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场生态得不到净化，“染病”官员基数过大，干部选拔工作做得再细，也难以避免用人失察、“病官”上位。

　　干部“带病提拔”，是多年来组织部门一直在努力避免但却日趋严重的一个问题，几乎所有落马官员都有“边腐边升”的经历。其原因固然很多，但最主要的恐怕是两个：一个是干部选任制度不完善或具体工作失误较多，致使“劣胜优汰”的现象屡屡发生。一个是干部队伍中“病官”太多，防不胜防。

所以，遏制“带病提拔”必须标本兼治，打好组合拳，在认真解决干部选拔任用各环节“变形”、“失效”等问题的同时，努力做到“关口前移”，把更多的功夫下到优化官场生态，压缩“病官”基数上。

一个简单的概率问题

　　假如外表同样光鲜的两箱苹果摆在我们面前，其中甲箱有一成左右烂心了，乙箱有五成左右烂心了。两个人分别在这两个箱子中挑选同样数量的苹果。结果不言而喻：在甲箱中挑出的苹果肯定好的多，坏的少;在乙箱，则必然相反。

　　同样道理：假定在我们领导干部队伍中，“染病”官员只占总数的10%，那么，即使其中的50 %得到提拔，占领导干部总数的比重也只有5%;如果“染病”官员达到50%，即使其中只有20%得以提拔，在总数中的比重也要达到10%。

　　那么，“染病”官员究竟有多大比重呢?这首先需要界定，本文所说的“病官”，不是指存在一般缺点错误的干部，而是指严重违纪的官员，也可称作“贪腐分子”。按照通常说法，这样的人只是极少数。

我们当然无法用统计数据来精确判断这个结论是否符合实际，因为“病官”不一定都暴露出来并受到查处。但早在1982年，邓小平就说：“卷进经济犯罪活动的人不是小量的，而是大量的。犯罪的严重情况，不是过去‘三反’、‘五反’那个时候能比的”。

三十年来，“病官”有所增多，恐怕是不争的事实。在某些单位或某个局部地区，贪腐之风已呈纵向延伸、横向泛滥态势。如，河南省自2006年到2011年，共查处贪污受贿犯罪的县委书记22名;安徽省仅以阜阳为中心的皖北地区，就先后有18名县委书记被查处，且多涉买官卖官;广东茂名原市委书记案牵涉干部303名;十八大后山西省共有26位厅级以上官员被调查，其中包括4位省部级官员;中石油窝案更是令人瞠目、震惊。

　　很明显，如果官场生态得不到净化，“染病”官员基数过大，干部选拔工作做得再细，也难以避免用人失察、“病官”上位。

　　“打虎”“拍蝇”的高压态势应该保持下去

　　十八大以来，无论是“打虎”、“拍蝇”，还是整肃风纪，力度都非常大。大小贪官纷纷落马;奢靡之风明显收敛;公众的反腐信心得到提振。现在的关键是如何把这种高压态势保持下去，避免一阵风过后，贪腐和奢侈之风死灰复燃。

　　首先，必须形成上下同心协力的局面。目前很多地方的案件查办，是在中央巡视组的督促下进行的。今后，仍离不开中央对地方、上级对下级的敦促和监督，有些案件甚至需要越级查办。但是，要使高压反腐成为常态，省、市、县党委和纪委，必须在行动上与中央保持高度一致，真正做到有案必查，查必求真。

　　其次，纪检监察机关必须以办案为主业，解决好力量分散和形式主义泛滥的问题。前些年，从上到下，纪检委的编制不断增加，内设机构也越来越多，但惩腐肃贪的效果却没有明显提高。反腐专家李永忠认为，“纪委职能外延不断扩大，结果办案职能越来越弱化，如今聚焦到了办案上，所以效果比较好。”

笔者认为，除了力量分散以外，形式主义也是一个比重不小的“负能量”。有的地方，纪委一边清理其他部门的达标竞赛，一边组织本系统的创先争位评比活动。编制不多的县级纪委，也要对应上级纪委的处室分成若干组，每个组都按规范化要求，耗费大量精力，编制包括规划、规则、测评、简报、总结等文字材料。

某边远小县，户籍人口虽超过10万，但大部分由“三权”在上的国有企业管辖，县里真正管辖的人口只有3万人左右。县纪委六、七个人，一年内只查办两三起轻微违纪案件，但编写和打印的文字材料多达六、七十册，装在三十来个精美的文件夹里，摞起来近两米来高。他们说，上级纪委检查时候主要看这些。应该说，这种状况正在逐步转变，但要达到精简效能的要求，还需继续努力。

　　再次，巡视工作应突出反腐重点，增强“威慑力”。前些年的巡视工作，内容过于庞杂，致使震慑和警示作用大打折扣。近两年来，巡视内容逐步集中到发现腐败案件线索上来，实效性明显提高。中央巡视组于去年11月下旬启动的第三轮巡视，将结合被巡视单位实际，围绕一件事、一个人、一个下属单位、一个工程项目、一笔专项经费开展“专项巡视”，以求精准发现、定点突破。省级巡视组，也应参照这些做法，在发现违纪违法案件线索，增强工作精准度、震慑力上下功夫。

　 反腐倡廉制度化法治化的步伐应加快求实

　　高压反腐，尽管威力很大，但毕竟属于“治标”，如何从侧重“治标”向标本兼治、侧重“治本”转变，是一个提出多年但仍需继续破解的大课题。早在30多年前，邓小平就说，“制度问题不解决，思想作风问题也解决不了”。2002年11月，党的十六大确立了“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惩防并举、注重预防”的反腐倡廉工作方针，开始由运动式反腐、权力反腐向制度化反腐转变，并取得了积极成效。

但从总体上看，转变的步伐比较缓慢，特别是在“文本规定”的可行性和实效性上，尚有很大差距。据有的学者统计，改革开放以来，仅中央一级发布的廉政规则就有450多项。但在其中，70%只具有教育功能而无任何处罚措施，90%是由党和政府制定的临时规定，系统的反腐败法律体系尚未形成。

如应该具备权力制约功能的建设项目“招投标”、土地使用权“招拍挂”、政府用品统一采购等制度已出台多年，但从最近连续曝光的贪腐案件看，权力寻租的行为却基本上没有得到遏制。日常的反腐倡廉、整纪刹风工作，仍没有摆脱不断地发文开会、不断地强化机构、不断地组织思想教育活动、不断地开展专项整治或检查评比、不断地向上级集中权力等路径依赖。

（来源：共识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