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文昌：实现审判为中心，亟需解决机制障碍

田文昌：实现审判为中心，亟需解决机制障碍

作者：田文昌，中华全国律师协会刑事业务委员会主任

本文系田文昌主任2016年4月29日在首届“典谟法治论坛”上的主旨演讲

本文经作者和北京典谟律师事务所授权大案（mycase）发布

首先祝贺典谟律师事务所的开业庆典！最关键、最重要的是在今天这种刑辩环境不尽人意的状况下，还能够打出以刑辩业务为主的这样的旗号来建立一家律师事务所，这是一种“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壮举，敢于迎着困难上，在中国律师界还不是太多。

由于我做刑事辩护多年、深有体会，所以在此我也希望在我们中国现行状态下，能够有更多的律师，更多的律师事务所，都能够做到在困难的情况下坚持做刑事辩护，因为刚才江平老师、陈光中老师都讲了，刑事辩护的作用是什么？就是维护法治、保障人权。

接下来我简单谈谈今天的话题，如何实现以审判为中心。去年我曾经发表了一个专题论文，关于审判中心主义的实现与保障，提到相关的一些问题，今天我简单讲一个重要的前提。实现刑事审判为中心的前提，我认为最重要、影响最大的前提是解决机制的障碍。

为什么这样讲？我们强调以审判为中心，就必须给审判机构有相应的权力和地位，但是在目前条件下这点远远没有做到。我们应当知道，“文化大革命”以前中国“公检法”三家的位置就是“公”、“检”、“法”——公安是老大。“公检法”，一直叫到现在还是“公检法”。在1979年提出法治建设以后，一个体制设计的重大变化或改革，就是提高了法院和检察院的规格：法院和检察院系统从上到下，比公安系统高了半格。这是个重要的体制性的设计，只有在这种设计的框架下，才能把法院的地位提高，才能使法院起到在司法审判当中把关的作用。

我们的司法改革、法治建设推进这么多年来，一路走下来有了一定的成就，但是就是在十年前后，就是周永康主政司法系统的时候，一下子恢复了原状。周永康对法治建设的这种破坏，表现在很多方面，其中最重要一个体制性的变化，就是恢复了“文革”前的设置，又变成了公安级别最高。

在公安成了老大，司法机关居于它的下位的时候，不可能实现公检法三机关的相互制约。所以大家都说“公安是做菜的，检察院是端菜的，法院是吃菜的”，这是必然的结果。公安是老大，政法委书记是公安局长，常委是公安局长。周永康下台，四中全会以后这个问题得到了一定程度上的解决，但是又并没有完全解决，没有像1979年的时候一下子都变过来。

我认为要想实现审判为中心，首先在这个机制设计上要有一个彻底的、统一的转变，必须把司法机关的地位提高上来。

任何一个法治国家，警察都是检察官法官的助手，现在我们警察比法官还大，更可笑的就在前天我在外地开庭还遇到这种情况：法官、审判长得听法警的！我在很多开庭的时候看到审判长都指挥不了法警，都得跟法警商量着办事，连司法警察都比法官大，这就是中国的特色，所以这个问题不解决，“审判为中心”实现不了。

类似的问题还有，比如说检察机关的职能是什么？两年前“上合组织”六个国家在北京开会的时候，下午到北京事务所参观，给我提了一个问题，说上午观摩了一次庭审，我们怎么不明白你们法庭里公诉人权力怎么那么大。我说你们真不知道吗？我们这种设计是跟你们学来的。他们都不知道，为啥？一个他们年轻，再一个他们早就改变了，我们检察机关这种特别大的权力，是列宁的时候传承下来的。十月革命胜利以后，据说保留了资产阶级的法官，但是由于不相信资产阶级的法官，当时苏联的最高检察院的检察长维辛斯基设立了一套体制，由无产阶级检察官监督资产阶级的法官，所以苏联检察官权力非常大。

其实我们恢复法治的时候，据我了解苏联在解体之前，其体制已经改了，但是我们仍照搬过来学习。

我们的检察官不仅起到公诉作用，在法庭上开庭的时候还要依法实施监督。我在那篇文章也说了，检察院一方面监督法官，一方面还有自侦权，我们司法人员在检察院这种双重夹击态势下，能不能真正实现独立审判，能不能实现审判为中心？这是空谈。我觉得这是很关键的制度设计问题，这些问题如果不解决，我们口号再喊的响亮，审判为中心的问题仍无法实现。

还有比如看守所问题。通过刑法修改以后看守所状况得到很大改善，但是为什么不彻底解决？因为没有解决“抓人关人是一家，起诉监督是一家”，这都是完全违反诉讼规则、诉讼规律的一种机制性的障碍。所以我一直在呼吁这个问题首先要解决，其它的问题都在其次，喊得再多，这些障碍不排除，就肯定要受到体制性的障碍，改革也就推进不下去了。以审判为中心的问题，我简单讲机制性障碍，其它先不谈。

同时今天的议题还涉及到排除非法证据的问题，我也简单讲一下。我们喊了这么多年，努力了这么多年，我发现最高检、最高法都在频频发文件、做司法解释、搞调研，但是作为一个实际参与刑事辩护的亲历者来说，我个人体会基本上没有什么实质性的推进，还是停留在口号上。

这是个非常严峻的问题。我们的改革到底想怎么往下走？我们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很难落实。我知道在最近的一系列案子当中遇到很多问题，证据违法十分明确，就是排除不了，为什么？这里原因很多，其中一个重要前提是独立审判问题解决不了。中央政法委文件一再发布，最高法院的规定一再发布，要求坚决杜绝权力干预司法，实际上权力干预问题一点没有减少，只不过有的地方由公开转入了地下。可是我们司法人员敢不让他干预吗？甚至还要主动寻求干预，权力面前依然是战战兢兢的样子。在独立审判实现不了的情况下，排除非法证据谈何容易？明知道是非法证据应当排除，可是有由于权力的干预和权力的障碍，不敢往下走。

还有一种非常扭曲的情况，我和陈光中教授说过，这个问题还要强烈呼吁——现在把庭前会议当成了取代庭审的一个变相的机制，公开就讲排除违法证据怎么能在开庭时进行？丢不起这个人，所以要以庭前会议解决。这是违法行行为，但是很多法院都这么做。庭前会议到底是干什么的都搞不清楚，全乱了，把庭前会议变成了总开庭，甚至变成了正式开庭。有很多案件庭前会议开了两天，法庭庭审只开了半天，庭审成了走过场，庭前会议成了真正的审判！更重要的是我强调，用庭前会议代替公开审判方式，要害是违反了公开审判的规律，把公开审判变成了秘密审判。这样的话，排除非法证据更无从谈起了。

所以，在改革进程中必然遇到重重阻力，在出现阻力的时候必然会出现各种规避改革的一些取巧行径，这是在改革中必然要发生的一种现象。但是当出现这些现象的时候，我们应当正视这些问题存在，尽快解决这些问题，否则的我们改革就会毁于一旦，或者陷入空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