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南方周末2015-04-30，作者葛峰，西安市人民政府公务员。原题：小审限折射大问题。法律读库推送本文已获得授权。

审限之剑在头上悬着，法官或法院必须要想办法解决审限约束问题，以避免审判纪律处分。由是，撤诉重新立案使审限重生，延缓受案避免审限发生等土政策应运而生，审限被规避了。

朋友初次打官司，立案后打电话问我，“这事多久能解决？”我说，“看情况吧，案子有审限，别急。”朋友说，“你和立案法官说的一样。但我这事不复杂，不能快点吗？非要拿审限卡我吗？”朋友说的“卡我”，意思是说，非要用足审限内的时间，才能给个结果吗？

我说，“不会。案件审理时间基本由案件复杂程度、审理具体情况决定。不是非要用完审限。”朋友继续说，“那干嘛拿审限说事，我还以为必须等够时间呢。”我安抚说，“别急，法官心里有数，你等开庭通知吧。”朋友粗略问，我回答也不细致。放下电话，再回味对话，觉得审限真值得说说。

规避审限：政策与对策

按照我国有关法律的规定，案件审理期限（通常被简称为审限）是指，“从立案的次日起至裁判宣告、调解书送达之日止的期间。”审限的具体时限，散见于各类规定案件审理程序的诉讼法规定里。审限制度设立的初衷是为了促使法官及时裁断案件，提升诉讼效率。可见，审限规范的对象是法院/法官。但是，很明显，我和立案庭法官答复朋友时主动提到审限，不是将审限作为约束法官的规定来使用的，而是将之作为应对当事人催案的办法。

作为约束法官的规定的审限，是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的诉讼法产物，在此之前，案件不多，压力不大，审限不是个严重问题。但是“诉讼爆炸”后，案件压力倍增，提升审判效率，成为法院要面对的问题。

据学者考证，审限是法院在立法阶段给自己上“枷锁”的结果：一是为了应对案件数量压力，法院主动提升审判效率，加强对法官的监督；二是为了回应当事人和社会关注的需要。即人民法院能不能快点结案，减少当事人的时间金钱成本。三是法院基于上述两个原因，主动给自己工作加码，以争取更多的审判资源（提升法官人数，增加办案费用）。由是，通过立法和自身颁布的一系列严格审限管理的规定，法院逐步细化了案件审理期限规定。

但是，审限没起到想象中的作用。法院案件审理期限过长，一直都是媒体和民众批评法院的切入点，一场旷日持久的案件绝对能引爆大众眼球。案件久拖不决，“审限管理不严”的问题一直摆在各级法院的报告里。

大众关注诉讼效率没错，谁愿意像卡夫卡笔下的“K”那样，陷入无休止的案件程序里无法自拔？法官们也冤枉，正常情况下，案件烂在自己手里，是对自己能力、声誉等职业评价的否定。

审限首先是个法律规定问题。审限有着明确的数日或数月的规定，追求公正与效率的大众所直接关心的也是这些明确的“日”或“月”。但是，案件审理过程会出现各种情况，例如刑案中会需要做精神病鉴定、更换和制定辩护人要延期审理案件，民事案件里的公告鉴定，审计评估很常见，而这些期限是不计入审限的。忽视这些审理案件所必需的隐含审限，自然会得出案件久拖不结的结论。

在我国，审限还是行政化管理问题。审限以及由审限规定所衍生的法官内部的“案件催办”、“审限通报”等行政化管理制度，已成为案件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审判考核指标，于是，诉讼规律被有意无意地忽略了，审限成为法院和法官追求的目标，审限成为典型的行政化管理手段。

但是，审限总不能大过诉讼规律。案情有简单复杂之分，固定的审限，甚至是延长的审限往往依然不够应付案件审理需要，经院长或上级法院许可而延长的审限往往是杯水车薪。审限之剑在头上悬着，法官或法院必须要想办法解决审限约束问题，以避免审判纪律处分。由是，撤诉重新立案使审限重生，延缓受案避免审限发生等土政策应运而生，审限被规避了。

除此之外，审限的存在，使人们和改革者往往忽视对现行诉讼制度的改造，将审限视为提升诉讼效率的不二法门，认为单纯强化审限考核，提升法官数量就能解决诉讼效率问题。诉讼效率岂是靠法官加班加点的拼审限就能解决？

司法公正VS司法效率

有趣的是，审限是我国独有的制度。别国法律没有类似规定，法官没有具体审限约束。这不是说国外不存在审理迟延问题，根据有关资料显示，诉讼拖延，在英国沃尔夫勋爵对民事司法制度改革之前，也曾发展到了十分严重的程度。1997年的统计显示，英国法院在审前准备阶段平均耗时两年多，审理阶段平均耗时一年多。但是，别国没有规定审限，却又能保证诉讼进行，并得到民众对司法一定的认可，是因为司法制度设计和司法文化传统，化解了审限问题。

以英美法为例，一直以来，英国和美国法院奉行“当事人对抗主义”，法院不能承担调查案件争点的职责，仅仅充当中立的仲裁者角色，法院以及法官最大程度地保障当事人的诉讼自由与权利，而不去管当事人采用的诉讼程序是否繁琐，举证和质证的过程是否漫长，推进案件程序的权利主要在当事人手里。于是，案件审理期限过长，当事人也不好抱怨什么，因为这是当事人自己选择的结果。其次，在这些年里，英美法院多有改革，通过收回部分案件审理主导权、加强庭前准备工作和案件难易分流制度，着力解决诉讼拖延的弊病，已有所成效。

在域外，审限是个司法职业伦理问题，而不是案件管理问题。法官们需要做的是合理的速度审理案件（reasonable speed）。以审限去追责或投诉法官，基本没人理你，法官一般是终身制，除了刑事问题之外，基本无法构成弹劾法官的理由。换句话说，大众相信法官们有自律，会在合理期限内审结案件。此外，东西法律观念的差别也很明显。在我们的司法文化里，行政化管理和效率观念深入人心，审限负担了这些观念，应运而生，起到了强化法官队伍监督的作用。但是，在西方，司法公正的观念是排在第一位的，效率却是法官公正和法官专业之后的问题。

但是，需要说明的是，对审限有误解，审限被规避，以及国外没有审限，并不是说审限没有意义。法律规定了审限，审限也就必须得到执行。而且无论中外，诉讼效率永远是衡量一国司法制度优劣的具体参数之一。但是，审限问题背后所反映的司法制度设计和司法文化问题的确颇堪玩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