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企高管薪酬何以成社会焦点
近来，有媒体称央企高管限薪配套方案细则正在审议中，引起广泛关注。实际上，央企高管收入话题一直处于舆论风口浪尖。今年全国两会期间有央企高管自曝月薪8000元，立即有网友跟帖称，“这是侮辱群众智商”。前段时间有媒体报道“受减薪影响不少央企高管离职”，又有声音出来“央企高管即使没工资也是人们争先恐后抢的岗位”。
央企高管薪酬体系的改革一直在进行，但尴尬的是，无论央企高管受访时说自己现在月薪降了多少，公众也没有表现出满意，或者不怎么相信，觉得暂时减薪不过是躲避舆论风头。
那边被限薪和降薪的高管就满意了吗？虽然一些高管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现很淡定，表态支持降薪，称已经适应低薪，但实则言不由衷。将心比心，薪水突然降那么多，心理很难适应。我与好几位央企高管聊过这个话题，他们私下里抱怨薪酬改革被舆论绑架了，把高管收入拉低到工薪阶层的水平，让经营如此庞大的一个企业、贡献这么多利润和税收的央企高管拿那么低的收入，“是一个笑话”，和国外同行没法比。
公众和高管的不满，都可以理解，因为两边的参照系不一样，不是在同一个话语体系中交流，而是各说各话。央企高管们是拿自己的收入与发达国家的同行比较，而公众是将之与普通员工的收入比较，与社会的平均收入比。央企高管是拿自己的收入与央企创造的丰厚利润比较，而公众则拿央企的政策优势与民企的劣势比，抱怨央企的垄断。高管称现在的央企相比过去在经营管理上有了巨大进步，而公众则称相比发达国家还有很大距离。比较的标准不一样，自然“各自有理”，以致关于央企高管薪酬改革的话题常常陷入“不可讨论”状态，一提起就充满情绪。
公众和央企在看待高管薪酬时的参照标准不一样，正暴露了央企的模糊定位，一方面参与市场竞争，有着鲜明市场化企业的属性；一方面又承担着很多市场之外的政策性责任，有着公共部门的属性。这种双重性也表现在央企高管的身份上，既是企业高管，也是进入行政序列有着相应级别的官员。政企不分的双面身份，自然无法回避身处不同的坐标系中。公众会把央企看成应受严格约束的公共部门，把高管看成薪酬应受约束的公务员；而央企高管则把自己看成创造巨大利润应受到相应激励的市场主体。
事实上，央企高管收入的不透明也加剧了公众的种种猜测，即使现在月薪8000元属实，这只是基本工资，还有绩效工资、任期激励，更有公众看不见的各种隐性福利，特别是漫无边际、花样繁多的职务消费黑洞。
两边的想法可能都没有错，问题出在央企身份的模糊不清上——这是一个老大难问题，可又绕不过去，如果没有一个清晰的定位，无论高管薪酬降到什么地步，无论薪酬改革如何设计，都无法改变“两边不讨好”的尴尬境地。
相比央企高管的降薪限薪，近来随着股市上升，民企高管们的薪水在飞涨。据统计，2014年，2691家上市公司净利润合计约2.43万亿元，同比涨幅为6.11%，大部分上市公司高管的薪酬水涨船高，高管共获得薪酬近146亿元，同比涨幅8.9%，超过公司净利润涨幅，薪酬在1000万元以上的董事长共有5位，中国平安、万科仍是行业内高管薪酬领头羊。对于民企高管们的薪酬涨势，舆论没有表现出不满，没有人仇恨马云的财富，也没有人眼红王健林的薪酬，这是他们应得的报酬，社会也能分享到这些企业飘红所带来的市场红利。相比之下，央企高管薪酬的“两边不讨好”着实令人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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