭成为主要能源，因此日本乡村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劳动力过剩，特别是在家中平均兄弟数6个以上的东北地区，这一问题更加突出。
因此，自然而然的，从1950年代开始，大批乡村年轻人自发涌入城市，而政府顺应这一趋势，也出台了一系列措施。
当年的歌星井泽八郎有一首流传颇广的歌：《啊，上野站》——“上野是心中的车站，假如人生必须从哪里开始，我宁愿是这里，因为车厢里还有故乡的气息”。
当年，成千上万的打工者，怀着思乡之情和对未来的忐忑，唱着这首歌，从全国各地来到东京。
《啊，上野站》歌碑
1954年4月5日下午3点33分，第一列专门运送农民工的临时夜行列车从青森发出，开往东京上野，拉开了长达21年的日本城市化大幕。
从1950年代初到1970年代，日本用20多年的时间即完成了城市化改造，城市化率从30%一跃而成70%，这期间，东京、大阪、名古屋三大都市圈人口持续增长，其中以东京为最，目前东京都市圈人口为3700万，占日本总人口的30%，相当于纽约和伦敦之和。如此迅捷的社会转型是否产生过问题，特别是像“留守儿童”这类对于乡村家庭的亲情撕裂现象？——这是我此次赴日的主要课题。
户口
日本有户籍管理，但没有限制；只有“誊本”，没有户口本，任何人（包括取得居留权的外国人）准备长期出行到外地的时候，只要把自己的“誊本”从当地登记迁出，再于14天之内到所在地登记即可，不存在城市和农村的差别——这一点从根本上消除了以户口划线，制定各种“区别对待”的可能。任何人在本国国土上，自由迁徙，并且能够随处享受到同等的国民待遇。
为了对接城市和乡村的用工需求，1960年代，日本政府在全国设立了“公共职业安定所”，由政府出面一边搜集企业用工信息，一边跟学校合作，将整批的中学毕业生集体送至城市就业，史称“集团就职”。
到达大阪的集团就职青年
在一部摄于1959年、名为《就职第一年》的纪录片中，我们看到了那个时代日本典型的“农民工”，他们是来自鹿儿岛中学的“集团就职者”。作为战后教改一个重要内容，义务教育从6年延长至9年，影片中的这些年轻人恰好赶上了劳动力市场上的紧缺.根据《高速经济增长期的集团就职者》的数据，从1950年开始，城市劳动力的充足率（就职者人数/需求数）从接近80%，一直降到1965年的不足25%.也正因为此，这些被称为战后“金卵一代”的打工者受到了政府、社会和雇主的高度重视和呵护——虽然在早期也发生过社保不健全、工资拖欠和劳动条件恶劣等情况，但在一个劳动力卖方市场中，这些都通过市场和行政手段迅速得到了纠正，从而也保证了日本没有像拉美国家一样，出现由于工资低、保障差形成的大量城市低收入阶层和贫民窟。
住房
《就职第一年》记录了这些年轻的集团就职者们在大阪的日常生活，除了严格的入职教育、体检外，为了让打工者居有定所，无论是纺织厂、建筑公司、机械厂还是商店，都为初来乍到的打工者安排了宿舍。当这些打工者进入到成家立业的年龄，由都市再生机构（UR）建设的大规模高层公屋开始接力，这些住宅被称为“团地”，因为设计时配套了当时时兴的三大件：冰箱、洗衣机和电视机，比起老旧的木质单门独户的房子，团地成为当时人们心目中时髦和理想的住房。
在江户东京博物馆的一角，可以看到按照1:1的比例还原的典型团地“一户建（供一家人居住的公寓）”，虽然平米数不大，但小巧紧凑，一应俱全。根据博物馆展出的资料，这些在团地生活的外来务工家庭，除了上面提到的三大件，在收音机、电视机、电饭煲等小家电拥有量上也都领先东京平均水平，可以说率先进入现代化生活。此外，所有公营团地都是出租房，入住顺序不再像之前公屋一样排队，而由抽签决定。并且门槛极低，无需保证人，虽然有年薪和儲蓄的门槛，但如果提前付清并不昂贵的1年以上的房租和押金，任何人都可以入住。
典型的团地一户建室内
孩子入学
住房解决了，那么孩子的入学怎么办？当时的东京等大城市，实际上并没有对于大量务工人员的涌入做好准备，日本虽然不是一个移民国家，但对于城市人来说，因为户口的不存在，没法展现“原住民”的傲娇。
当大量的集团就职者结婚生子，本地学校的容纳力迅速出现问题，城市政府没有选择限制“外来人口”，而是一方面在已有学校中扩容，加大班级学生数，开设更多班级，另一方面通过借用、租用等方式，动用力量大量建立应急式公立学校。因为日本的公立学校教师会按照一定的周期流动，不存在新老学校间的师资差别，因此不论临时急就的学校教学硬件如何，在师资能力、教育理念等软件上，同其他城市学校基本不存在差别。
随着城市的逐步扩张，一些原本位于边缘地带的街区演变为“中心区”，到1970年代，新开设的“农民工子弟学校”由于后发优势甚至后来居上。当年人满为患的大班教育、临建设施不仅追上甚至赶超老校，当年农民工的子女也顺利完成教育，在升学就业和心理上与城市原住民孩子没有差别。
善待
即便如此，大量的日本已婚农民也并没有迫不及待的冲入城市。其原因主要是日本农民“不那么差钱儿”：首先，战后日本政府对农村一直采用倾斜政策，1961年开始实施的《农业基本法》，其重要目标之一就是纠正战前工业和农业长期的收入不均衡。其中，以池田内阁对于米价的大规模支撑和提高农业补贴最为典型；其次，日本农民一直有着“兼业”传统，在从事农业之余，利用农闲时间进城做短工是东北和北海道等地区农民的特点。
因此，日本农村收入水平并不低，甚至有人说，日本农民是全世界最富裕的农民，而且迄今为止，日本农村家庭的平均收入水平一直高于城市，也是全球绝无仅有的现象。
而这一切，事实上提高了农民进城务工的期待值，这也倒逼了日本城市政府和企业，为了吸引农村劳动力必须更要“善待”打工者。
从《高速经济增长期的集团就职者》中的研究数据看，虽然大部分打工者学历不高，而且多是进入中小企业，但这些年轻人并没有遭遇“工具化”——他们大多被企业悉心培养，希望这些小蓝领能够成为成为企业的中坚力量。在《三丁目的夕阳》这部脍炙人口的影片中，1960年代来东京的汽车维修厂打工的星野六子可以说就是这样一个缩影，而影片中那种亲如家人的工作氛围也确实不是导演的人文想象。
《三丁目的夕阳》里堀北真希饰演的打工妹星野六子
于此同时，一些企业还在乡村就近建厂，这样不仅使得农民可以就近入职，同时也降低了租地和人工成本，可以说实现了多赢。而这一趋势在1972年6月，田中角荣提出“日本列岛改造计划”后甚至成为一项国策。
农协
不得不提的是，在这种善待的背后，日本农协（JA）的作用巨大。
跟世界上其他国家不同，JA可以说是个全产业机构，从上游的金融（贷款、存款）、到中游的保险，一直延伸到生产和销售。这种模式不仅使得农民的农业生产和生活获得了保障，同时由于其组织机构的细密和庞大，JA也在具备了政治博弈的能力。
特别是在出身农家的田中角荣时期，JA主导的农村成为自民党的“票仓”，甚至一度成为能够左右竞选的绝对力量。因此，农民作为一个群体通过农协具备了政治博弈的能力，而农协则成为农村的政治代言人。这种代言对于农村的利益保障，不仅可以实时反应农民的真实需求，同时在遇到同城市、资本等利益集团的冲突时，不会各自为战。因此从效果上说：博弈所得大大优于政府从上至下给予的支持，哪怕这种支持是冠以“惠农”的名义。
在这样的政治环境下，日本政客们不管谁上台，都不惜动用各种政策、顶着国内和美国的压力，保护本国农业、维持高米价（曾是美国米价的2.7倍）、限制进口粮食。因此，即便需要让农民进城务工，需要迅速的推进城市化，政府也不得不考虑“票仓们”的感受，不仅不可能有半点歧视和差别待遇，而且还要全心全意的改善农民工的社保、收入、住房、医疗和教育。
麦克阿瑟和日本人的反思
此外，从1945年至1952年，美国对日本实行了长达6年零8个月的军事占领。占领期间，麦克阿瑟通过强硬手段，分拆财阀、进行土改、设立新闻自由、并建立了包括工会和农协在内的社会组织，一方面抑制了政府权力，并打破了既得利益集团的垄断，重构了已经固化的社会阶层结构，使阶层流动成为可能，这一切也为日本社会后来的自我治理改变奠定了基础。
这种改变从日本社会对于战前发展模式的反思开始，对于战前两个重要的结论——“日本资源贫乏”和“日本市场狭小”给出了完全不同的结论。
——因此，从明治维新以来就已经非常重视教育的日本再次在教育上加码，仿照美国改造教育体制，保障100%义务教育的同时，一方面加强高等教育（特别是工科）和专业教育，并且在企业施行的技能教育和现场教育上，同样不遗余力。其结果就是，日本国民文化水平再次提升，受过深度教育的人不仅能够胜任高级产品和服务，获得体面的收入，同时也打开了社会阶层的向上流动的通道，即便是蓝领，也可以通过技术创业成为中产阶级；即便是再小的企业，也能成为全球某一技术领域的顶级生产商。
对于“市场狭小”，日本人认为过去是没有解决好分配问题，造成贫富差距过大，导致大部分的民众没有购买能力——所以，解决办法就是实现均质发展，让劳动阶层不仅成为生产者，而且成为消费者。1961年池田内阁提出10年期“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并且仅用6年就提前完成，1968年日本已经成为仅次于美国的、全球第二大经济体。而对于普通民众来说，切身感受就是著名的“一亿总中产”——几乎所有人都认为自己成为了中产阶层，消费是美德——这也是日本历史上第一次在全社会消灭了绝对贫困。
三丁目的夕阳和中等收入陷阱
这些社会改变几乎与农民工进城同步发生，而相对于城里原住民，他们这种从乡村到城市，从底层到中产的感受更加强烈。根据1965年《高速经济增长期的集团就职者》报告调查，进城务工人员对于“未来生活会更好”的预期比例达到40%，不仅远高于留在乡村者（22%），甚至比城市原住民也高了7个百分点。可以想见，一个口袋里有钱，福利有保障，工作有未来，眼前有希望的人，谁还会把孩子留守乡村，谁还会让家庭亲情撕裂？
《三丁目夕阳》里建设中的东京塔
在《三丁目的夕阳》里，作为背景的东京塔越建越高，逐渐从地平线上升起，它像是一个里程碑，更像一个平民的纪念堂——从某种意义上说，战后日本民众是幸运的，不仅实现了发展的效率，同时实现了发展的公平；不仅迅速恢复了经济，同时轻松逃逸了“中等收入陷阱”，联想到近期中国国内对于中国是否已经落入中等收入陷阱方面的讨论，半个世纪前，日本对于公平和效率并举的发展模式，确实值得我们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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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东京富人区的生活是这个样子的
文 | 刘新宇
一不小心，住进了东京富人区。
临来日本前，请东京的朋友帮忙租了一处房子，为的是距离做课题的大学近些，至于房子究竟位于东南西北，一概不知。
刚来的那天，司机尽职的把我送到门口，小巷曲折，窄到最后的一个弯要前后倒4次才将将转过。下车时，临近黄昏，巷子里空无一人，没有电视声，没有炊烟味儿，像座空城。只有对面人家院里的一株樱花，在屋前灯下零星开放，总算给冷清的空气里加了些生动。
后来知道，租屋所在叫世田谷，是东京传统的富人区，也是当年日本地产泡沫的发源地——曾和目黑区一起领涨全日本房价。该区地处东京都西南，位置大约相当于北京的房山，人口八九十万，算是东京23个区第一。相比于IT新贵的聚居所，此处算是“老”富，住的最多的是企业家、艺人和文化名流，据说陌生人一听你住的是世田谷，内心深处便会幻化出两个大字“有钱”！世田谷是上个世纪日本第一波城市化浪潮退潮后，城里富人迁出城市中心形成的居住区，但是那已是30年前的往事，身处其中，跟北上广类似地段的感受全然不同。
首先请放弃你对北京主干道的定义，这里双向4车道已经是相当的大路了。一旦拐入街区，路立时便成了一车之宽，两边划上白线，各自留出半米左右供人行走。忘掉高楼林立吧，楼最高不过六层，公寓很少，大都是两三层的独栋。但同中国统一规制的别墅区不同，每栋小楼形态各异，有的复古，有的西洋，有的简洁、有的繁复……一望可知绝不会是开发商的作品，而是房主人从买地、规划、设计、施工、装修全部DIY的结果。两种建房模式的效率、优劣不去评判，要想盖出这样的居住区只能在土地私有化的法律框架内才能实现，在中国，私人拿地这第一关你就过不了，逞论其他？都说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在这里却是上层建筑决定了房屋建筑，即便都是有钱人，国家对于私有产权保护的深浅，造就了有钱人的富裕生活是个性主义的、还是集体主义的。
在这些琳琅满目的房子间穿行，经常会看到一块一块的空地，那是旧房子拆掉盖新居用的。地上有房子时还不觉得，但一旦清理干净露出占地来，你才意识到东京的house普遍占地究竟有多小——一般不超过100平米。这点跟大大咧咧的美国不同，美国的别墅有房有草坪有车库，讲究宽敞高大，而这儿同样叫别墅，却栋栋紧邻，集中精力在小空间上辗转腾挪——没有草坪，两拃宽的地方也要细心的种上花草，哪怕只有尺寸之地，主人也会真诚的种一株松柏，然后把伊的头剪成日本盆景的模样。走在街巷，总感觉到整个社区像一块五颜六色的拼图，每块都很小、很卡哇伊，之间紧密咬合在一起。连路都绝对不要直的，总是曲折幽深，导致很多中国风水里不认同的“角屋”和“朝向不正”的院落，但日本人显然不讲究这个，而是一心扑在细节上，走在路上你会经常为院子里一些设计、物件，赞叹房子主人的巧思，这种感觉和北京建筑的粗大完全不同。
▲ 资料图：世田谷区街景
三月东京，樱花渐开，虽然上野公园无论何时总是人流如织，但在世田谷这里的居民区，却无论早晚，一派静谧无声，但凡有人、车路过，总会很远就听到，所以住了才几天，我已经能够准确知道那个有三条大狗要遛的邻居何时从东向西路过窗前。
黄昏饭后，我喜欢沿着屋前屋后任意的小道随便溜达，兜一个大圈走上七八公里。早春的东京太阳落下后冷风即起，有几次还有细微的雨，空气之中有配合这个季节的味道，在大街上，匆匆而行的多是下班的行人，无论男女都喜欢穿长衣，姑娘永远是不嫌冷的裙子，男生则是一丝不苟的上班行头。
说日本老龄化严重，但我看到这里街上的老年人不多，朋友告诉我：世田谷算是年轻人多的地方，附近有国士馆、驹泽、明治等诸多大学，又因为艺人多住此地，导致街区文艺味道浓厚，咖啡店、酒吧和苍蝇小馆林立，在三轩茶屋和下北泽这些地方，一到傍晚更是年轻人成群结队熙熙攘攘。
等到入黑，灯火升起，下班族就会把超市塞满，超市都不大，四五排货架，主要卖吃的，东西也大同小异，不同的是这样的小超市分布密集，无论大街小巷，两三百米必有一处，特别是一些临近城铁站的地方，更是如此。但这种竞争的密集却好似没带来什么恐惧症，无论哪家生意看上去都过得去——这点从老板们的平静淡定能感受出来，我猜那是因为各自都有就近的熟客。
其实不光超市，一步一岗的面馆、居酒屋和咖啡厅也同样多的让人担心，你经常看到一群人在人行道上不厌其烦的排队等位，而饭馆的门脸却只有两三米宽。开始还一直好奇这种苍蝇小馆究竟有什么魔力，日子久了，见怪不怪，在这里你会感觉生活突然像踩了一脚刹车，就连做生意的好像也不着急挣钱，日本人一贯的细致、礼貌外夹着不慌不忙——在中国，感觉大家像在一桌菜里抢着下筷子，这里却像发份儿饭，貌似都分好了地盘和顾客，固然谁都有的吃，但谁也没想着挣多大钱。中国若是一池沸水，这里则更像静静的水塘。
全民过小日子的从容几乎是无处不在，离着租屋往西不远，是一条通往松阴神社的老街，街很窄，五六步就能跨过，两边是最高不过两层的鳞次小店。此处的生活气息浓到发齁——菜铺、肉铺前永远不缺一边挑菜一边唠家常的大婶；永远有孩子眼巴巴的等着印度小伙烤得的肉丸；头上包着白羊肚手巾的卖鱼大爷见人就“奥哈腰”，笑眯眯的兜售号称早上捕到的各种海鲜；那个叫“山行”的精米铺子里的摆设总让我想起中国80年代的粮店，糙米都用麻袋和木桶装着，而且称好后还要用机器现舂！二手商店里总有顾客漫不经心的瞎逛；一到点儿，街角的面包店总要派出两个姑娘到门口支摊儿卖特价；整条街上最大的店除了游戏厅之外，就是一个书店，门口总有一手提着购物袋一手翻看《文艺春秋》的各色人等——当有轨电车过来时，路中间的安全杆便会落下，同时铃铛会当啷当啷的响起……路灯和各色小小的霓虹灯映照下，自行车是最多的交通工具，随着骑车人脚踏的节奏车前的灯忽明忽暗的由远及近，每次走过时，恍然间总觉得穿越回了上世纪80年代。
▲ 资料图：世田谷区街边小店
无论怎样，在这里感受的最多的是日本人过小日子的舒适，经过战后的快速增长、挥金如土、到房地产泡沫破碎、经济停滞不前，他们的心态和中国人大为不同。这也许是身处两个不同发展阶段的不同，又或许是社会贫富并未像中国这样悬殊的不同，他们的“1亿中产”的社会结构也许才是造就这种安宁日子的基础。
东京的富人区在我的眼里其实未见得有多富，至少没有在中国一线城市富人区那种感觉，相比于中国社会，日本人活的更知天乐命也更平静，中国人活的更急迫也更进取，我看过一个资料，他们在1986到1990这些年也经历过全民炒股、炒房、抛弃实业，专注钱生钱的日子，这种景象日本学者还创造了一个特别的词——“孩童资本主义”，意思是像孩子一样天真、脑袋热、犯傻。从中日经济崛起前后30年的时间差来算，我们也许也正在“孩童化”，也许也绕不过去这种全民淬炼的过程，也许是痛苦，但痛苦之后如果等着我们的也是这种波澜不惊的小日子，我倒觉得很不错——如果每个人都能把小日子过好，也许才会最终回到中国式思维的大功大业——想起一句话：在自然界，小河有水大河才满，而不是相反。
本文原标题《一不小心，住进了东京富人区》
题图为资料图：世田谷区街景
(责任编辑：总编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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