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以来实施的严厉限制生育政策导致中国陷入长期低生育率，而低生育率会带来一系列的社会和经济问题，首先就是人口迅速老龄化，劳动力数量相对于需要抚养的老人数量迅速减少，将导致整个社会的养老成本和税收增加。可以预见的是，中国在未来20年内将成为老龄化和养老负担最高的国家之一，而且会不断恶化，这将严重拖累国家财政和经济活力。
低生育率会削弱中国在世界经济中地位。在改革开放后，中国仰仗着全球第一的人力资源和庞大人口的市场规模，在几十年内迅速崛起，成为新兴制造业大国并将会取代美国成为世界最大的经济体。但按现在的趋势，两代人之后，中国每年出生的人口将少于美国，而这些未来比美国更少的年轻人将负担着远比美国更多的老年人口，中国人口将彻底失去人口优势，经济最终又会被美国反超。
低生育率会削弱中国经济未来创新和创业的活力。随着人口老化，企业中老人的比例会越来越高，年轻人的上升空间缩小，其创新和创业活力会大幅下降。过去20年日本企业创新活力和创业活动下降，日本经济一蹶不振，长期处于萧条状态，人均收入相对其他发达国家不升反降。低生育率导致的人口老化和衰减被认为是日本经济萎靡的根本原因，这是非常值得警醒的教训。
与韩国、新加坡、台湾等东亚国家和地区的人口政策转变经历相比，中国的政策调整显然是远远滞后了。中国的计划生育从1971年算起已持续44年，从1980年的一胎化迄今也持续了35年。而其他国家和地区实施过的节制生育政策，不仅力度要轻得多，时间也短不少。
东亚其他国家曾经实施过的节育政策，采用的都是非常柔性的措施，主要是政府倡导少生并提供生育健康服务；政府的预期目标一般是每家两个，对违反政策家庭即使有处罚也非常轻微。
韩国1962年推广小家庭鼓励少生来抑制生育，到1996年试图将生育率稳定至替代水平，抑制政策持续34年；9年后的2005年大力鼓励生育。中国台湾从1964年开始控制人口增长，到1990年提倡“适龄结婚，适量生育”，抑制政策持续26年；15年后的2005年大力鼓励生育，提倡“三个孩子更热闹”。新加坡自1970年宣传每个家庭只生两个孩子，并通过合法堕胎，自愿节育和一系列奖罚措施来抑制生育，到1988年开始鼓励生育，抑制政策持续18年。
但这些国家在实行鼓励生育政策后，都不能有效地提升生育率至更替水平。中国的生育限制政策远比这些国家和地区曾经实施的生育抑制政策更严厉，而中国目前的低生育率形势，又远比这些国家和地区当时停止生育抑制时更严重。因此，中国鼓励生育，将比这些国家和地区面临更大的困难。
与单独二孩相比，全面二孩政策是大大地前进了一步，但还远远不够。这是因为，即使允许所有非独夫妇生育二孩，而不允许三孩，这依然是人类历史上，仅次于过去30多年的“一胎化”的最严厉的生育限制政策。这种全面二孩政策也远不足以维持人口的可持续发展。
由于长期实行生育限制政策以及一面倒的宣传，中国社会对维持正常繁衍所需的生育状态的预期已经被严重扭曲。根据性别比和女性年龄别死亡率，中国的生育率更替水平是2.2以上，也就是每对夫妻平均需要生育至少2.2个孩子才能维持人口最终不衰减。但根据人口普查和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近年来中国的生育率不到1.4。即使生育率处于1.4，那也意味着每过一代人，中国出生的人口将减少36%。
可是对于普通民众来说，极低生育率似乎并不直观。人们往往更关注身边生育三胎甚至更多胎的例子，从而产生“中国生育率依然很高”的错觉。对于这种错觉，我们可以通过一个假想的例子加以澄清：假如在所有的夫妻里面，有75%只生育一胎，另外25%生育三胎，那么平均的生育率也只有1.5，明显低于更替水平。但从直观感受来说，大家会发现身边有50%的孩子来自于三胎家庭，到处都是超生家庭的孩子，怎么也不会觉得中国生育率太低。这种错觉是很多人没有认识到的，其背后的原因是来自多胎家庭的孩子有更大的概率出现在人们视野中。
这个例子还说明，仅仅放开二孩是远远不够的。因为甚至当周围有一半孩子来自超生家庭时，生育率才仅有1.5，这还未考虑剩男剩女，丁克及不孕不育的人群。中国人口协会发布的调查结果显示，不孕不育患者占育龄人口的比例就达12.5%，而且，随着生育年龄的延迟，这个比例有望继续升高。实际上，一个正常繁衍的社会是需要不少三四胎的孩子才能弥补一些家庭的无子或者一胎。何况，现有大量农村人口按“一孩半”政策本来就可生育二孩，再加上符合单独二孩政策的夫妇也有1100万对，生育政策放宽到普遍允许二孩，对于生育率的提升作用十分有限。
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要达到这个目标，就应该保持每年出生人口的大致稳定，并最终使生育率维持到更替水平附近，这样下一代人口与上一代人口才能基本保持均衡。所以，在全面二孩政策实施后，如果生育率达不到更替水平，就应该立即全面放开生育；如果仍然达不到更替水平，就应该实施鼓励生育的政策。
有些人担心，一旦全面放开生育，出生人数会大幅反弹。确实，由于多年被限制的生育意愿得到释放的堆积生育效应，在全面二孩放开后的头几年，出生人数的会出现反弹，但这正是缓解中国未来人口严重老龄化和人口急剧萎缩的一剂良药。
为了维持民族的正常繁衍，全面二孩是远远不够的。假设全面二孩政策实施后全国的生育状况是这样的：5%的夫妇生三胎或三胎以上（平均四胎），80%的夫妇生二胎，5%的夫妇生一胎，10%的夫妇不孕不育，那么生育率为：5%×4 + 80%x2 + 5%×1 + 10%×0 = 1.85。相对于2.2的生育率，每一代人将依然减少16%。这意味着，但即使全国80%的家庭生育二孩，生育率仍然大大低于更替水平。何况，近年来多次生育意愿调查显示，想生二孩的家庭并没有80%。更何况，即使有些夫妇想生二孩，但考虑到多抚养一个孩子需要付出很多金钱和精力，最终放弃了生二孩。
单独二孩政策的实施结果更是印证了中国的超低生育意愿。根据国家卫计委提供的数据，自从2014年1月浙江、安徽、江西三省率先启动“单独二孩“政策以来，截至2015年5月底，全国共有145万对夫妇提出再生育申请，139万对办理了手续。而全国有1100多万对夫妇符合单独二孩政策。也就是说，单独二孩政策在全国实施一年多了，申请率只有13%。中国面临的问题是生育意愿实在太低，即使立即全面放开并大力鼓励生育也难以逆转人口颓势。
2012年10月，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属下的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发布《人口形势的变化和人口政策的调整》报告建议：结合中国当前和未来的人口发展趋势，调整和完善生育政策应分为三个阶段：近期（2015年）放开二孩，中期（2020年）实现生育自主目标，远期（从2026年起）鼓励生育。
虽然这份报告对于人口政策改革的方向预测是正确的，但我们认为实现生育自主目标和鼓励生育的时间不应拖到2020年和2026年，全面放开生育和鼓励生育越早实施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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