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华生，著名经济学家。著有《新土改》
一百多年前的中国——农业文明时代最辉煌的老大帝国——就面临农业社会向城市化社会转型的难题。现在我们实际上仍在这一过程中。
“二战”结束之后全世界都面临着一个问题：先进国家已经都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了，所有发展中国家或第三世界怎么来完成这个过程？
后进国家怎么追上来？一百年前，我们的祖辈还在考虑和讨论西化或现代化是真的或假的，是好东西或坏东西。然而“二战”结束以后，这个问题已经不存在了。
全球的发展中国家都面临一个目标：有本事就追上来，至于追上来以后将来干什么，以后再说，但现在一定要追，这是人的本性。人民要提高生活水平，就像我们三十多年前打开国门的时候，一看西方，我们傻了，相差太远。
“二战”结束以后，一百多个发展中国家都在追赶，但成功的有几个？世界银行在2007年的一个报告说，1950年以后，从低收入国家成功变成现代化高收入的国家或地区只有几个，包括韩国、新加坡、中国台湾和中国香港，还有沙特阿拉伯。
除沙特阿拉伯是石油生产国之外，其他都是东亚国家（或地区），所以有人把这个结果叫作“东亚奇迹”或“东亚模式”。
东亚这几个国家和经济体为什么能成功？如果简单说私有制有多好，市场经济有多好或民主有多好，没什么用。因为，这一百多年来发展中国家探索了无数的道路，可为什么偏偏成功的是东亚这几个国家（或地区）？这是中国人最需要研究的。
这几个国家（或地区）的文化传统，比如受到的儒家文化的影响，人和资源的关系，人均可耕地的数量（包括中国、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都是一模一样的，都是一人一亩多地，历史也非常相似。
为什么它们成功了？市场经济是绝对不可缺少的，但是就像世界银行的报告所说，坚持市场经济对于经济增长是必不可缺的，但是它不能保证你追上发达国家，所以大多数国家之所以没追上，就在于此。
这确实就涉及国家能力或社会能力，也就与刚才萧功秦老师所讲的内容有点关系了。总之，这是对国家能力和社会能力的考验和挑战，中国正面临这个挑战。
从改革开放以来的第一个十年，即20世纪80年代这10年，我们从计划经济开始转型。当时，转型往什么方向都不是特别明白，连市场经济的口号都没有，中期也只是提了商品经济。
第一个十年我们是靠转型的红利，有了80年代10年的高速增长。
第二个十年是小平同志南巡以后，确立了市场经济的方向，激发了整个社会的活力，第二个十年是靠市场的红利。
第三个十年是新世纪开始，我们加入世贸组织，成为世界工厂，第三个十年是靠世贸的红利。
现在靠什么？靠任何口号、决定都不能够解决这个问题，要有实质性的发展方式的改变，这就是人的城市化，下面的10年、20年要靠农民工及其家属市民化的红利。
中国的城镇化进程，实质是土地利用的重构过程，在此过程中不同群体的利益分配也将紧紧围绕于土地。
正是在这样的大变革时期，对于不同用途的土地的各种权利的纷争也显得格外激烈。
如何解决中国的土地问题，不仅将影响中国城镇化进程的最终走向，也是破解伴随城镇化过程产生的农民工、小产权房等问题的关键，还有与此不能分离的粮食安全、农业现代化、社会保障机制等诸多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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