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财新网报道，清华大学举行的“清华中国经济高层讲坛”上，财政部部长楼继伟说，2008年实施的劳动合同法过于超前，存在弊端。楼继伟指出，劳动合同法降低了劳动力市场灵活性，工人可以炒雇主，雇主无权炒工人。以下为演讲全文：

2014年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增速降档，并面临增长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三期叠加”的复杂形势。财政部部长楼继伟近日表示，如果改革下大力气，中国经济中期增长速度有可能在6.5%-7%之间，这样才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清华大学举行的“清华中国经济高层讲坛”上，楼继伟着重从劳动生产率和工资增长的关系切入。他表示，从上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中早期，出现一个成本真实化过程，受国有企业制度压抑的工资收入开始释放，工资增长大于劳动生产率的增长。到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压抑的工资问题已经基本解决，开始进行养老保险、医疗保险等一系列改革，市场经济地位确立，工资水平开始真实化，劳动力真实流动，人口红利大规模进入制造业，这一阶段一直持续到2007年，工资增长低于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经济增速较快，总体保持健康，存在的一些扭曲也被巨大的人口红利冲销。

但是2007年之后拐点出现，2008年实施的劳动合同法过于超前，存在弊端。楼继伟指出，劳动合同法降低了劳动力市场灵活性，工人可以炒雇主，雇主无权炒工人。同时，老龄化社会加速到来，适龄劳动力增速减慢。加之，世界性经济危机爆发，中国出台刺激计划，大规模的投资驱动，掩盖了本应该解决的一些问题。工资增长大于劳动生产率的增长，出现增长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三期叠加。

关于增速换挡，楼继伟指出，老龄化、适龄劳动力增速放缓，工资增长大于劳动生产率，仅仅这些GDP增速就必然换挡，这是客观存在。

他强调，如果改革下大力气，中国经济中期增长速度有可能在6.5%-7%之间，但是还有一半的可能性在于，今后五年到十年中国将滑入中等收入陷阱。

中等收入陷阱实际上是收入停滞陷阱，当一个国家人均收入达到中等水平后，由于不能顺利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导致经济增长动力不足，最终出现经济停滞的一种状态。中国目前已处于中等收入偏上国家行列。

楼继伟指出，如何避免这个陷阱，这需要在农业人口转入非农时，重视有效的教育，提升人力资本，有充分流动和灵活的劳动力市场，保护产权，要素特别是土地的流动交易能够顺畅，经济环境开放，社会法治环境稳定。还有一条铁律：正常情况下，工资增长低于劳动生产率增长。

虽然中国当前在某些方面表现良好，但是楼继伟还表示了其他担忧，对于这一过程，其他国家可能有二三十年的演进时间，而中国是未富先老，只有五到十年的时间，十八届三中全会、四中全会的任务时间节点都是到2020年完成。

从中国的现实来看，如何保持中高速增长，不落入中等收入陷阱？楼继伟表示，最大的潜力在于改革农业，释放农业人口。现在农业全程补贴，过度干预资源分配。应该把价格放开，在保证国内口粮和预留一年库存的情况下，鼓励农产品进口，然后实施退耕还林还湿、轮耕轮种等，给子孙后代留些地利。一方面将农村劳动力释放出来，同时可以推进农村集体建设用地的流转。今后农民集体建设用地同等入市，建设用地包括集体宅基地、公益用地、集体的经营性用地，符合用途管制，同等条件下入市，提高农民收入，提高农业生产率。

楼继伟表示，第二是推进户籍改革，公共服务尤其是公共教育要适应人口流动。资源要适度考虑常驻人口因素。他表示，户籍制度改革已经开始，但是不理想，2014年国务院颁布户籍制度改革文件，截至目前为止只有14个省市出台了落实方法，但人们最愿意落户的省份却一个都没放开。

此外，楼继伟还强调，合理的城镇化可以创造巨大的内需，而所谓合理是以大城市和特大城市为中心的城市带，包括周围的小城市。西部地区是围绕着省会和一两个重要城市。在这过程中会出现农业人口进入非农，必须打破流动性壁垒和阻力。

解除市场管制是楼继伟强调的重点之一，他指出，国务院正在推动简政放权，有一点效果。而关于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楼继伟强调，这主要是解决就业问题。他指出，当前中国企业的创新能力差，要解决管制，适当向高端引导。政府层面现在做了一些基金，把过去财政直接面对企业做的，以及和其他部门合作的支持，都做成了基金，吸引社会资金进入引导，这种做法比政府部门自己做强，还可以减少腐败。

在社保问题上，楼继伟表示，当前的缴费率过高有两个原因，一是1997年以前社保制度没有建立起来，国企职工没有缴纳养老保险，只能靠后来缴费的人提高养老金缴费率来解决这一欠账。另外，现在的社保制度是负激励不是正激励，负激励下难以实现“多缴多得，长缴多得”。他强调，要划拨国有资本，充实社保基金以适当降低社保费率，真正建立“多交多得”的机制。同时，社会保险的精算再平衡，缴费率、替代率、给付率、收益率都需要重新调整。否则一旦统筹上来，财政难以承受，而且难以应对快速老龄化的社会现实。

在此过程中最大的难题是同时要消化前期政策造成的杠杆率过高，楼继伟多次强调“要降杠杆不失速”，社会稳定和改革力度之间要有平衡，改革力度和速度也要平衡。

他直言，目前杠杆率中主要是地方政府债务，2008年后有大规模上升。现在地方政府债务中直接由地方政府附带偿还责任的是15万亿元，如果经济下滑，间接偿还责任中的代偿率可能会快速上升，增加政府负担。另外，全要素生产率下降，设备投资回报下降，大量投资在于造城和地产，产能过剩情况严重。

在楼继伟看来，当前改革的难度跟20年前相比要大的多。上世纪90年代初应对的是通货膨胀，经济体制中国有企业一统天下。而现在是三期叠加，还要应对通货紧缩，社会共识难以形成。他同时强调，要坚定的按照十八届三中全会、四中全会文件的精神，尽力往前推进改革，以跨越中等陷阱。

他强调，当前政策工具箱里的工具还很多，比如提高劳动力市场的流动性，还可以带来劳动力的释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