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识君按：本文摘选自华中科技大学原校长李培根先生近著《喻园心语》，原标题为《闲话人格养成》。
该书收录了李培根在开学典礼、毕业典礼、心灵之约等不同场合的重要演讲，其中多有对于当下中国教育、社会、历史和青年问题的真知灼见。经作者授权，特刊布出来与读者诸君分享。
以下为摘选，全文请戳最下“阅读原文”。
作者简介：李培根，被学生亲切地称为“根叔”。生于1948年，1983年赴美留学，2003年12月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2005年3月至2014年3月担任华中科技大学校长。
李培根
谈谈社会中常见的几种“恶”，有些是历史上给人们留下痛楚记忆的，有些是你们能感受到的。
一种是“平庸之恶”。
“平庸之恶”表现在很多方面，比如说冷漠、麻木。当前在我们的国民之中，可能包括我们大学生，冷漠、麻木，是不是存在？在社会上我们常常看到的一些现象，大家也能感觉到世风日下。
也有的人消极处世，一方面我们能看到社会上方方面面的问题，这样那样一些不好的现象，但我们不是积极、批判地去对待，甚至自己有时候也这样，这种现象在我们大学生中时有出现。
年轻的这一代物质上的东西想得太多，比如享乐主义、消费至上或是消费主义。还有自私、没有责任感等等。所以现在有些人讲“年轻人之恶”，我不知道这个提法对不对，我在这里是转述给同学们。在你们看来，我们现在年轻人中间是不是存在某种“年轻人之恶”？
有人提到所谓“沙粒化倾向”。他讲到青年，“真正社会和政治意义上的青年是什么？是与新文化、社会思潮、社会行动力、社会理想与抱负连在一起的群体。”
换句话讲，青年应该崇尚新的文化、新的社会思潮，有行动力、有抱负、有理想。他认为这种群体是与初升之阳、朝气蓬勃的意象相连，与国运民瘼同在的群体。
但他感慨现在年轻人不是与新文化、行动力、理想抱负等等联系在一起，“从此不再有青年问题，只有年轻人问题”。意思是什么？
他认为现在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社会政治意义上的青年问题，只有年轻人的问题；不再有理想问题，只有谋生问题；不再有青年社会，只有青年消费等等。
我个人认为目前没有这么严重，不至于我们的年轻人都到这种地步了。我相信我们大多数人还是有理想有抱负的。但是不管怎么讲，他所描述的这种现象是值得我们警惕的。也就是说，在我们青年中间，在我们大学生中间，至少有一部分人，可能不是极少数的人缺乏理想抱负。
再有一种就是阿伦特所言的“平庸之恶”，这种恶就比较大了。
汉娜*阿伦特是二十世纪很著名的一个哲学家，是一个犹太人。她1933年被逮捕，后来逃往法国，又到美国。
汉娜*阿伦特
1961年时，她在美国听说以色列政府派出特工从阿根廷秘密逮捕了纳粹战犯艾希曼，就向一个杂志《纽约客》请缨，希望深入报道这个审判。后来她在1962年发表了一份报告，就是《耶路撒冷的艾希曼：关于平庸的恶的报告》。
艾希曼是二战时期臭名昭著的战犯，是党卫队的中校，侵袭犹太种族的指挥家。据说在奥斯维辛集中营屠杀生产线每天要杀害12000人，到二战结束的时候有580万犹太人因此丧生。
阿伦特说：
“艾希曼不是恶魔，也不是虐待狂。在他身上，体现出的是平庸的恶。这种恶是现代性的产物。现代社会的管理制度，将人变成复杂管理机器上的一个齿轮，人被非人化了。人们对权威采取服从的态度，用权威的判断代替对自己的判断，平庸到了丧失独立思想的能力，无法意识到自己行为的本质和意义。”
阿伦特认为艾希曼不是恶魔，也不是虐待狂。但我觉得这有点过于为他辩护，毕竟他杀害了那么多人。但艾希曼这种现象有很多，比如在我们国家文化大革命的时候，虽然没到屠杀的地步，但迫害的事情却常有发生。我们年轻的学生可能不太了解文革那段历史，但我希望同学们在闲暇的时候能多关心关心文革那段历史。
还有一种恶是“工具之恶”。具体分为两种不同情况——
一种是心甘情愿地沦为别人的工具，比如在文化大革命时期，就有很多人心甘情愿地沦为某种工具。当然多数人是受蒙蔽，在誓死捍卫无产阶级革命和誓死捍卫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旗号下，心甘情愿地沦为某种工具；
还有一种就是被迫地成为某种工具，是很无奈的。但不管是哪种情况，都属于没有独立人格。
我在这里举几个例子。
1986年的时候，我国有三位著名人士发出了四十多封关于《“反右运动历史学术讨论会”通知》的信，这三个人都当过右派，吃过不少苦头，所以想开一个关于“反右派”的研讨会。
我们某一位著名的科学家(曾经是大右派)就收到了这封信，他把这封信交给了中央和当时的国家领导人，并附了自己的一段话：“XXX是一个政治野心家，他自称是中国的瓦文萨；我的问题虽然没有完全解决，但与他们是不同的。”
把这封信给了中央之后不久，他被增选为政协副主席。那位科学家是我从小就很敬仰的，但是他的这一行为让我觉得很不解。如果你不愿意参加这个研讨会，不管是因为不同意这个研讨会的观点，还是怕惹火烧身，你都可以丢掉这封邀请信，权当没收到，或者找个借口推拒掉，怎么能告密呢？
《喻园心语》，商务印书馆， 2014.12.1
后来我查到“监视告密”这一现象在我国的历史上很早就存在了。
据说我国第一个“告密者”是商纣王时代的崇侯虎，当时纣王任命西伯昌(即周文王姬昌)、九侯、鄂侯为三公。九侯的女儿被纣王纳入后宫，因“不喜淫乐”，被纣王杀害，九侯也被剁成肉酱。鄂侯争辩了几句也被做成肉干，西伯昌听说之后感叹了一声。“西伯昌闻之，窃叹。崇侯虎知之，以告纣，纣囚西伯羑里”(《史记·殷本纪》)。
西伯昌的感叹并非当着纣王面，但是崇侯虎将此告诉了纣王，后来纣王就把西伯昌囚禁在羑里。这便是历史上有名的“文王被囚羑里”的故事。原本西伯昌在崇侯虎面前发出如此感叹，应该说这二人关系不错，可耻的是，崇侯虎竟然告了密。
这样的事，文化大革命中有很多，我们的历次运动中都有这样的人。我衷心希望同学们可以多了解一下我们国家的历史，包括我们从反右到文化大革命等等。对这种历史不了解、没有记忆，对咱们国家没有好处。
我所说的这些，我们可以看一下几位有名的人：某作家的亲弟弟曾为了表现积极，以子虚乌有的事告发了那位作家；某大画家向公安局告密，直接导致诗人聂绀弩入狱并被判无期徒刑；某著名学者被组织要求做中央某部的卧底。
工具之恶还表现在没有独立的人格，没有独立人格在很大程度上是基于一种利己人格。
“批林批孔”时，很多大知识分子充满矛盾和焦虑，比如梁漱溟和冯XX，作为大学者，他们对孔子是充满敬意的。但是在73年批林批孔运动开始后，冯XX在报纸上公开发文，由一贯的“尊孔”转变成“批孔”，这在当时产生了很大影响。
而相反，梁漱溟始终不表态。我认为梁漱溟是很令人尊敬的。当然，我们不能苛求像冯XX那样的学者，因为他当时也承受着巨大的政治压力，但无论怎么讲，客观上像冯XX这种情况，实际上是在行工具之恶。
当制度使某些人人格扭曲的时候，制度是主要原因，但是话说回来，还是跟自身的人格有关系。为什么梁漱溟就能做到？如果广大的知识分子都有独立人格，事情其实未必有那么可怕。
我注意到一个现象，特定的时候，上面要如何如何，但是我发现很多的文化名人有他们自己的独立思考，并不顺着杆子往上爬，也没有发生什么事情。尤其是现在，比起文化大革命，政治清明了很多，希望以后不要出现这样的历史悲剧。
还有“损人利己之恶”。
钱理群这句话大家应该都熟悉：“现在一些大学在培养‘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他们高智商，世俗，老到，善于表演，懂得配合，更善于利用体制达到自己的目的。这种人一旦掌握权力，比一般的贪官污吏危害更大。”
我们身边也有这样的现象，比如说占座。我到食堂里，看见有东西在桌子上面，但是那个位置半天都空着。我们仔细想想，其实这也是损人利己的事情。食堂的座位、教室的座位，你把东西搁在那里实际上就是降低了使用率，浪费学校的公共资源。
还有就是类似于告密、谄媚、谗言之类的，我不知道同学们之中有没有这个现象。尤其是对于思想观念、意识形态等问题，如果你对一个同学不满意，直接跟他讲，用正确的方式，当面批评。而如果不提醒他，却在领导那里告发，我不提倡这种行为。
另外一种是“痞子之恶”。
一位年轻人，摸了宠物狗一下，就被狗的主人逼得下跪；酒吧里一个人看了另外一个人一眼，被打成重伤。
还有“人格分裂之恶”。清华大学刘海洋把硫酸泼到狗熊身上；长沙某高校的学生与班上两名女生发生恋情，造成感情纠葛，后来把其中一个女生杀害，并且碎尸、抛尸。
接下来说说“滥用权力之恶”。
大家耳熟能详的薄熙来和王立军也是滥用权力的典型。
我们一位校友是中国电子集团下的某公司董事长，他们公司是目前中国生产安防产品的最大公司，当年重庆政府就用他们的安防设备。
他告诉我，在为重庆公安局安装设备时，某一天正好碰到王立军，由于安装噪音，几位工人遭到王立军的训斥与责骂，当时安装人员争辩解释了几句，最后被强行带走。最后，在电子集团高层介入后，几名工作人员才得以释放。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王立军等人竟因这点小事而滥用职权侵犯其他公民的自由。由薄熙来事件可以很容易联想到文化大革命，更严重的恶就是“专制之恶”，那可是大恶。前不久金正恩处死张成泽，引起了轩然大波。金正日葬礼上扶灵的七个人大多已被整肃，真可谓：鸟尽弓藏，兔死狗烹。
当今社会的恶我们或许已经亲身经历，历史上的恶我们也有所耳闻，那么我们需要思考：有一些恶在法律上是难以惩治的，但我们该怎么去避免这各种各样的恶？如何避免平庸带来的恶？又怎么去避免我们自己可能存在的人格上的“平庸”？
大学生都应该去思考，如果我们绝大多数老百姓都有健康的人格，那么实际上也不容易形成专制的土壤。反之，我们的国民中，如果很多人都有着不健康的人格，那么在这样的土壤上也很容易形成专制。所以我们所有人都有一份责任，人格的重要性是毋庸置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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