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维迎追思成思危：再论依法治国之核心
发布时间：2015-08-11 来源: 北大国发院 点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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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7月25日，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朗润园举行了“成思危先生追思会”暨“人民币国际化之路”研讨会。张维迎教授发表演讲，表达了对成思危先生的感情，并讨论了依法治国的问题。
来源：北大国发院(BiMBAbimba-pku)8月6日
我们聚在这里追思成思危先生，不能因为他曾经的位高权重，而是因为他的人格魅力和学术贡献。5月27日下午我曾去医院看他，那时候他已经不能吃饭，要完全靠医疗手段来维持生命，但是他仍然非常的乐观，还谈到几天前他在《人民日报》发了一篇关于股市的文章，这可能是他最后一篇文章，是他躺病床上口授，由秘书整理，然后再由他修改而成的。生命垂危之际，他仍然在关心着好多大事，旁边摞了好多的报纸，包括香港的报纸他都在看。他这种意志，让我非常的感动。大家可能不知道他之前已经动过两次手术，每次手术完以后他都会继续开始他的工作，包括出国访问，在论坛上演讲，我们都曾劝他，年龄也大了，不要太劳累，但是他就是闲不住。我理解，工作就是他的生命存在方式。他说，也许我这次挺不过去了，我不怕死，但是我仍然要跟疾病斗争到底。我说，您一定能够成功，等到6月份您生日的时候，我们好多朋友还要为您过生日。当然，我们都清楚，他不可能从医院里出来了。7月12日早晨，我起的比较早，应该是6点多起来，在去森林公园走路的时候，就收到了一个朋友发了一个短信，说成思危先生去世了。尽管这也是预料之中的，但是仍然让人感到非常的悲痛。
我当时回家以后，就写了四句话，我也不敢叫诗，表达我对他的感觉。“书香门第一书生，身居庙堂两袖清；直言纵论天下事，只为理想不图名”。我跟他接触16年，我自己的感觉，成思危先生就是一个书生。虽然他的官做得很大，是国家级领导人，但是他本质上是书生。很多事儿，按理说，那么大的官位，没有他搞不定的，有人说他不会运作，但是也许是他根本不屑于运作。
他曾经担任过一个很重要的职务，就是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会管理学部主任，在这个位子上，他为中国管理科学的发展做了巨大贡献，在他的领导下，管理学部从一个只注重管理科学研究的学部，转向包括宏观管理、工商管理科学的研究。我本人那个时候跟他接触比较多，我记得2001年他带领我们几个人一块去欧洲访问，包括瑞典、英国，记忆最深的是在访问的时候发生了9.11事件。他当时是全国人大副委员长，但是这次出访的时候，待遇完全按照管理学部主任，相当于局级干部，所以他住的房子也很小，其实他只要跟大使馆打个招呼，大使馆应该给他安排一个比较不错的房间，但他没有。我那个时候觉得成思危先生---我们一般叫他“成主任”，有点童真，每次白天跑完以后特别累，我们都希望休息，但是他说要到街上走走，逛逛商场，我们也只能陪他出去。说来也是，他这么高的位置，在国内是没有机会玩的，出国了没有人管他了，自由了，他就很开心。他是喜欢自由的，我当光华管理学院院长的时候，他是我们战略委员会委员，也是兼职教授，每次来学院，他不希望那么多的二级警卫，他真的是让我们感到特别的亲切。
我说他敢言，像他自己的诗里讲的。一般在那个位置上的人经常不说的话，他都会去说。他的座右铭是：慷慨陈词岂能尽如人意，鞠躬尽瘁但求无愧我心。在纪念改革30周年的光华新年论坛上，他在演讲中告诫大家，要多说真话、实话，少说空话、套话，不说大话、假话。他说，当然，目前空话、套话一点不说不可能也不现实，但要少说，因为无济于事。他还说，尊重领导但不迎合领导，承认现实但不迁就现实。这些都是他的名言，我记得他多次谈到这些话，大家可能在其他的地方也听到看到，给我印象很深。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他是言行一致的人。
对我个人来说，他真是一个慈祥的长者，他对年轻人的关心和呵护，一般他这种位置的人不可能的做到。你遇到一些挫折的时候，他会找你谈谈，鼓励你怎么坚持，或托人捎个话，表示对你的关心。他也是一个很好的老师，他的学术观点，他的思想对我本人的影响也很深。他确实也是一个很好的朋友，在他面前你可以没大没小，你可以争论，可以反驳他，不要害怕他官这么大，会冒犯他。你越不注意，他越喜欢你。这是我切身的感受。
他这样的地位的人，按照现在的医疗条件，真的不应该在80岁的时候离开我们。但是老天不公，生死这事情真的没有办法预料，不是好人就死得晚，经常一些坏人活得很长，我们也没有办法。我们开这个追思会，我理解，不仅仅是缅怀他、纪念他，更多的是用他的精神、他的思想，使我们这个社会变得更好。
下面我用最后的时间谈一点理论方面的问题。在2008年的时候，中国改革30周年，光华管理学院组织了“改革30年十位经济学家谈改革”，成思危先生这次讲的分量比较重，他准备的也很充分。他讲了一个问题：改革的核心是制度创新。他既总结了过去改革的特点，也讲了未来改革的几个重要问题，特别是最后提出了一个学者应该怎么去研究。我刚才谈到的他的几段话也是这次会上讲到的。
在这个讲话中他提出了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法治和人治的关系。他说，尽管我们现在理论上似乎解决了这个问题，但是实际上改革的路还有很长。他举了一个例子：有个企业家跟他抱怨，然后又说，我讲的事情你千万不能告诉我们当地的领导。他说，你既然让我帮助，又要我不告诉当地官员，我怎么解决？企业家说，你一告诉他们，我就完了。他借此说明，好多地方官员并不是真正的按照法治精神办事，而是仍然实行人治。
他在这次演讲中提到，依法治国的核心是依宪治国。这个观点现在已经变成口号了，但就我所知，他是比较早的提出这一观点的人。他说，违宪可以说是最大的违法，依法治国首要的是依法行政，或者叫依法治官，只有依法治官治好了，才能够真正实行依法治国。他还说，依法治国也要靠全民的力量和觉悟，单靠监督部门的监督是不够的，还要依靠群众监督、民主监督、政协监督、民主党派监督、人民群众来信来访的监督，还有新闻媒体的监督。他说他特别关注的是新闻媒体的监督作用。我理解他想表达的意思是，如果没有媒体的自由，那是不可能有法治的。我想他的这些主张或者说思想，对我们今天仍然有重要的意义。他说这些话其实已经过去七年了，我们再回想一下，这七年当中我们发生了多少变化，我们确实取得了一些进步，但也有很多的倒退，总体来讲，他的这些话都没有过时，仍然值得继续强调，特别是违宪是最大的违法，这个观点需要我们牢牢记住。
下面我就结合成思危先生的这个观点，再多谈两句。我们现在经常把法治和依法治国这两个词等同的使用，但这两个词其实不太一样。法治，我理解，包含两个层次，一层意思是有法可依，违法必究，就是我们创造了很多法律，任何事情都按照法律去做，任何人不能超越法律；另外一个层次是，法律本身是合理的、正当的。如果法律本身不合理，即使你都按照法律去做，那仍然不是法治。依法治国讲的是第一层意思，从古至今都是有的，专制体制也有依法治国。我最近去南非访问，读了一点有关南非的书，在种族隔离期间，南非政府每一个隔离措施，包括逮捕和监禁曼德拉，都是有法律依据的，你能说这就是法治国家吗？这是一个很糟糕的制度，不是一个好的制度。
所以我说，这可能是非常重要的一点，我们国家要建立法治国家，仅仅强调依法治国是不够的，没有完全概括法治的本质。究竟什么是合理的法律，法治需要的那个法律是什么？我想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法治的核心是保护个人的权利和个人的自由，这应该是一切法律的出发点。法治要治政府，要把政府权力关在笼子里，就是为了保证有权的人不能任意侵害个人的权利、自由和尊严。任何不以保护个人权利、自由和尊严为目标的法律，不管程序多么规范，都不是法治社会的法。个人的权利和自由当然包括好多方面，我想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宪法的第135条规定的，言论自由。你可以换另外一个说法：一个国家是不是法治，就是看这个国家的人们是不是有说话的自由，包括批评政府的自由。任何一个国家，如果人们没有批评政府的自由的话，或者说你批评了政府以后你就会面临着好多危险的话，这就不能叫法治国家。
(责任编辑：郑源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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