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海外观察人士而言，每年三月举行的两会是观察中国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难得的窗口。近来，中国的政治和经济都呈现出令人困惑和惊慌的信号，比如意识形态领域的激烈争论和中国经济增速放缓。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IPP）学术委员会主席郑永年教授在接受IPPreview.com独家专访时，回应了外界对上述问题的关切。
执政党最紧迫的任务
IPPreview.com: 2016年度的中国“两会”已经召开。依你所见,本届“两会”的重点是什么？在这一段时间里，执政党最紧迫的任务工作是什么？
郑永年：今年的“两会”非常重要，因为习近平上台执政已经四年了。另一方面，对于执政党来说，这次会议具有重的政治意义，原因在于“十九大”将在明年召开。除此之外，2015年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已批准了“十三五”规划。
根据中国的政治安排，2015年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确定了今年全国“两会”的主要议题。中共在五中全会上确立了其发展规划与前景，并通过今年的全国人大与全国政协，把党内通过的这一规划上升至国家层面的政策规划。“两会”在中国的语境中是一项国家事务，而非党内事务。一些西方学者认为两会是批准中共事先达成的决议的橡皮图章式的立法机关，这种说法其实并不准确。尽管许多议题在2015年的十八届五中全会上已经有了充分讨论，但全国人大与全国政协的会议将会有不同社会群体的人士参与。正如此，即使这两者都有一致的主题，“两会”的社会讨论基础要远大于2015年的五中全会。在这个意义上，“两会”是非常重要的。
“两会”的目的是讨论关于中国的社会与经济事务。这也是人们为什么认为“两会”是中国总理的政策阐释平台，而党的全会则是中国国家主席，同时也是中共中央总书记的政策阐释平台。
2016年的“两会”有众多的重要议题有待讨论。首先是去年提出的关于一个适度繁荣的社会——即中国所说的“小康社会”——的建设。“十三五”规划已经清晰定义了关于“小康社会”的概念，即到2020年中国的人均GDP将从今天的7800美元上升至2020年的12000美元。为了达到这一目标，2016至2020年期间每年的GDP增长率将不得低于6.5%。
“十三五”规划中提出的第二个任务是减少贫困。尽管中国已经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今日中国的农村地区有大约七千万人，城镇地区约一千万人的生活水平仍处于1美元贫困线以下。如果根据国际标准来计算，中国将会有三亿人处于贫困线以下（1.25美元）的生活水平。根据“十三五”规划，中国计划从2016至2020年间每年帮助一千万人口摆脱贫困，以达到2020年的减贫目标。
这两个目标是为实现两个“一百年”目标而规划的。第一个“一百年”目标的实现是在纪念1921年中共建党的100周年时刻，而第二个“一百年”目标的实现是在纪念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100周年时刻。第一个“一百年”的目标中实现“全面小康”社会的建设则是习近平执政期间的紧迫任务。这对于中国，对于习近平总书记的个人历史定位，都将非常重要。
更重要的是，中国正面临着经济增长放缓的问题。我记得在“十八大”召开之前，人们花了将近两年的时间讨论关于中国陷入可怕的中等收入陷阱的可能性。最近，由于经济下行压力，人们又重新讨论起这一问题。如果中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这将是一个大麻烦事。我们以东亚经济体为例，日本与“亚洲四小龙”成功地避开了中等收入陷阱并成为高收入经济体。但是，马来西亚、泰国、菲律宾及其他国家的经济，若按人均GDP计算，并未逃脱中等收入陷阱并经历了经济停滞。根据经验来看，一个成功避开中等收入陷阱且达到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社会才能够建立清廉政府与开放社会。然而，一旦它陷入中等收入陷阱，诸如腐败、社会不稳与环境污染等问题将浮出水面。
中国现在正面临着严重的经济下行压力。2015年由股市大跌引发的金融市场动荡是由于失败的金融市场改革所致。最近来看，中国楼市前所未有的价格上涨也在许多中国人当中引发了恐慌情绪。中等收入陷阱、贫困与金融危机都是与民众最紧密联系的几个问题，同时也是要在“两会”中讨论的问题。
谈反腐
IPPreview.com:：您如何评价中国新一届政府的反腐决心，中国政府建立“法治中国”的动机是什么?
郑永年：反腐对于中国的政治和经济当然都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因为中国日益严重的腐败正在侵蚀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合法性。不过现在，中国民众对这场反腐运动的评价正在改变。反腐之初，中国老百姓看起来是支持的，因为他们饱受腐败之苦。但是现在他们也开始质疑普通老百姓能从反腐中获得怎样的收益。大规模的反腐让中国基层官员变得相互猜疑和工作懒散，政府的工作效率因此下降，这必然给普通民众带来不便。商人们也对目前的中国现状感到担忧，因为他们觉得在中国做生意面临更多的困难。总之，反腐的支持度正在下降。与此同时，西方也开始越来越多的批评中国对人权的打压。外界会很困惑——执政党究竟是在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国家。执政党必须解决回答好这些问题。
谈军费与外交
IPPreview.com:：在上周五的两会中，中国政府透露2016年的军费开支将提升7.6%。这是过去六年来的最小增幅，也比外界预期的要低。这是不是因为中国经济放缓导致的？您认为中国未来的外交政策会是什么发展方向？
郑永年：在邓小平时代，中国奉行“韬光养晦”的外交政策，中国的军费开支长期保持在一个很低的水平。随着中国逐步成为一个全球性经济体，中国开始了一轮快速的军事现代化进程，不可避免的是军费开支的迅速增长。去年，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主导了新一轮军改。外界担心随着军改的深入，中国的军费开支会有大幅增长。除此之外，南海局势的扩大化也增加了外界的忧虑，尤其是担心中美两国发生冲突。大家很可能将中国军费增长与南海军事对抗的升级联系在一起。
7.6%的军费增长率创下了过去六年来的新低。我认为，中国的军费增长在一定程度上是不可避免的。作为一个经济上越来越强大的国家，它不可避免得要加强自己的国家防卫能力和军事现代化。问题的关键是中国的军事现代化是否会走向西方断定的“帝国主义”和“富于进攻性”。西方有人不断夸大中国军事现代化的威胁，但也有人相信中国的军事现代化只是用于本土防御和战略威慑，而非进攻目的。中国的军费开支即便有如此大的增速，也依然远远落后于美国的军费开支。
西方有些人断言，中国在南海和东海的举动带有进攻性。然而从中国的角度看，这其实是一种防御性和被动性的反应。我们应该客观地看待这个问题：中国在南海和东海问题上确实是一种被动的反应。比如说，是日本政府首先做出了钓鱼岛国有化的举措，进而激化了中日在东海的矛盾。在此之前，中国很少对日本的举动做出反应。至于说外界批评中国在南海争议岛礁上的大规模建设，越南和菲律宾其实早就这么干了。实际上，中国不过是南海争议岛礁建设的“后来者”。只不过，中国具有更强大的国家能力，中国可以在更短的时间里完成更大规模的造岛行动。也正因为如此，中国的举动才引发了外界的批评。美国也意识到这个问题，但美国依然谴责中国在南海问题上对于小国过于盛气凌人。中国辩解说，小国不能因为大国的顾忌而肆意挑衅大国。
中国政府在民族主义和理性主义上面临着两难选择。在我个人看来，习近平总书记更多的是一个理性主义者。一方面，他提出中美之间建立“新型大国关系”.避免陷入修昔底德陷阱和不必要的冲突。另一方面，他需要平衡国内日益兴起的民族主义情绪。他不得不在民族主义和理性主义之间寻求平衡。如果他不能对南海和东海的紧张局势做出回应的话，他将面对国内民族主义的压力。但同时，如果他过度反应的话，中美、中日之间的关系会恶化。总之，他能够在这两者之间寻求到一种平衡。中美在南海之间并不一定是对抗的。美国在南海最大的关切是航行自由问题，这恰恰也是中国最大的国家利益。南海的自由航行对中国而言更重于美国。中国超过85%的贸易物资是通过南海运输的，如果一旦南海发生不测，中国整个的国民经济都要受到影响。因此，中美在南海的自由航行问题上其实是有着共同利益的。
尽管中国已经承诺保护南海的自由航行，但南海问题的一个棘手麻烦是南海声索国之间的国家力量极不平衡，这个麻烦一直无法解决。在南海问题上，美国可能站在菲律宾和越南这一边。但这两个国家的南海政策其实并不一致。东盟成员国普遍都是小国，它们大都希望和中国建立相对稳定的国家关系。2016年的美国-东盟峰会发表的联合声明并没有包括美国声称的南海争端。中国的大部分邻国并不愿意和中国直接对抗。中国也是如此。尽管中国声索南海主权，并且在南海建设人工岛礁，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希望和东盟变成敌人。
比如说，中国和菲律宾因为南海争端而在政治关系上变得紧张，但两个国家之间的经贸往来依然显示了蓬勃生机。同样的情况也出现在中国和越南的关系上，而且中越两个社会主义国家还通过中越两党之间的党际外交方式，稳定两国之间的关系。我们能够看到双方“融冰”的努力，大家都希望能够寻找机会实现双方关系的正常化。中国已经期待着菲律宾新总统未来能够改善两国关系。
中国作为一个新崛起的大国，不太可能放弃南海主权。更可能的是，相关国家通过谈判的方式解决南海争端。我认为，中国、美国，还有东盟的相关国家都能在南海问题上保持克制。南海争端不应该成为一个大问题。考虑到中国经济增速放缓，中国未来会继续坚持和平发展的原则，为经济发展创造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
更重要的是，中美两国在很多国际问题上有着共同的合作基础，比如朝鲜问题。中国也一直在和美国等世界大国一起合作解决伊朗核问题。总之，中国不会成为一个挑战者，中国的外交政策将聚焦在维护国际秩序的稳定上。
谈意识形态
IPPreview.com:：对中国最高领导人来说，眼下最大的挑战是什么？上个月，中国互联网管理机构关闭了退休的房地产商人任志强的微博。西方认为这是中国在加强意识形态领域的控制，强化党员的忠诚。你如何看待此事？
郑永年：现在的中国和邓小平时代已经有很大的不同。今天，中国社会更加多元化，充斥着各式各样的社会意识形态。你可以在当今的中国社会内部找到各种主义，如自由主义、民主主义、民族主义、毛主义、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领域的混乱也给执政党带来极大的困扰。
很遗憾，这么多年来执政党没有发展起自己的意识形态。官方的意识形态逐步衰落。对执政党来说，要实现可持续发展，有两个领域需要发展——一个是有效的组织机构，一个是有效的意识形态。这些年来，执政党在机构改革方面取得了很大的进步，但在意识形态领域遇到了问题。十八大以后，习近平开始意识到这个问题，采取了一系列改革措施，包括大规模的反腐、强化党的纪律和规矩。不过执政党依然没有一个有效的意识形态。
第二个挑战是中国经济增长放缓。尽管中国过去做出了很多努力，但是依然没有实现产业结构的调整，没有从投资和出口驱动型经济转型为消费驱动型经济。国内消费的增长没有达到我们的预期，相反，中国有钱人宁肯在日本欧洲等地大量购买优质产品，外部消费在大幅增长。
如果逐步改变投资拉动的增长模式后，中国经济的新动力会是什么？如果中国不能实现6.5%的经济增速目标，中国就无法完成在2020年前建成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过去中国在基础设施领域的大规模投资和房地产市场的过度繁荣导致了严重的产能过剩。为了实现6.5%的经济增速，中国推出了一系列的改革措施，比如供给侧改革。沈阳市政府甚至向新毕业大学生推出购房零首付计划，以实现房地产去库存目标。这样的政策当然有风险，有人开始担心这会触发中国版的“次贷危机”。
中国也希望通过一带一路的倡议输出过剩的国内产能。然而一带一路倡议的实行面临很多困难。 中国向发展中国家输出大规模基础设施，被认为带有政治敏感。缅甸、斯里兰卡等一些国家，都出于国家安全的担心，叫停了一些中国的大型投资项目。一带一路沿线不少国家都有法治缺失的弊端，这导致潜在一带一路的项目面临潜在的政治风险。因此，一带一路能否消化中国过剩产能还要打上问号。
事实上，中国国内市场还是有消化过剩产能的空间。习近平主席正在推进中国经济从追求“数量”到“质量”的转变。中国应集中精力进行产业升级和技术革新。最近新闻屡次曝出中国人在日本疯狂购买电饭锅、智能马桶盖、药品等，中国如果能在这些领域有重大技术突破，满足国内的消费需求，国内市场一定还会得到推动。
第二，新一波投资热潮可以帮助经济复苏，我们不应该忽视投资的重要性。虽然2008年中国的四万亿经济刺激计划扭曲了中国经济，但投资依然是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手段。如旧城改造、环保等项目都需要投资。最重要的是，中国政府应该鼓励“社会投资”。中国把社会治安、医疗福利、公共住房等归为消费，我认为这应该被视为“社会投资”，包括建设医院、养老院、幼儿园、停车场等，都应该可以消化严重过剩的产能。不同于2008年全国范围的经济刺激计划，中国应该侧重于二三线城市的基础设施建设，允许地方政府制定符合自己情况的经济刺激计划，给地方政府充足的空间。当然这应该在中央政府的监管之下。
第三，慵懒的官僚体系加剧了中国经济的下滑。过去，四驾马车——国家、地方政府、私营企业和外资——拉动中国经济。但是反腐和中央集权导致地方政府和公共部门的不作为。外资和私人企业也因为担心极左思潮泛滥而选择离开中国。因为法治的不健全，以意识形态为核心的政治环境，始终是中国企业家判断政治稳定的主要指标。民粹和“左派”思潮变得毫无节制，被大多数企业家视为是政治环境的恶化。这不仅是中国的民营企业的感觉，更是跨国公司的认知。近年来，企业家连同他们的资本大规模地外流，和这些变化相关，外资的退出也可以用这些因素来解释。
谈经济增速放缓
IPPreview.com:：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中国对世界经济的复苏做出了重大的贡献。今天，随着中国经济增长放慢，中国是否还能继续拉动世界经济的增长？
郑永年：中国对于世界经济一直有着重要的贡献。在上世纪80、90年代，中国在消除贫困方面的努力对世界有着积极的贡献。2001年，中国加入WTO后，中国对世界经济产生了正面的影响。2008年爆发于西方的全球性金融危机中，中国推出了4万亿人民币的经济刺激计划，以支持经济发展和维持全球经济增长。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中国应该继续为世界经济做出贡献。首先，中国稳定的经济发展本身就是对世界的贡献。其次，人民币的国际化、财政改革以及财政制度透明度的提高，都将有助于消除中国和其他国家之间的隔阂。再次，一带一路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能够在地区乃至世界范围内带来新的经济增长动力。随着亚投行的成立，一个发掘潜力项目的行动方案即将实施。（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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