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腐败问题与熟人社会

最后的一个问题，就是反腐。反腐首先有关官员，其实不仅仅是官员的问题。农耕社会的长期熏陶，中国人太讲熟人关系了，我们所有人在不同程度都来自于地方的各种社区。这种文化，没有长期的工商社会、陌生人社会的规训，很难改变。这是共产党从建党、建军以后一直要解决的问题。毛泽东讲，我们来自五湖四海，不要过分注重老乡、熟人关系，上下级老关系等。但这种习气，在农耕大国很难快速消除，一块上学、培训，都可能变成人际关系。而熟人找你帮忙，你就觉得人情难却。你到政府工作，曾经的老师来了，找你办点什么事，你就可能给他插个队，这是人之常情。但是这种人之常情隐含了什么问题？那就是利用自己行使的公权力，偏向了一个自己熟识的人。当然这种小问题影响不大，但这个界限很难明晰。而且我对你如此，即便我没有要求，你也可能觉得来而不往非礼也。如果熟人感谢我，给我个回报，就成了利益交换。而一旦在这类问题上，我变得自觉起来，利用权力来为自己谋利益，就成为寻租，就是严重的腐败。

因此，这个问题就不仅是官员自身的问题，也是内在于中国社会的问题。你们看那么多外国电影——英国、法国、德国电影，有没有看到这样的场景？“你是哪儿人？”“波士顿。”“哎哟，我们老乡。”但在中国社会，类似的情况太多了。即便受过现代教育的大学生也难免，甚至根本不意识到这可能是个问题。例如，“你是哪一届？”“80届。”“你认不认识某某？”就可能建立了某种关系。当然并不都导致腐败，但只要人情能够影响法律，那么腐败就容易发生。这是中国共产党长期以来一直必须严肃应对的党风问题，也是执政难题。

这就是为什么中央强调，在强调法治国家、法治政府的同时，也强调法治社会。法治社会是什么？在我看来，就是我们每个人都要改变一些习惯的不以为然的行为方式和思考问题的方式。注意，我也不是说人情都不好，人情人情，确实与人的本性、人之常情有关。而且在社会层面，这些人情有时也是有积极作用的，许多农民进城打工，就是找熟人，投亲靠友，获得安全，因此也是对社会秩序和安全有积极意义的。因此我说的只是，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在公权力运作或在分配社会资源时，不适合用掺杂了人情的决策来治理中国这么一个大国，不适合中国在国际社会扮演一个更重要的角色。在社会层面，如果教授的推荐信不诚信，学校开的成绩单有假，这和市场上的假冒伪劣产品有什么区别？

以上这几个方面，都需要政府用法治的方式解决，但也还有一些社会心理的问题，也许解决不了，但也需要以法治方式来应对。

2法治社会需要应对的社会心理需求

第一个是社会富裕，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对一些非物质的东西越来越重视，随着社会服务意识的提高，对平等的要求也越来越高。[A1]这时候也需要通过法治，要求政府以及参与分配公共资源（例如升学，就医等）的即便不是政府的机构和人，在处理这些问题时，要同样的事同样对待，同样的人同样对待等等。

第二个问题，由于传媒的发达，会把许多遥远的东西带到老百姓面前，让他们感到威胁。非典这样的突发事件我们讲了，如果在30年前，交通不发达，人员流动不大的时代，非典的威胁就不可能那么大。暴恐事件也如此。发生在云南昆明的暴恐事件，通过电视和其他媒体，就真切地发生在许多人的眼前。人是视觉动物，遥远的风险在你眼前展开之际，你会下意识地觉得这是一个眼前的风险，这就是所谓世界变小了的另一含义。这会影响人们的行为，法律也必须理解和应对人们的心理变化和行为变化。

第三个问题是趋于不相信陌生人。这也是熟人社会造成的，我们所有人通常都更相信熟人，不太相信陌生人，担心受到歧视。结果常常这种感觉常常影响我们的周边许多事情的判断和行为。在医院，一个农民跪下来给医生磕头，让他救救自己的家人。有人说，你看他多相信医生；但在我看来，那不是相信，其实是不相信。如果真相信的话，比如是我的同学，我会说，这个事就交给你了，我不会跪下来；跪下来是因为我不太相信你，我试图打动你。这个人救活了，没问题，会感激涕零，但万一救不活，那就很可能非常惨烈！我都给你跪下了，你一定是不上心，一定是歧视我，一定是我没关系，一定是我没给你送钱，那么白刀子进红刀子出。

这类社会心理和行为问题也很重要，需要长期的法治实践来应对和重塑。

3中国社会转型中改革与法治的平衡

因此，全面依法治国确实是中国社会发展的必须。从这一点看，这是一个政治性的决定，却又不只是出于政治的考量，而是基于中国经济生产方式转变、社会治理方式转变、社会转型做出的一个政治性判断，是针对中国的具体问题做出的政治性的决定。不是说法治很高大上，所以我们要全面法治，而是说，只要想把中国治好，就必须要解决这个问题。这个法治是市场经济的功能要求，是整个社会转型的要求。全体民众都需要社会更加法治，更加有序。

尽管如此，中国的法治还是会遇到一系列深刻的麻烦或难题。我个人认为问题不出在有谁反对法治，或缺乏法治意识什么的；而在于法治是中国的重要追求，但并非唯一追求，而在诸多同样珍贵和值得的追求中，它们相互间有潜在的冲突。例如在中共中央提出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除了法治之外，还有富强、民主、平等、公平、正义、和谐、友爱等。这些好东西应当协调，但并不总是协调的。这就会是个问题。

比如，法治的核心特点之一就是循规蹈矩。因此，法治在司法上的一种表述，就是遵循先例。但问题是，中国过去的100多年来最重要的任务，其实不是稳定现有的秩序，而是要发展中国，要改革创新。为什么中央多次强调，改革与发展是执政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强调全面深化改革。即便中国已经取得了巨大成就，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基本成型了，但要把中国建设成一个富强、全面现代化的工商业国家，还有很多问题必须解决。我们如今还有45%的农民，在未来的20年如果再继续增加城市人口，还要增加20%，就是城市人口到75%-80%，才算工业化、现代化的国家。

因此改革与法治之间是有矛盾的。许多人讲，领导干部不守法是法治的最大难题。这当然是个大问题。但更深刻的超出道德善恶的更大问题，在我看来，是如何在改革和法治之间保持平衡。大家想想，如果1978年我们就搞法治，一切遵循先例，怎么可能有改革呢？当然你可以说先修宪。但所有的改革都是探索性的，有时需要进，发现不合适还需要退，尤其在中国这个大国。因此小平同志才讲，不争论，先干起来再说，四项基本原则不能动，其他的都可以摸着石头过河。但如果真要矫情，确实可以说，改革没有遵守法治。

今天中央强调依法改革，依宪改革。即便如此，这仍然必须有突破规则和制度的地方。比如说自贸区，全国人大就决定一些法律暂停适用[A2]。但如果真要矫情，全国性的法律就应当全国适用，为什么在自贸区可以暂时不适用？

而在这样的问题上，是不可能获得一个非常明确、绝对正确的结论的。这需要不断与时俱进地深刻理解中国当下最重要的问题，需要明智的政治判断，而不可能简单遵循某个规则就可以确保万全的。

中国最重要的问题，最主要的问题是什么？仍然是发展和改革。如果是中产阶级了，你已经是千万、亿万富翁，你说要稳定，保护私有财产。但是如果还有很多像在座的比如要出去创业的，或者很多农民进入城市的，对他来说没有充分的就业机会，没有公平的竞争机会。哪个冲突？因此大家注意，如果全都是改革，天天强调改革，总强调与时俱进，没有稳定性也是不行的。中央提出新常态，这个不是追求新常态，而是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某种程度会缓和这个状态。经济高速增长不一定使每个人幸福，一个社会过分动荡的话，过分急剧的变化，很多人觉得不幸福。

举一个例子，许多男孩子花心，过一年换一个女朋友，但是让你每天换一个，你受得了吗？就算你20岁受得了，50岁受得了吗？所以千万不要以为觉得我就喜欢别扭，那是在你特定时期，每个社会都会慢慢慢慢的在改掉定型下来需要稳定，这时候法治就变得重要。因此从九十年代强调法治，其实是慢慢慢慢把成功的制度要稳定下来。不稳定的话，人不会幸福的。

有一个著名的学者有过一个研究，什么情况下自杀会增加呢？很大程度上就是社会变革时期，他稳定预期被打破了，原来东西没有了，容易产生幻觉，会自杀。社会老百姓觉得计划没有变化快，所以有问题。如果要平衡的话，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第二个方面，可能影响中国法治问题的是——中国是一个大国。大国和小国是不一样的，这一点大家都明白，但一到法治建设上就可能忘了。比方说，新加坡吧，说来说去不过是400多万人口的一个城市小国；就相当于北京的海淀，或是上海的浦东。如果要在10年20年内把海淀建成法治社会，那会容易多了，因为都是城里人，文化上经济上同质程度很高。

但在中国做事情真的就像毛泽东同志80多年前讲的，中国是一个各地政治经济文化发展不平衡的大国。大国的许许多多的问题，是小国想不到的。山川地型，大国就一定要考虑防止分裂的问题，大国更可能各地经济生产方式不一样，更可能有民族问题、族群问题、方言问题等等。比方说，中国有很多法官是当地的，很多人说这是地方保护主义。但问题是，若是法官全来自外地，当地老百姓说方言，你法官全说普通话，怎么办？给每个人配个翻译？而翻译又可能是当地人。这个问题在上海都会遇到。上海市招法官，都会考虑说上海话的问题，因为还有些上海百姓能听懂普通话，但说不了普通话。

这就是中国国情，是实实在在存在的问题，影响着各方面的制度实践。

中国还有农村问题，有城乡差别。城乡差别不是小问题，它包含我前面讲的一个东西，经济生产方式决定法治的运行。将近20年前，中国就搞司法改革，其中很重要的是抗辩制，即双方当事人在法庭上辩论，各自出示证据，相互质证等等。实际上通常都是请律师出庭辩论。改革之初，我觉得很好，现在也觉得只能如此。但我到农村一看，这个改革在许多农村是行不通的，因为基层没有律师，律师基本不下农村，因为农民没什么钱。这种情况下农村人民法庭怎么抗辩？[A3]法官说：“下面进入法庭辩论。什么是辩论呢？就是你们可以吵架，但别骂人！”大家不要觉得可笑，这是法官用农民听得懂的话的解说，否则真还说不清什么是辩论。而且，没有律师，让两位农民自己“辩论”，不懂得什么法言法语，常常会发誓赌咒，口头禅不时会冒出来，事实上就像是吵架。

农民又不懂得法律语言，也不知道什么东西，经常会带着脏话。但脏话并不一定像我们想象那么脏，是知识分子老觉得那是脏话，而且变成了口头禅，变成实体想象的时候才会变成脏话。大家注意，脏话在知识分子头脑里变成脏话的。农民讲他妈的并没有什么，那是亲热。你小子他妈的混得不错，那是脏话吗？知识分子讲，他妈的，他妈的，就变成脏话了。因此这时候他说，你们别骂人，真的是这样，我就坐在法庭在那儿听。法庭宣告以后，动不动带着他妈的。所以这个没有办法。这个规则就执行不了。

许多法律其实在农村一定是变形的。比方说继承法，规定儿子和女儿都有继承父母财产的权力；而且，在城市里，就一个女儿，不给女儿给谁？但是在农村，只要有儿子和女儿，通常女儿都不继承。也不是歧视女性。首先是女性不赡养父母，20上下就出嫁出去了，嫁到三、五十里地外，即便很孝顺，也不可能真正赡养父母。而不赡养父母为什么又要继承父母遗产？权利义务对等。第二，女儿出嫁的时候通常父母都会为其准备嫁妆，也就是从家中财产分割了一部分，等父母去世又回来分遗产，这也不合理。第三，之前农村的遗产基本都是实物，没有什么金钱，你把家里剩下来两千斤粮食，背三五百斤走？家里的八仙桌、椅子，搬两个走吗？房子上拆一根柱子走？这实在是不现实的。谁要这么叫真，那把亲情都搞没了，还不如留给了自己的哥哥或弟弟。因此民间的规则其实非常有道理，并非歧视女性。而如果哪位法官真的为了法治的统一，顽强推进这类显然更多考虑城市情况的法律，即便他自己想着追求公平，其实恰恰把农村的公平给打破了。处理这样的问题，当地的法官基本上都是遵循当地的惯例。

有人反对关注中国国情，认为这是拒绝改革。其实在我看来，关注中国国情就是为了改革，为了成功的、有效的改革。我历来认为我，中国国情是一个以改革为导向的概念和命题，而不是相反。

中国法治还有一个大问题是，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社会分层，许多人的利益不太一致了。1978年，大家都很穷，虽然怕惹出大问题，但大家都觉得要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要搞活经济，要国家富强，要百姓富裕，因此许多政治法律的决定，社会中的阻力并不太大。但现在这种情况有了变化。今天我看到网上报道中央发文件，说国家机关干部副处级以上干部，女性干部60岁退休；大学里面有高级职称的60岁退休。但在另一层面，有很多工人不愿意推迟退休，如果他55岁退休，他到社会上还找份工作，挣的钱就会比在单位挣的多。但是如果是领导干部，或是高校的教授副教授，他们推迟五年、十年退休就可能很高兴，甚至求之不得。而在立法上，这就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执政党如何平衡不同的社会利益？包括发展和环保的问题，污染防治的问题和维持就业问题。因为你一旦为环保把工厂拆了，它很难转移到其他地方。如果发展新的产业，很可能不会再雇佣建筑工人，这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甚至有可能变成一个相当尖锐的问题。

对所有这些难题，我都不可能给出一个正确的方案，因为这些问题都更多是实践的问题，而不是纯粹的理论分析的问题。我只是把这些问题提出来，告诉各位，希望各位意识到这些难题，在今后的具体的工作实践中努力地具体解决和应对。

4中国法治的问题与希望

最后一个问题，有没有信念去创造中国的法治？许多人把西方的法治当成理想，而不考虑如何针对中国的社会法治实践来创造制度和提出理论。这并不是说我们一定要固守什么传统的东西，除非这对中华民族的生存有利；我只是强调一定要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要对这个民族有责任感。在这个过程当中只要做好了，管它什么样，都可以包容进来，这应该成为我们的共识。我们这代人比较穷，出国学习后读了很多书，总感觉中国是落后的，所以一直是以学为主，动不动就说外国“如何”，而不是细致分析“为何”。你们这些年轻人应该比我们有自信。

从上面的叙述来看，尽管有种种难题，但我还是对中国的法治充满期待，充满期待不是因为法治是很高大上的东西，甚至也不因为是中央的决策。与我今天讲的理论逻辑一致，我的这一期望是建立在当代中国已经基本完成的伟大的社会转型。

首先，市场经济的转型问题。我前面已经讲过，如果不能说完全没有，经济上的地方保护主义在中国已经罕见，全国统一的大市场已经形成。你们身上的穿戴和用的都来自四面八方，网购更是将市场扩展到全国和世界各地。如果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那么法治就有了坚实的根基。

政治上的变革也非常重大。说实话，我关心的政治转变和许多学人不同，我更关心的是我们越来越多的人打破了地方观念，而有了比较强烈的国家认同。这一点我是到2008年汶川地震才比较放心了。之前我总觉得中国的地方观念、地方认同太强了，如果这种状况不改变，中国就可能分裂。中国历史上百姓的最大灾难几乎都是战乱，地方割据。汶川地震之后，我感到，所有人都真的关心汶川，为之心痛，这是认同包含汶川在内的、作为整体的中国。有了这一点，中国才是真正的共和国。这个国家认同的发生是非常了不得的。这会大大降低中国分裂的可能性。注意，如果一个国家缺乏这种认同，那么民主就可能撕裂这个国家，而不是巩固这个国家，比如乌克兰、伊拉克，前南斯拉夫等国都有这种教训，都是因为民主了，反而令国内不同派别间分裂了，而往往是所有的民众都为此付出沉重代价。

第三是文化的变革。事实上，今天的中国在文化上已经相当现代化了。我们没有办法用儒家的仁义礼智信这类概念来讨论重大的改革问题或发展问题，我们讨论的是企业、市场，政府，看得见、看不见的手，经济基础、上层建筑，法治和公平等等，我们接受了一套现代社会的科学话语。我们思维越来越现代化，社会科学化、哲学化。经济学的思维渗透到方方面面，心理学、社会学、政治学都是这样。我相信在座的同学中，能用英文写信的人会超过能用古汉语写信的人，在座能够看英文书的人一定超过能读《尚书》的人。甚至世俗文化上也有了重大转变。在座的人有几个真的愿意看黄梅戏、京剧？爱看电影的一定很多。

而如果在政治、经济、文化方面都有了如此显著和重大的社会转型，有什么理由不相信我们的法治变革呢？有再多的困难，我们都有责任和雄心完成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朱苏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