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人民大学的校友们忽视了，在中国，个体遭遇的不公几乎没有推动过新制度建设，即便公开信举例的“孙志刚事件”，也仅仅是促进了“恶法”的废除。一个良善的社会，不仅需要不断地纠正制度和法律的错，更需要为保护无辜者不再受伤害，而建立新的法律和制度。

最近，21岁的大学生魏则西之死，成了舆论关注的热点事件。5月9日，调查组公布了对百度以及相关医院的调查结果，百度和莆田系民营医院成为众矢之的。然而，魏则西事件迄今并未推动相关制度建设，以公正保证患者有充分的医疗信息知情权，而只是就事论事地处理了当事人，无法从法律和制度上避免类似悲剧的发生。魏则西事件激起的风波逐渐平息，一个重要原因是，“龙颜大怒，御笔亲批，钦差挂帅”的处理结果，符合很多公众内心的预期。

回到正在发酵中的“雷洋之死”，我们可以预测，无论社会民众与警方产生何种分歧，最终会以警方宣称所谓的“正义”告终。同时，是否对涉事警察进行处理，以及受到惩罚的轻重，也许和警察本身的行为无关，而是和民众呼喊声音的大小有关。

在今天，互联网和自媒体的出现，无疑给更多的“普通受害者”提供了发声渠道。但是，每次事件经互联网发酵，媒体跟进报道，除了引发社会短时间的爆炸式关注和网络的愤怒之外，有关部门一直只是就事论事地处理，很少从制度建设上来考虑，如何保护其它个体不再遭受类似的伤害。个体受伤、媒体愤怒、网友骂娘之后，我们面对的依然是一次次悲剧的重现。

在现代国家，任何一次个体遭遇恶性受害事件，都有可能成为推动社会对法律和制度的反思，并进行立法和行政的改革。譬如，美国的“梅根法案”就是因为1994年美国女孩梅根遭受性侵致死而直接促成。1972年英国发生的“肯费特冤案”，促使政府通过《警察与刑事证据法》，规定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询问，需要监护人陪伴。在日本，1997年神户市“酒鬼蔷薇圣斗事件”（一起连续杀害儿童案），促成了《少年法》的修改。

1994年7月，7岁的女童梅根在新泽西州汉密尔顿镇的家门口玩耍时，被邻居杰西骗到家中强奸并勒死。最终将尸体扔到公园。杰西之前有两次猥亵儿童被判刑的前科，刚刑满释放搬到汉密尔顿镇，没有人知道他的底细。

梅根事件震惊了整个新泽西州，人们认为如果大家知道杰西的案底，这样的悲剧本可以避免。尤其是梅根的父母，他们忍住失去爱女的巨大悲痛，在新泽西州发起了一场修改现有法律的运动，要求政府制定法律，规定罪犯在出狱后必须向居住地执法部门登记，并将记录公诸于众。在梅根被害89天之后，新泽西州长签署了美国第一个“梅根法案”，强制居住在该州刑满释放的性罪犯向州警察登记。

1996年5月，美国总统克林顿签署联邦“梅根法案”，要求全美在互联网上公开刑满释放性罪犯分子的出生日期、近期照片、身高、体重、住址、驾照号码、驾驶车辆等所有信息，而且留蓄胡须和改变容貌都必须向警察报备。

反观中国，不仅仅是政府、社会，甚至受害人本身，在很多时候都对个体权利有所疏忽，这是社会不断喧嚣、悲剧不断发生的重要原因。现在，还有很多人和警方一样，把重点放在讨论雷洋是不是“嫖娼”上。而从尊重死者、体恤生者、保护众者出发，我们更应该去探究如何从制度上减少类似的不明死亡事件，并通过相应的法律与制度改革来保护所有人不受伤害。

正如很多律师所提出的，如何禁止便衣协察在没有拘留证等法律手续的时候，随意抓捕“行色慌张”行走在大街上的公民，如何禁止警察 "先处罚致人死亡，后调查取证定性"，以及抓捕涉事足浴店全体人员，涉嫌控制原始证言同一性等等可能违法的行为。而且更重要的是，未来如果出现警察执法暴力伤人事件，如何保证检察机关介入调查的公正性。

对于媒体，我们应该讨论如何约束记者，使其恪守职业道德，不会进行或播出“污名采访”，如用这样的话询问足疗女技师：“根据你们俩这种简单的交流，你感觉，这个人是不是类似你们这样的场所去过，或者经常去？”

雷洋事件拨动了许多中国城市中产阶级敏感的心弦，有可能成为一个标志性事件。但仅仅焦虑是不够的，如果大家不一起行动，法治这级台阶，我们究竟何时能跨上去？

（注：作者是北京感恩公益基金会发起人。作者微信公众号是crdj2277。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