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审法官、合议庭办案责任制是新一轮司法领域改革的重大举措，其目标是“让审理者裁判，由裁判者负责”。随着最高法院“四五改革纲要”、 《关于巡回法庭审理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关于全面深化人民法院改革的意见》等相继出台，主审法官的角色似乎越来越清晰。尤其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巡回法庭审理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明确：巡回法庭的合议庭由主审法官组成，由承办案件的主审法官担任审判长，表明参与合议庭的都是主审法官，合议庭办案也当由主审法官共同负责。这一角色定位与笔者先前的主张是一致的。（可见拙文《谁是主审法官？》）按照这一规定，司法责任制其实质就是主审法官负责制或共同负责制。然令笔者颇感意外的是，2015年9月最高人民法院出台的《关于完善人民法院司法责任制的若干意见》，“主审法官”角色竟然从中消失了。该意见使用了“独任法官”、“承办法官”、“合议庭组成人员”等用语，唯独对“主审法官”只字不提。“主审法官”去哪儿呢？
从顶层设计来看，“主审法官”的概念与“主任检察官”、“主办侦查员”概念显属一脉相承。四中全会决定明确要求“完善主审法官、合议庭、主任检察官、主办侦查员办案责任制，落实谁办案谁负责”。三个概念形式上看起来也比较对应，都是“主”字开头。然而，尽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完善人民法院司法责任制的若干意见》回避使用了“主审法官”这一概念，但紧跟着出台的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完善人民检察院司法责任制的若干意见》，却仍然保留使用了“主任检察官”概念，并明确规定了“主任检察官”的职责分工等。这一去一留，如此这般变化颇耐人寻味，值得推敲。
笔者猜测，个中缘由，或与“主审法官”这一概念本身的科学性、专业性、周延性不够有关。毋庸讳言，所谓“审判”，既有审又有判，审是过程，判是结果 。“让审理者裁判、由裁判者负责”的改革，本身就表明审判活动具有审理与裁判的双重属性，因为这一改革针对的就是“审者不判，判者不审”的“判审分离”现象。且审判的重心不在“审”而在“判”，“判”才是本质，才是终极目标。真正要由法官负责的往往也是“判”，而不是“审”。所谓法官，古时又称“判官”，可为印证。从审理的角度而论，无论独任审，还是合议庭审案，确实需要主持或组织者，正如公诉行为、侦查行为需要“主任”、“主办”才能实施一样，“主审”一说是成立的。从裁判的角度而言，合议当然需要有人召集，但合议权并无权力大小之分，承担审判责任更没有主次之分。无论是审判长，还是合议法官，其权力大小、责任大小并不因是否“主审”而有差别；无论是初出茅庐的初任法官，还是久经磨砺的资深法官，其裁判权也不因其资历深浅而有级差。因而，“主判”一说闻所未闻，无从谈起。客观而言，从行为实施的角度而论，审理行为、公诉行为、侦查行为在行为性质上具有一致性，故可以套用“主任”、“主办”的逻辑定义法官的“主审”角色，但“主审法官”这一概念却不能完全周延审判活动的全部内涵，因为除了“审”还有“判”，“审”是需要“主”的，“判”却是无“主”的。由于忽视了审判行为与公诉行为、侦查行为性质上的差异，简单套用“主任检察官”、“主办侦查员”的概念定义“主审法官”，难免不会引发争论和质疑。或许这可能是“主审法官”不知去向的原因或原因之一，尽管“主审法官”角色可能悄然改头换面以另一种面目出现在改革大戏中，其角色定位实际上也并无多大变化。
简单解析“主审法官”这一概念，问问“主审法官”去哪儿呢？至少可以带来以下三点启示：
其一，改革应“谋定而后动”。细观2014年披露的“四五改革纲要”有关规定及随后颁布的修订意见，对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巡回法庭审理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关于完善人民法院司法责任制的若干意见》，短短一年多时间，“主审法官”有关表述一变再变，难免不会引发盲动、乱改的质疑，不仅导致认识不一，人心不稳，也损害了改革本身的权威性、公信力。改革牵一发而动全身，兹事体大，应该谋定而后动，不宜轻举妄动，任性而为。
其二，改革本身的专业性可能需要重新审视。“主审法官”概念的不周延、不科学，表明有关改革举措的论证或不够充分，凸显本轮司法改革仍存准备不足尤其是技术准备不足的隐忧，改革本身的专业性还有待提升。
其三，改革呼唤“量身定作”式的制度设计。虽然同在“政法”的旗帜下，审判权、检察权、警察权的属性显然存在较大差异，尤其是司法权与警察权的差别，有如鸿沟。即便同属“司法”，审判权、检察权也并非完全等同，所以“主任”犹在，“主审”已去。简单套用一个思路、一种模式、一套方案进行制度设计，可能会产生“差之毫厘，谬以千里”的效果。因而，改革要实现一定的精细度、精准度，有必要区分那些哪怕看起来比较细微的差异，在大的原则框架下，注重差异性的“量身定作”式改革可能才是最优选择，才能产生最佳效果。
.jpg){kind=smal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