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党校教授警告：未来五年的五大挑战
发布时间：2017-06-29 来源: 中国好学者 点击:
次
周天勇，1958年生，经济学博士，教授。中共中央党校研究室副主任，北京科技大学博士生导师。1980年从青海省民和县考入东北财经大学（原辽宁财经学院）基本建设经济系，1992年获东北财经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1994年调入中共中央党校执教和从事研究至今。
主要研究领域为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宏观经济、经济发展和增长、劳动经济、中小企业、金融风险、城市化、国企改革、农业经济等。出版专著10多部，发表论文400多篇。
由于部门之间、中央与地方之间存在利益的博弈，各方面改革中的利益获得者和利益削减者也会产生博弈，特别是目前减少利益的改革多，增加利益的改革越来越少，使很多改革方案可能成为缺乏力度的妥协方案，甚至存在使改革形式化、被走样的可能。
由人口增长放缓、人口低生育导致的少子化与老龄化，对我国经济增长影响最大，占到本次经济下行50%到60%的权重。通过数量回归分析人口增长与经济增长规律可以发现，1974-1994年的人口增长率与1994-2014年的经济增长率高度相关。究其原因，当人口增长上行时，一则新增人口大约20年后进入劳动年龄；其次这些人口结婚生子，进入消费期；再次是购买房屋，刺激房地产业扩张。我国的人口增长率从1987年开始下降，原因有三：一是计划生育越来越严格；二是人口流动、城市化水平与妇女受教育程度的提高，抑制了生育率；三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与知青返城生子的生育动力已经释放完毕。这些因素导致1987-2010年，人口增长是一条下斜的曲线。按照人口增长率与20年后经济增长率高度正相关这个理论模型来推断，2008-2030年期间中国经济正处于一个增速下
行的区间。如果按照1995-2010年的人口增长率来推导，2015-2030年的经济增长率将从7%一直降到1%多，且“十三五”期间降幅最大。由于“十三五”期间人口将是一个陡坡式的下降，相应的经济增长率可能下降到3.5%左右，而要完成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的任务，今后五年的GDP增速又不能低于6.53%，这是我们面临的最大、最严峻的挑战。
人口少子化与老龄化是导致我国内需不足的最大原因，一方面随着劳动年龄人口增速由高到低，再到趋于停滞甚至负增长，助推劳动力成本上升；另一方面劳动年龄人口减少，导致住宅等刚性需求及各种消费发生萎缩，造成产能过剩。由于内需不足，经济增速下降，“十三五”期间我们可能会面临三种窘境：一是国家财政税收发生萎缩，导致各方面投入如低保、养老、医疗、教育、环保等资金紧张；二是由于内需不足、产能过剩，造成结构性就业不足，尤其是原来在工业中从事建筑、采矿、制造业的劳动力有可能大规模回流；三是产能过剩导致企业负债率提高，相当一部分工业企业、资源型企业与银行债务关系可能发生恶化，导致银行坏账率提高，积累一定的社会金融风险。
随着中国越来越紧密地融入世界经济，今后我们将面临更加严峻的国际竞争格局，概括起来主要包括两方面的问题。
一方面是实业、投资及服务业消费的外流。一是随着中国劳动力成本及土地价格提高，制造业开始向东南亚，甚至向美国、欧洲转移；二是由于国内实业利润率比较低、空间比较狭小，加上内需不足、产能过剩、税收以及资金成本过高，许多投资如房地产（包括住宅）、制造业等都外流到其他国家；三是由于服务业尤其是旅游、教育、医疗、养老健康等质次价高，导致我国服务贸易在全球竞争中处于劣势。比如目前我国的教育、旅游、医疗健康和技术等服务逆差达4000亿美元左右，而且教育、旅游、医疗健康服务消费流向国外的趋势越来越强。
另一方面是我国在“走出去”的过程中与其他大国相比，在文化、组织、制度等软实力方面相对处于弱势。与美国、日本等西方大国相比，我们在工程、造价、成本、性价比、装备能力等硬实力方面占有优势，但在文化价值、新闻舆论、民间组织、社会责任等软实力方面居于劣势。尤其是在制度层面，我国的央企、私企在“走出去”的过程中可能存在三方面的问题：一是国外企业多以现代跨国公司的形式“走出去”，行业协会在中间起着协调作用，默契的配合取代了恶性竞争；而我们在对外协调默契机制上则差距较大，存在恶性竞争。二是西方国家的现代跨国公司体制有比较好的内部监督治理结构，有助于防范内部人控制和道德风险；而我们一些央企“走出去”后，有内部人控制、道德风险等问题，国有资产可能会流失。三是我们对风险的评估、决策、防范、控制重视不够，对成本收益特别是不可预见的成本分析不够，导致“走出去”的投资相当大比例是亏损的，特别是一些央企的项目赚钱的不多。很可能“十三五”期间会有大规模的资金流出，但是国民净收入回流不理想，在外形成大量的烂尾、赔本项目，得不偿失。
党的十八大、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改革的时间表，即到2020年各项制度要基本定型，也就是说，在“十三五”期间，各项改革要基本上完成。然而现在来看，改革可能会面临以下三方面问题：
一是目前改革还处于顶层设计阶段，且主要是一些部门在设计，因此，可能存在的问题是，部门的利益以及集中权力的色彩很难全部消除掉；另外，一些改革方案不能科学化、民主化与公开化地来讨论和推进。
二是由于部门之间、中央与地方之间存在利益的博弈，各方面改革中的利益获得者和利益削减者也会产生博弈，特别是目前减少利益的改革多，增加利益的改革越来越少，使很多改革方案可能成为缺乏力度的妥协方案，甚至存在使改革形式化、被走样的可能。
三是在全面依法治国的背景下，我们提出要立法在先、依法改革，然而现在我们有几百部法律、一两万个国务院部门与地方法规、条例，这些法律、法规、条例大多都是在我国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期间制定的，很多带有计划经济下行政管理、部门利益的色彩。如果要使这些法律、法规、条例得到全面的甄别、清理、修订、废除、讨论以至颁布，恐怕需要二三十年。因此，改革有的时候其实是一个触犯原有法律、法规的过程，改革者很容易陷入冒非常大风险的窘境，这是很多改革雷声大、雨点小、观望者多的重要原因。虽然中央提出要调动基层创新改革的积极性，但是依法改革、立法在先、依法办事牢牢束缚着相当多改革的设计，特别是实施和进展。因此，我们面临的一个很大挑战就是，相当多的重大关键改革任务在“十三五”期间能否完成。
现在，中央提出要推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然而在创业创新方面，我们面临着国际竞争、改革迟缓与转型困难的挑战。大体上包括三个方面：
一是我们在技术引进、消化吸收到再创新，包括从集成创新到自给自足创新方面，都受到美、欧、日、俄、韩等在很多领域的技术竞争。
二是在技术创新的知识产权以及利益分配机制上还存在诸多弊病和障碍。虽然这些方面国家都在积极推动，但实际的运作落实过程中还是受到各种各样的阻力，比如专利的对外开放、知识产权的抵押入股、职务发明收入中技术人员所占的比例等方面；国家向体制内投入很大财力，也集中了不少人才资源，但是，体制内人才专利项目等资源，难以产品化和产业化，处于僵眠闲置浪费境地；再比如我们迟迟不能推进如硅谷银行那样的认购权证、投贷联动等改革，不能督促大型企业并购技术，推动科技中小型企业蓬勃发展的融资方式，导致科技型企业在风险投资、科技信贷、并购，一直到上市融资环节，资金链还是存在断裂的可能；还比如我们的央企对并购新的技术，在技术项目考核体制上还存在障碍。总之，我国在科技创新体制上，要向美国等发达国家的灵活性上转变还有非常大的差距。
三是我国在全球技术领先领域中总体上只占19%左右，同步的也只有1/4，在世界关键性技术领域中54%的技术还处于跟随状态。
因此，“十三五”期间能不能进一步通过加快科技体制改革激发创新活力，推动科技创新，实现大踏步弯道超车，在很多关键领域赶上西方发达国家，还是有一定难度。
一是从制造业升级面临的环境来看，围绕“互联网+”的商业模式创新多，而硬件技术的创新比较少；围绕物流、饮食服务、购物方面的投资和创新多，而围绕智能制造、物联网、3D打印方面的投资和技术创新还是比较少。这对于我们制造业的转型升级以及硬件技术的突破非常不利。
二是工业内部结构不平衡且转型难度较大。传统的制造业、采掘业、建筑业，由于需求不足，产能大量过剩，如在钢铁业中，普通钢冶炼规模非常大，但是特种钢还需要进口。这类产业正在进行调整，但新的更高档次的制造业尚处于艰难发展中。
三是我国的服务业由于在加入WTO（世界贸易组织）后没有全面放开，没有得到国际服务业规则、质量标准等方面的竞争，导致我们的教育、医疗、健康、旅游等服务业体制僵化、水平落后，服务质次价高，从而造成这些方面的服务需求大量流出国外。
四是我国的城市化也不利于服务业的发展。我国城市化中最大的问题是进城务工的人口不能市民化，导致相应的服务不能扩张。很多农民青年时候进城，因为买不起房、教育受限、没有户籍等，到老年工作不动了会回到农村，而80后和90后农民工，可能会在城市中无根，农村又回不去了，这种“青出老回”和不能市民化的漂泊，绝非市民化的城市化过程，不能真正带动城市服务业的发展。
五是传统产能的调整受到“人往哪里去、钱从哪里来、需求在哪里”三大问题的制约，而且许多传统产业国有企业居多，国企尤其是央企的转型调整和改革如何推进，同样面临上述三个问题。这些都是产业升级转型所要面临的难题。
(责任编辑：admin)
.jpg){kind=smal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