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网北京６月３日电（记者彭卓、黄小希）“兰陵”“苍山”反复换、“襄阳”“襄樊”来回改，借用旅游景点名、争打“名人故里”牌……地名是记录历史文化的“活化石”，而近年来，一些地方出于各种各样的理由，造成千年古名朝令夕改，历史古城频遭易名。
近日民政部有关负责人在全国地名文化建设研讨会上表示，要抓好地名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慎重更名，地名要“记得住乡愁”。参会专家指出，重视地名文化就是重视国家与民族历史，“任性改名”改丢的不仅是“乡愁”，更是整个民族的记忆。
有的千年地名朝令夕改
不仅是客观符号，地名更是一个民族的文化名片和精神生态所指。目前，我国约有千年古县８００多个、古镇１０００多个、古村落１０万多个，百年以上地名不计其数。
然而近些年，一些地方出于各种目的，频改地名，甚至有些貌似方便、洋气的新地名、怪地名出世，部分蕴含人文韵味、精神图腾的老地名被挤下了历史舞台。
——借名牌效应开发旅游。借中国首个国家森林公园之名，１９９４年湖南大庸市更名为张家界市。为靠向英国作家詹姆斯·希尔顿笔下永恒宁静之地“香格里拉”，云南省迪庆藏族自治州中甸县２００２年更名为香格里拉县，２０１５年又“晋级”香格里拉市。
名人、名企、典故也成为被“攀附”的对象。一些地方人士为本地积极动议：拟将贵州仁怀市改为“茅台市”，将河南鹿邑县改为“老子县”，将贵州水城县改为“夜郎市”。还有多地虽未改名，却争打“名人故里”品牌：曹操故里、墨子故里、徐福故里……甚至“西门庆故里”都被列入争抢名录。
——借行政区域规划变更“复名”。在部分辖区调整中，地名不断变更，而一些曾被改名的地区也借机“复名”。１９５０年起云南思茅地区先后经历了宁洱、普洱、思茅多个名称，２００７年又更名为普洱市。而神农后裔封王处、“扼四方之襟要”的古城陕州，也因黄河水利枢纽工程被改称三门峡市。
“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湖北襄阳镇１９５０年与樊城镇合并后改名襄樊市，２０１０年又改回襄阳市，实现文化回归。屈原寓意“圣地”的名邑“兰陵”、关羽大意失掉的古郡“荆州”，也先后经历了“苍山”“荆沙”等往复更改，终得以重拾旧名。
——为讨吉利“祈福避邪”。中国地理学会历史地理专业委员会主任、复旦大学教授葛剑雄在《更改地名之忧》一文写到，有人以（江苏省）骆马湖谐音“落马”为由，要求改成“上马湖”。
不可否认，一些地名改后为当地带来红利。以张家界市为例，改名后该市知名度一路飙升。但复制“张家界模式”带来的不一定是成功，“一生痴绝处，无梦到徽州。”朱熹故里、徽商发祥地、明清社会文化缩影的水墨徽州，却在１９８７年被撤销，变成地级市黄山市。
针对部分地区出现的“大洋古怪重”等地名乱象，民政部副部长宫蒲光在会上指出，需深入开展整治，做好“乡愁”这篇地名文化建设文章。
专家指出，由千百年历史积淀形成的地名，不应以沉睡的姿态淹没于典籍，而应“活着”承载民族记忆。功利主义的短视目光，改掉的不仅是一座城市的历史积淀，更丢失了一个时代的记忆。
乱改地名亦属行政乱作为
中南大学教授、中国村落文化研究中心主任胡彬彬在会上表示，“地名文化”包括语词文化和实体文化，记录了人类社会发展历程及民族的变迁、融合，是重要的国家历史与民族文化遗产。
徽州、陕州等地名的消失，只是中国多座古城易名的缩影。２０１４年全国第二次地名普查会议发布数据显示，１９８６年以来，我国约６万个乡镇名称、４０多万个建制村名被弃。
“改名”并不专属城镇村落，一些老街区名也在快速消失。２０１３年民政部发布资料显示，１９８０年至２００３年北京旧城改造中，胡同地名消失近４０％。
中国地名文化遗产保护促进会会长刘保全指出，社会对地名缺乏认知，保护意识淡薄，我国对古老地名随意更改或废止等问题时有发生。
“这是非常可怕的行政乱作为。”胡彬彬指出，有些城市管理者权力大、职位高，打着科学管理的旗号改名。“地名和民族、历史、国家等文化血肉相连，不能随意去改。”
也有专家指出，部分地方政府希望从改名中找到地方经济发展的动力和契机，为己增添一时政绩。
除了增加政绩，改地名还能“拉动内需”。葛剑雄指出，改一个地名需新刻公章，制作新招牌和标志，印新文件袋、信笺信封、办公材料，或许还能增加就业岗位，甚至养肥承包商。“这与劳民伤财何异！”
专家表示，“任性”改地名实则反映了浮躁之风下的畸形政绩观。有些地名更改是出于历史原因，有些则因权力使用未被有效约束，仅将经济利益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对地名、百姓缺乏足够尊重和敬畏。
民政部明确“慎重更名”
著名作家冯骥才曾表示，城市是有生命的，地名便是这历史命运的容器。２００７年第九届联合国地名标准化大会上，地名被正式确定为非物质文化遗产。“重视地名文化，也就是在重视我们的国家与民族历史。”胡彬彬说。
地名承载了大量个体记忆与情感，并非哗众取宠的工具。任性一丢后，即使民俗风情能追溯重拾，文化灵魂却难以复原。乡愁何处寻？网友感慨“地名任性一改，我已认不出家乡”。
我国１９８６年就颁布了《地名管理条例》，要求地名管理应从历史和现状出发，“可改可不改的和当地群众不同意改的地名，不要更改”。其后民政部又出台《关于加强地名文化建设的意见》《全国地名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实施方案》等政策措施。然而有专家指出，我国目前对地名命名和更改仍缺乏系统、强有力的保护制度和规范。
“要把保护地名文化纳入国家国土安全重大国策。”胡彬彬表示，有关部门应出台相关法律法规。“地方各级宜建立地名文化遗产保护机构，对地名资源进行普查。”
民政部副部长宫蒲光在全国地名文化建设研讨会表示，地名文化遗产要得到分类、分级、分层保护，坚持“地名要保持相对稳定”原则，慎重更名。
专家指出，要建立地名更改标准，申报核准前邀请专家论证，保证新地名有文化含量。此外需建立中国地名文化国家数据库，提高地名文化保护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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