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拿“妄议中央”当推责的挡箭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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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日，新疆自治区纪委监察厅通报了对新疆日报社原党委书记赵新尉的立案审查结果，“妄议中央”一词出现在其所涉严重违纪问题的第一句。“妄议中央”一词迅速成了网上搜索热词，能否议论中央大政方针也成为了公众讨论的热门话题。到底什么是“妄议中央”，不能断章取义、主观臆断。新修订的《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第四十六条规定：“通过信息网络、广播、电视、报刊、书籍、讲座、论坛、报告会、座谈会等方式……妄议中央大政方针，破坏党的集中统一的”为妄加议论中央大政方针。中纪委法规室主任马森述在禁止“妄议中央”新规颁定后作权威解释时特别强调有些官员“当面不说、背后乱说”“会上不说、会后乱说”“台上不说、台下乱说”，妨碍了中央方针政策的贯彻落实，也严重违反了民主集中制的原则。
“妄议中央”一词的核心是“妄”，意为“胡乱、随便”。“妄议中央”的罪名并非随意扣在违规者头上的，也绝非不分程度随意判定的，判定“妄议中央”的罪名是有前提、有条件的。我们不能把赵新尉违规处罚结果中使用的“妄议中央”一词从文本中剥离出来进行主观臆断，也不能谈“妄议”而色变，更不能把“妄议中央”的新规当作不参政议政、不作为、推脱责任的挡箭牌。

    禁止“妄议中央”并非“防民之口”，更不是阻塞言路、充耳不闻意见与建议。“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历史事实早已告诫领导者必须广开言路、从谏如流，否则就会导致严重后果。中国历史上敢于不畏权贵、直言进谏的贤臣不胜枚举，春秋的屈原、伍子胥，汉代的张纲，唐朝的褚遂良、魏征，宋朝的赵普、司马光，明朝的杨继盛，清朝的刘墉，等等。他们“在其位谋其政”，不尸位素餐，敢于直谏，即使因逆耳忠言触怒龙颜获罪也无怨无悔，因此万世留英名。与这些人相形见绌，对当权者溜须拍马、阿谀奉承者也不乏其人，他们却千古背骂名。李林甫口蜜腹剑、蔽塞言路、排斥贤才，导致纲纪紊乱，助成安史之乱；秦桧压制舆论、独揽朝政、排除异己，导致南宋日益衰微而走向亡国。北宋政治家、文学家范仲淹《岳阳楼记》中的名句“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笔者对它的解读为“在京为官，不能深入基层，听取群众心声，无法获取底层人民的诉求，不能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为无法改变他们的生存状况而忧虑；在地方为官，不能直接向君王反映基层现状，不能建言献策、提供具有建设性的意见，为无法参与国家顶层设计而忧虑”。一言以蔽之，范仲淹忧虑的是人民群众和中央政府之间的言路不畅，无法通过有效途径表达民意、也无法学习中央精神。

党中央十分清楚蔽塞言路的危害，深知“谦听则明”的重要。因此，每项重大方针政策出台之前要做深入的调研，对决议的科学性和可行性反复论证，广泛听取群众意见。方针政策的制定首先需要收集意见、征求民意，然后形成意见稿、草案，再经广泛讨论，最终才通过民主集中制决定后出台。因此，党中央的重大方针政策不是草率决定的，也不是想当然形成的，而是在深思熟虑、反复斟酌后凝结集体智慧形成的。《新规》的出台并非要求党员干部不能对党中央决议做任何评论，形成表面上“一团和气、其乐融融”的政治氛围，而是要让党员干部明白该议什么议题、什么时候议、议的方法形式。改革方案、经济计划等应主动发言、直言进谏，而对关系国家统一、民族团结、防爆反恐等重大决策不容妄加议论；大政方针未出台、广泛征求意见时应积极讨论、发表真知灼见，而方针政策落地时应不打折扣地遵照执行；讨论的形式应该是会上集体讨论，而非拉帮结派形成小团体私下讨论诋毁。
人大代表、党员干部更应深入基层、密切联系人民群众、倾听群众意见，积极向国家机关反映人民群众的意见和要求，各民族党派人士也应肩负参政议政的职责。总之，对“妄议中央”的解读不应主观、片面，更不能用来当不作为、推责的挡箭牌。
作者：半野


(责任编辑：郑源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