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革命是20 世纪中国农村和农民转型的中心事件。尤其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乡村社会革命，一方面致力于与乡村传统之间的截然断裂，另一方面始终面临民族解放与阶级解放之间的紧张和牴牾。然而，两者都确认乡村传统及其承载者———农民，因其与一个正日渐成为过去时的旧世界紧密联系，而与未来现代化后的现代理想世界无法相容。因此，革命的后果是对乡村传统原型的强拆，却无法为失去庇护的农民群体和乡村社会现代转型疏通淤滞，导致农民在革命高涨时的激情和革命大潮消退后的荒诞叙事相互继替，构成20 世纪中国农民命运的线索，昭示着乡村和农民进入现代世界的命途多舛。

　　 现代化之于中国农民，其遭逢的第一个难题，就是不经过一场社会革命，无以粉碎阻碍农民进入现代社会的栅栏和荆棘。为此，20 世纪中国乡村的历史叙事，必然是以革命为中心的。本文提出，中国独特的乡村传统的原型及其延续，使得国家的现代化和革命进程体现出独特的路径，从而既促发又限制了社会革命解决农村和农民问题的可能性，为当代中国农民的历史命运铺上了底色。

　　 一、中国乡村传统原型：天理与循环

　　 研究乡村革命，必须从中国乡村传统的原型出发。对于中国而言，20 世纪的主题词是革命，是一个持续长时段的大转型，其中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农业国家向工业国家、农民向市民的转型构成了基本线索。然而，中国的这场伟大的革命进程，是主要在外部世界的剧烈挑战中开启的，也是在本土的国家体制崩溃的背景下发生的，这导致变革和转型的进程既缺乏成熟的经济社会支撑，又缺乏强有力的国家力量引导。因此，大量的农业传统社会因子在未经现代转化的情况下，被裹挟着进入现代工业社会。

　　 对于转型来说，首先需要弄清楚作为转型起点的传统社会原型。原型和原点是事物发展的出发点，它不仅规限了事物变迁的局限条件和激励约束机制，而且规制了变迁的方向，“起点决定路径，原型规制转型”。

　　 传统原型是一个社会的地理环境、生存方式、文化传统、政治组织与生产技术在长期的历史实践中锻造出来的一种极具内聚力的社会结晶体。这种原型一旦凝聚化合，就会形成一种路径依赖，甚至在条件发生变化的情况下依然抗拒变革，并以内在的力量牵引社会变迁的进程、速度和方向，从而造成不同社会在现代转型中的路径差异。

　　 中国的社会传统原型就是皇权官僚专制政治与自治性小农经济社会的悖论性共存。简言之，这是一种集颇具现代性的专制性的皇权官僚制和自由自治的小农经济社会于一体的双层政治社会构造。这一原型虽然和一般农业文明形态一样，以地产作为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的中心，土地和农产品是维系社会运转的基础，但是，它却在独特的历史格局中形成了不同的文明内涵。在这种体制中，皇权国家建基于土地垄断之上，但是却并不把圈占并直接经营土地作为获得经济剩余的来源，以突破了家族血缘关系的理性化官僚体制作为治理国家的工具。因此，形成了皇帝和官僚体系以军事暴力为后盾，以神权天子的君权天授学说为合法性外衣，高居社会之上进行政治统治。这两者在榨取小农社会的土地剩余上达成利益的一致，满足于政治上对小农经济社会的统治，却不负有对小农经济生产的责任，将其社会和经济权力假手乡党族老和地主乡绅来实施。在这种政治构造中，皇权和官僚制是一对动的构造，政权变动和政治活动，主要由他们发动并作为主角。而乡村社会则是一个静的构造，远离颠簸起伏的政治过程，虽然上层不断变化，而保持相对的静止。在和平时期，皇权与官僚制互动约制，政治清明，乡村社会在地方士绅和亲族名望的组织之下，秉承儒家理想，形成了与皇权天命观论述相统一的、以土地和血缘为中心的村社文化和宗法文化。小农顺从天命、保守偏安。然而，当皇权与官僚制互动失据，政权松弛、纲纪涣散、腐败盛行、自然灾害等导致农民失去生存基础之时，大量农民转变为流民和游民，转变为政治和社会秩序的反叛力量。［3］此后则是新朝再立，小农获得喘息机会，回归土地和村社宗法系统，国家再延续此前的统治状态。这个原型决定了近代中国农村乃至整个国家社会政治重大变革的基本道路。

　　 二、站在现代世界门口的乡村：民族与阶级

　　 中国是在欧洲资本列强的炮舰胁迫之下进入现代世界的。以鸦片战争为开端，在人口压力和政治失序等方面已经累积了太多的矛盾和紧张的满清王朝，逐渐在不断的军事失败中走向崩溃。这些新敌人不再是此前的野蛮部落，而是有着全新文明的“野蛮人”，他们不仅制造了新式的精良武器，而且经营着更有生产力的经济体，创造了全新的政治社会理想与政体。

　　 社会革命的新思想无疑将会在城市社会产生，然而，社会革命的巨大力量，则不得不在人口占绝大多数、身处更深危机的农村社会中锻造出来。中国革命的实践历程表明，成功的革命必是将原本是历史弃儿的小农社会装进社会革命的历史主体之中的政治行动者。在民族国家主导的现代国际格局中，后发国家实现国家富强和复兴的唯一途径，便是模仿先发的国家，以民族主义等现代政治概念重构政治格局和社会秩序，动员其社会成员产生新身份认同和社会政治理想，凝聚推动现代化发展所需要的集中的政治和经济资源。中国的现代化是在全面的社会危机中开展的，面临严重的内外部紧张局势，缺乏借以凝聚资源的政治动员能力，严重的经济危机也排除了通过行政集权和市场渗透实现现代化的一般道路的可行性。革命日渐成为救亡图存的唯一选择。

　　 但是，在革命精英之间却日渐产生了关于革命方式和途径的重大分歧。国民党秉承以民族主义为精神谱系的国民革命理念，试图以武力扫除封建军阀，然后集中政治权力并推动市场经济发展的方式实现现代化。然而，对于中国而言，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实际使得市场机制本身的合法性值得怀疑，也没有一个需要凝聚“想象的共同体”去突破的封建等级制度以动员群众。而试图将权力扩展到基层社会的国家建设，则遭遇到了“国家政权建设的内卷化”危机。国家政权内卷化，是指国家机构不是靠提高旧有的或新增机构的效益，而是靠复制或扩大旧有的国家与社会关系来扩大其行政职能。国家财政每增加一分，都伴随着非正式机构收入的增加，而国家对这些机构又缺乏控制，换句话说，“内卷化”的国家政权无能力建立有效的官僚机构，从而取缔非正式机构的贪污中饱私囊———后者正是国家政权对乡村社会增加榨取的必然结果。这三种情况的叠加，导致国民党的国民革命难以解决中国的全面社会危机； 不能依靠市场的扩展和渗透建设一个统一的国民经济；已经濒临危机节点的乡村社会遭遇市场和国家的双重剥夺，孕育着巨大的社会反抗潜力；内卷化的国家政权建设导致现代化的努力同时意味着基层社会的更深重灾难，基础秩序更趋败坏。对乡村社会而言，传统生活已经不可得，而现代的市场机制和国家建设也是他们灾难的源头。中国社会内在地呼唤一种既拒绝传统政治模式，又抗拒西方现代化模式的新政治理想图景。

　　 马克思主义正是这种新呼唤的理想载体。它一方面是批判传统的，因而是现代的；另一方面还是批判西方现代社会的，因此体现出更高的现代政治社会理想追求。经过多次失败的革命之后，中国共产党的革命战略经历了“从城市包围农村”向“农村包围城市”的转变，历史性选择了乡村社会作为革命的根据地、农民作为革命的主体力量。也就是说，中共将民族主义革命意识形态中处于被革命对象的社会形态和群体作为发动现代化革命的历史主体，这种转换是其最为重要的成功之源。然而，阶级革命的政治动员如何与千年循环的乡村传统社会紧密融合，进而产生“化学反应”呢？

　　 将乡村变为革命的基地，将农民转变为革命的主体力量，这意味着对革命和乡村社会与农民群体的双向改造。就前者而言，革命需要转换话语形态和意识形态诉求，将原本力图超越现代资本主义的，以工人阶级为主体的共产主义阶级革命叙事，转述为克服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以农民阶级为主体力量的中国共产主义阶级革命叙事。对于后者来说，则是要颠覆农民群体千百年来形成的信仰、传统和秩序。如果说中国民族主义的政治动员是要将只知有家不知有国的农民转变为国民，从而依靠国家的理性化集权和市场机制催动社会现代化的话，那么阶级革命的政治动员则是要求一场彻底的社会革命，在先锋队政党的领导下将农民转变为引导历史方向的阶级性国民，以否定压迫阶级作为革命运动的首要目标，追求的是一种超越一般现代化道路的新前途。为达此目标，关键在于中共的阶级革命诉求如何打破农民的顾虑与犹豫，催动他们背弃传统，突破乡村生活的秩序和规范，接受、接近并主动参加革命。中共在实践中找到并确立了动员农村和农民的两个经典武器； 阶级斗争和土地革命。土地革命是核心，因为土地是农村和农民生活的中心资源，满足了农民的土地需求就是满足了农民的最大利益，土地革命使得中共得到最大多数农民的拥护与支持，它贯穿革命进程全过程，可谓是党动员农民支持、赢得革命战争的基础力量源泉。然而，给予农民土地可以赢得农民支持，却无法确保农民会为了多分得并不很多的土地和生产、生活资料就可以为他们并不十分理解的共产主义革命抛头颅洒热血。阶级斗争则是将土地革命与农民革命意识建构紧密结合的重要工具。阶级斗争建构了农村传统土地关系和社会关系的剥削性质和阶级性，动摇和颠覆了乡村社会的天理设定和宗法秩序，激发出主动的革命自觉。用当年湖南醴陵县委的表述就是“不诉苦就不恨、不恨就不斗争，不斗争，地主就打不垮，地主打不垮，就翻不了身”。土地改革击溃了乡村社会传统秩序的经济资源基础，使得赖以为生的地主和乡绅阶层溃散无形，阶级斗争则掀起并释放了农民深埋心底的仇恨心理，引导农民冲破传统宗法体系和乡里人情的障碍，走进革命之中。乡村和农民在革命的组织之下，进入了现代世界。然而，这种转变在解放农民、满足农民利益的同时，却又建构了一种排斥农民自主性的高度封闭性体制，为革命后乡村社会的变革和农民命运埋下了伏笔。

　　 三、乡村的革命深嵌：癫狂与静默

　　 革命胜利和新中国的成立，建立起完整和巩固的新生人民政权之后，乡村社会又面临着新的革命进程———如何建设现实的社会主义社会？ 在革命年代，中国共产党对农民和乡村社会的动员必然要同时满足两项标准；一是不能与多数农民的核心利益和意志相冲突；二是建立一套严整的政权组织体系和纪律体系，避免乡村社会的自由涣散风气对革命战争的不良影响。一旦战争压力消除，党的政权体系在全国范围内巩固下来，政权体系的运作从战时的非常规化转化为日常生活的常规化时，新的矛盾和问题就会涌现出来。首先是，土地改革完成之后，农民会转向个体和家庭的发家致富。这样，农民家庭之间必然产生新的经济和社会分化，政治动员的效力就会逐步降低。其次，政权体系的常规化意味着困扰所有统治者的古老问题会再次出现，比如，官僚主义、腐败、以权谋私等等。因为新政权的高度集权特性和严密的组织纪律性，导致农民难以通过政治参与的形式对此予以制约，政权体系的利益和诉求就有可能与农民的利益和诉求之间裂隙增大。革命领袖在建国后，便着手思考如何向社会主义秩序转型的问题。在革命年代，中国共产党成功地实现了现代革命与传统乡村的有机结合；建立全国政权之后，中国共产党面临的新任务则是； 实现国家的现代化改造，尤其是乡村的现代改造，赶超世界先进发达国家。走合作化道路，建设社会主义被作为正确道路选择，而个体化和私有化被与资本主义尾巴等同起来，需要进一步的继续革命予以革除。那么，如何推动合作化与社会主义金光大道的建设呢？应该说，革命时期建立的乡村政权体系已经为土改之后的农村合作化提供了现实的政治基础。党的上层领导相信，可以将这种对乡村社会的高度整合力量用以驯服几千年小农形态自由耕作的农民走合作化的社会主义道路，以避免分化，利用先进生产关系推动生产力发展的“多、快、好、省”。显然，党的领导人对农民问题的认识是有偏差的。土地改革和针对地主豪绅富农的阶级斗争运动使得多数农民在政治、经济和社会等各方面都受益，他们虽然改变了旧秩序和旧天命观，但是并没有改变农民几千年来的生活模式； 自由耕作的小农经济以及由此而来的追求个体家庭的发家致富欲望。一旦党和国家将农村改造的目标调整到改造农民本身，实际上就难以得到农民的普遍支持了。革命以浪漫主义意识形态的政治正确取代了革命领袖引以为镜鉴的现实主义的实事求是路线，将农民作为小私有者的自发势力作为农村社会主义改造的敌人，认为农民以小私有对抗社会化大生产，这是保守和反动的，需要在革命运动中予以否定和改造。

　　 尽管农民在不愿意的情况下走进了合作社和人民公社，我们也不得不看到，这场继续革命中，乡村社会和农民群体也被深深地纳入革命进程中。尽管这场针对农民自发势力的革命意味着对农民发家致富愿望的否定，但是它在两个方面给了农民以解放的快感。一是契合了农民对于平等的诉求。合作化和集体化的平等梦想无疑给了农民，特别是青年农民一种从长辈的束缚解放出来，为单调的农业生活添加进政治色彩的机会。二是它为乡村革命积极分子提供了一种可以寄托、投射其改变乡村生活常规、加入外部世界潮流的愿望与梦想的机会。因此，尽管农民被作为改造的对象，却依然在国家权力推动的革命进程中找到解放的感觉。一方面，革命通过持续的阶级斗争，震慑了阶级异己分子和基层干部中的不良者；另一方面，则创造了一系列革命仪式和组织化生活形式，塑造社会主义新农民。这两者的交织，从话语模式上击溃了农民的传统价值观，部分满足了农民隐秘的欲望，使得自上而下的对农民的革命却也不乏自下而上的农民的表演和参与。因此，伴随这一过程的，不仅有官方不断地塑造典型、创造仪式甚至神话领袖，以引导和改造农民精神和意识，而且也包含着农民“自主”的癫狂参与。那些发生在乡野村落的过度暴力、相互监控、检举揭发，以及打着革命正义旗号的无法无天行为，很难用被动行为来解释，还不如说是借着时势而表达宣泄自己对他人的日常仇视，施展突然降落在自己手中的权力。

　　 癫狂的背后则是农民真正自主诉求的静默。当国家用全新的组织机制将基层社会与上层社会整合起来，运用高度集中而又纪律严明的政党系统实现对乡村社会的全面控制和动员时，农民已然失去了自主言说自身需求和欲望的途径。革命意识形态所承诺的解放和美好生活在实践中日渐增加其不可信性，他们不得不在另外的隐秘战场与之抗衡。他们采用“偷”( 集体财物) 、“瞒产私分”和“借”( 而不还) 、“压产”、“磨洋工”、“集体田里磨洋工，自留地里打冲锋”等办法，表达经济不满；对阶级斗争则敷衍了事来表达其政治不满。［8］正是这种弱者的武器，以粮食为杠杆，以饥荒为表现形式，多次将意识形态膨胀的政策推回去，直到最后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形式，承认了农民大包干的诉求，集体化和人民公社才走进历史的博物馆中。

　　 四、革命之后再回顾：卑微与荒诞

　　 1978 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宣告了漫长的 20 世纪中国革命的终结，开启了常态性国家发展的新道路，革命被改革取代。对于乡村社会和农民而言，改革释放的经济自主、社会自治和政治权利，完成了中国农村的“绿色革命”，长期困扰中国的饥饿问题迅速成为历史。发源于农民创造的“分田密约”( 自由与放权) ，成为新时期中国改革的核心密码。然而，一旦从革命的话语世界走出来，乡村社会和农民发展问题，又成为中国现代化发展的基本问题。释放传统体制对农村和农民的束缚，可以取效一时，但是难以持续。20 世纪80 年代的“在希望的田野上”的欢乐，很快变成80 年代末到90 年代之后的“农民负担问题”以及“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撤下革命帷幕之后，乡村和农民的原生形态及其在现代化背景下的固有困境再次凸显出来。一旦失去革命政治视角的遮掩，以今日农民在市场化、城市化进程中的命运为参照，革命年代乡绅中具有社会正义精神和责任感者不乏其人，而流氓无产者相当部分则是文化沙漠中的饿狼。封建宗法体系在压抑人的个性的同时，也不乏对乡邻亲族的护佑和民间公义的维持。反倒是一些所谓的革命者，成为了乡村秩序中的异类。失去了最终历史目的和政治合法性的注脚，卑微者在革命的大词遮蔽下愈加卑微，有些人甚至回归到最粗俗的食色欲望与暴力追求，而革命进程中那些不加区别地摧毁旧秩序的行为，留给历史的只是长长的荒诞背影。漫长的20 世纪的乡村革命正在褪去其光环，成为反思当下现代化道路和精神意识的历史对象。现代化原本就是一个残酷的历史过程，尤其是对行将被消灭的乡村社会和农民而言，他们需要结束一段旧历史，搭上工业和城市生活这班注定充满风险和动荡的航班。我们必须关注并同情在这一转变进程中的弱势者，努力筑起政治、经济以及社会文化的安全阀，而不是道德化和美化这一群体，试图跨越这一进程而另寻新路。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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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朱晓阳． 罪过与惩罚———小村故事1931 －1997［M］． 天津古籍出版社，2003．

　　 ［8］高王陵． 人民公社时期中国农民的“反”行为调查［M］．中央党史出版社，2006； 152 －1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