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总理侄孙女周晓芳日前接受媒体采访时，透露了周总理当年给家族后人定了许多规矩，包括“不允许在外提及和总理的亲属关系”、“不谋私利，不搞特殊化”，等等。
用今天的眼光来看这些总理家规，有些限定似乎有那么些不近人情。但细细品味，却能揣摩出总理当年的良苦用心：越是自己位高权重，越要对家人严加管束。
回溯历史，我们会发现清正的家风是许多历史名臣的共同选择。晚清重臣曾国藩要求“后辈子侄出门宜常走路，不可动用舆马”，临终还要求子孙后代“重俭朴、重力行、重耕读”；因“六尺巷”和“父子宰相”而为人称道的清廷名臣张英，曾在《聪训斋语》中为安徽桐城张氏后人总结道：读书者不贱，守田者不饥，积德者不倾，择交者不败。
优良的家庭、家教与家风建设在新中国同样得到了继承和发扬。焦裕禄要求自己的儿女“带头艰苦，不搞特殊”、“工作上向先进看齐，生活条件跟差的比”；谷文昌的子女没有向组织提过任何个人要求，没有接受过组织的任何特殊照顾，至今“清白持家、简朴本分、为民奉献”的家风仍在当地干部群众中传颂。跨越时代却内在相通的家风家训，正是久经历史文化淬炼的优良结晶。
而令人痛心的是，历史与先贤留给我们的宝贵政治文化传统，却被一些领导干部抛诸脑后。有的贪腐官员教导儿子，“凡事要学会走捷径”；有的一家兄弟子侄横跨商政领域，纵贯朝堂与家乡，一人得道、众人升天。这种“视党纪国法为无物”的“勇气”与“如履薄冰、严加管束身边人”的戒惧相比，对自身、对家族、对百姓、对国家带来的后果，何止是有天壤之别？
家庭、家教与家风，从来都与从政者的德行、品格与作风密切相关。为官者若是真心为家人好，留下“清白”二字就胜过万贯家财。家人若是真心为从政者计，就要为其看好廉洁的后门，不让自己成为被围猎的“突破口”。是选择遗臭万年的“寄生性家族式腐败”还是传为佳话的“宗族式清廉”，答案不言自明。让好家风内化成官员的从政“基因”，就能将严以律己、约束好身边人外化成本能的选择，自觉远离名利的诱惑，始终保持清醒的政治定力。当纯正的家风带动党风政风，清朗的政治生态又怎会遥远？(杨诗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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