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访嘉宾：李炜光，天津财经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中国财政学会理事，中国财税法研究会常务理事，主要研究方向：财政史、财政学。

采访：张杰，共识网编辑部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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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杰：税权收归人大已经喊了很久，这在学界似乎已经成为一种共识。但是是否能够看到实际的改革进展呢？难点和阻碍在哪儿？

李炜光：考虑到国家的制度建设，人大应该发挥它应有的审议、立法、监督的职能，税收立法权就是一个重要问题。所以这几年这个事被人大、政协的一些代表所重视，提出提案来。2009年全国政协委员蒋洪老师第一次提出来，可是当时提出来并没有产生很大反响，可能是因为提得早了一点，不过那次提出这个问题也非常重要，然后就是山东的剧作家赵冬苓，全国人大代表，提了一个关于税收立法权要回归人大的提案，这次情况不一样了。

据我所知，税权回归人大这件事情到现在没有什么实质性的进展，所以赵冬苓代表今年两会上还要提这个问题，她跟我联系过，我也建议她不要放弃。但是究竟怎么回归还没有深入探讨，现在还处于提出问题的阶段，今年再提的话就是第三次提了，会有越来越多的代表附议这样一个问题。其实，政府也开始注意到这个问题了，财政部也在跟人大方面沟通。虽然还没有具体的时间表，但议论来议论去，它已经是个事了，国务院和财政部、人大、政协这几方面都在谈这个事。我想今年两会它也会是一个热点话题。

税权回归人大的意义在什么地方呢?未来几年将是税收立法的活跃期，非常现实的就是房产税，立法在一两年内就要完成，2016、2017年就要进入实施阶段，我们说的财产税主要就是房产税，后面还有进一步的新的税法的立法问题，比如遗产税，征遗产税就必然要征赠与税，实际一下就有了三个税种，还有增值税的立法问题，《个人所得税法》的修订问题，个人所得税已经不太适合于现在的需要了，它的修订是很重要的，还有其他的环境保护税等等，密集的税收立法都将要在这几年之内完成。可是立法机关，我们的全国人大，以它目前的情况能不能应对这样一个局面还不确定，现在还在讨论税收立法的权力能不能收回来，权力还在人家手里，不在自己手里。

张杰：您2013年的时候在共识网的访谈中说10年内房产税很难开征，现在能不能重新预估一下房产税的前景？

李炜光：我们的政府是一个说一不二的政府，有非常强大的权力机制，它想做的事情都能做到，谁也挡不住，它说2016年各种法律就要到位，就要制定出来，2017年以后这个税就要开征，我相信如果硬要去做的话，它是可以做到的，但是我仍然认为这个税的开征条件不成熟。

首先，房产税的开征需要非常好的府民关系，政府和人民之间的关系要非常和谐，要有纳税人非常密切的理解和配合。当然有人会说现在就很好，但我认为这里有问题，因为房产税是向老百姓直接伸手要钱，这跟其他税都不一样，过去70%的税是流转税，大部分老百姓都不是直接交税的，税收通过价格转嫁到消费者身上，是直接感受不到的。个人所得税虽然是直接税，但是它也可以代扣代缴，由单位财务科扣除。可是房产税实打实的对一个家庭构成了负担，而且由家庭直接纳税。

其次，是要有非常严密的制度设计。我们现在还不知道房产税依据什么征税，依据房产的价值吗?如果这样的话，怎么样做到公平呢?房产税最重要的就是要保证横向公平，税率如果定1%，北京四环之内，房价一平米四万块钱，100平米一年就要交四万块钱的税，你同意吗?一般的住房都是属于消费型住房，可是还存在着投资性住房，得分开。房价是在变动的，而且房价的变动主要是依据房产底下的土地，不是房子本身值钱，关键是土地值钱。可问题是土地并不归个人所有，居民只有70年的使用权。在法律上政府必须要说清楚，制定什么样的规则来适应千差万别的复杂现象。

再进一步，怎么来评估每座房产的价值?房产的价值多长时间评一次，由谁来评估?比如税务局来评估就不合适，税务局是征税机关，它来评估，大家恐怕难以接受。那就得有第三方，这个第三方是谁?第三方必须是相对独立的机构，至少要独立于征收方的税务机关，可是中国的社会组织很不发达。而且，它的公信力要求很高，要有一批房产价值的评估师，据说要开征房产税的话，全国评估师的数量不能低于十万，现在合格的评估师还很少，对专业要求是非常高的。还有，评估出来以后纳税人不认可怎么办?要申诉，往哪儿申诉?这是复杂的技术问题。

房产税我不认为现在时机很成熟，非得要去做饭也是一锅夹生饭，由于它的直接税性质，很容易引发社会问题。世界历史上，直接税是引发过的革命的，我们当然不希望什么革命，尤其是现在这种时代，掌握政权一方的势力太强大了，任何人都无法与之对抗，但是引起社会的一些不安定，是有可能的。

张杰：1月5日《税收征收管理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公布，有一条提到：国家实施统一的纳税人识别号制度。这个制度的出发点和立足点是什么？它的可行性怎么样？

李炜光：应该是个好事，社会在发展进程当中逐渐规范化，需要有一个强大的政府，政府的强大表现为它对社会的控制力，这样才能实现现代社会的治理，这是福山的基本观点。他说中国就有一个强大的政府，但是光有这个不够，最重要的是后两个因素，法治和问责制。有后两个因素制约第一个因素，它才能称为现代治理结构。

传统中国有一个庞大的政府，也是一个说一不二的皇权体制，但是它说不上是一个强大的政府。中国传统社会的治理到县以下它就管不了了，只能乡绅自治。但是现在的政府可以，可以管到每个人，每个家庭，所有信息它都掌握。纳税人识别号其实就是一种表现，每个人在这个社会当中都被严密控制，表现出现代社会政府强大的治理能力。当然，它需要法治和问责制配合。交税是大家共同的规则，这是公民社会的一个特点，税收是大家同意的，交上税来给大家办事，如果有一个人逃税的话肯定是逃大家的税，其他人就会受损，从这点来说它是维持现代社会一个必要因素，可以增强个体的责任感，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是一个好事情。

但是这也提出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当公民履行了这样一个义务或者是责任之后该怎么办?他既然承担了这份纳税的义务，也就证明他是纳税人，而纳税人跟传统的交税者不一样的地方就是他拥有相应的权利。福山所说的后两个因素就体现了纳税人的权利。纳税人有权知道税收的依据是什么，是否符合法律程序，是否有大家的同意，收上的税怎么用的，应该有民主和法治的一套机制来兑现。这些是纳税人作为权利主体应该享有的，一手交税，另外一手就要权利了。现在我们没做到这一点，我们有一个强大的政府，但是同时把所有本来属于社会的、民众的权利也搂在自己怀里，这就变成了一个传统体制，从上至下强权统治，而现代社会讲究的是治理，治理讲究合作、妥协、商量。

纳税人识别号的意义其实就在这儿，一方面逃税空间很小，保护大部分合法纳税人的利益，实际是公平的。另一方面，它要求掌握权力这一方要更多的强调治理观念，提倡法治和民主，让更多的普通纳税人参与到决策和政策实施过程当中，而不应该在局外，有利于推进社会的民主进程。如果不往这个方向走的话，就变成纯粹控制社会的某种手段了，这样就悲剧了。这两个方向究竟往哪儿走，只能再观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