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历史。
北京并不是第一个实现“无县”的大都市。中部唯一的副省级省会武汉早在上世纪90年代末就实现了“无县化”，目前武汉共辖有13个区；2013年2月，南京行政区划调整方案获批，溧水县、高淳县撤县设区，南京由原11区2县，精简为11区，南京从此结束“县域时代”。
2014年2月，广州行政区划调整方案获批，撤销县级从化市、增城市，设立广州市从化区、增城区；撤销广州市黄埔区、萝岗区，设立新的广州市黄埔区，改区之后，广州下辖11个区，进入到“无县”时代。
深圳和厦门这两个副省级城市设立特区时只带有一个县，所以也早就实现“无县化”。
在珠三角，同为经济特区的珠海管辖的唯一一个县斗门县在本世纪初撤县设区；佛山在2002年时，辖内的县级南海市、顺德市、三水市和高明市撤县设区。再加上1988年由县升格为地级市的东莞和中山实行市直管镇的制度，因此珠三角最发达的六个地市已无“县域”。这也是近年来在百强县的排名中，广东几无入围的原因所在。
此外，一些大城市尽管仍管辖有县，但也已接近“无县”状态。例如，天津今年7月区划调整后，撤销天津市宁河县、静海县，设立天津市宁河区、静海区，调整后，天津市的行政区划将由13区、3县的格局，变为15区、1县的格局，仅剩蓟县尚未改区。上海目前管辖15区1县（近日静安区和闸北区合并为新静安区），唯一的县是崇明。
是否改区不应一刀切
在1997年县改市被基本“冻结”（少数几个例子都是在西部沿边省份）之后，县改区却方兴未艾，目前全国中心大都市已基本将周围的县（市）改为区。一些普通地级市也将周围的县市撤县改区，比如今年以来就有盐城、秦皇岛等地下辖的县市撤县设区。
根据民政部数据，全国市辖区数量从2000年的787个增至2014年的897个，县级市则从400个下降到361个。一些百强县诸如著名的顺德市、锡山市、吴江市、增城市等相继变为市辖区。
中国社科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中心研究员牛凤瑞告诉《第一财经日报》，大城市发展到目前阶段，越来越受发展空间限制，具有对外扩张的客观要求。通过区划的调整，可以实现自身的发展。“县和区最大的区别，就在于规划权和建设权，改成区后，把规划权和建设权上收，有利于大城市在自己的辖区内进行统一规划。”
不过，是否改区还应该因地而异。一般来说，县主要有广大的农村地区和农村人口，而区则按照城市化管理，契合城镇化发展的要求。在这方面，一些大城市像北京、上海、广州等一线城市和杭州、武汉等二线大城市，本身市中心的力量比较大，具有强大的辐射力和扩散力，周围的县改区之后，发展远远大于县域自我发展的利益。
以北京为例，过去很多郊县变为区后，其基础设施建设发展较快。比如1997年通县改为通州区，2003年八通线通车，通州成为最早通地铁的郊区县。1999年昌平“撤县设区”，2007年地铁13号线通至昌平回龙观、霍营。改成区之后，中心大城市享有的一些公共服务也能延伸到郊县。
此外，设区后的郊区县其他产业也发展比较快，目前，北京城区很多大学在昌平设有新校址，大兴区将借助新机场，发展航空产业。通州也正在建设北京行政副中心，增加行政中心功能。
但对于广大三四线城市来说，如果主城区太弱，对周围辐射能力不够大，这样的城市还处于一个集中化阶段，还要吸收邻近地区的要素，尤其是如果县和地级市离得很远，市带动力量不大，改成区对当地反而不利。
“普通地级市把县改成区后，可以吸收周围的资源，促进中心城市、地级市的发展，但这可能会减弱一定时期内相关县域地区的发展。”牛凤瑞说。
这是因为，县一般来说是一级行政机构，财权、人权相对独立，改成区后，它的行政自主权、县域经济的发展、县城发展的规划、社会管理权限都要上升到地级市去，这样非但得不到来自中心城市的辐射，反而削弱了自身的发展动力。因而对一些普通地级市来说，将辖内的县市改为区，往往要遇到重重阻力。
比如2005年，湖北地级市黄石计划将辖内最强的县级市大冶改为区，遭到大冶上下强烈反对，最后不得不作罢。2013年5月，浙江湖州市下辖的长兴“撤县设区”的动议因为引起当地各界的广泛反弹而作罢。
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胡税根说，长兴经济发展比湖州还好，同时湖州的辐射能力也不强。类似一些中型城市的声誉、影响力、带动作用可能还没有下面的县市强，改成区后，对下面郊县的干部及地方利益损失会比较大。对这些地方来说，他们更喜欢的是县改市或省直管县，而非县改区。
即便是像经济实力还不错的佛山，在2002年辖内的南海市、顺德市、三水市和高明市改区后，也屡陷入“小马拉大车”的质疑音中。国家行政学院教授竹立家就认为，在改区之前，顺德一直是全国领先地，但后来就不如昆山、江阴等地了。
2011年初，在改区9年后，广东省确定顺德区为省直管县试点，对顺德区实行省直接管理县财政体制。顺德区享有地级市的行政执法权限，并将接受广东省的直接考核，分数单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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