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27日，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刚做完手术的肖坤庆（左）看着儿子肖体政。因为胃部不适，肖坤庆大部分时间都眉头紧锁，只有当儿子被动画片逗笑时，他才跟着呵呵笑两声。 图/潇湘晨报记者 王欢
5月初的天津，已经有了夏天的味道。
这个城市最大医院的前门左侧，是一条河。来自湖南邵阳的肖坤庆叫不出河的名字，却笃定地认为河里的水可以直接喝。手术结束后，他打河边走过，觉得“河水清澈极了”。
眼下，树木已抽出嫩芽，由黄变绿，昭示着生命的更迭。肖坤庆显然欣喜于这种变化。
他的左半边肝通过手术移植到了儿子的体内，“人”字形刀口从前胸直抵腹部，他比划着，仿佛一个凯旋的战士。
“儿子恢复很好，一切都值得。”5月2日，肖坤庆给记者打来电话，语气中满是兴奋，“你知道吗？我的肝会在儿子身体里重新长，长到它需要的样子。”
[命运]
出生几个小时就收到病危通知书
肖坤庆是在去年考虑给儿子捐肝的。他从邵阳来到东莞已近二十个年头，在长安镇的一个城中村做电器维修工。200多斤重的空调，他能一口气扛到7楼。
啤酒是他疲惫生活的唯一安慰，“再辛苦，一瓶冰啤酒下肚，烦恼烟消云散。”
考虑捐肝以后，他戒掉了这个“唯一的爱好”。“但还是愁呀。”肖坤庆说，一发愁，头发好像“一根根往外冒”，脑袋要炸开了。
儿子肖体政5岁半了，从他出生那天起，这一家人的生活便跟医院画上了约等号。
2009年11月18日，肖体政出生几个小时后，肖坤庆便接到病危通知书，儿子因为黄疸严重被送进重症监护室。
“医生说，很有可能是胆道闭锁，这是先天性的肝脏疾病，治愈希望渺茫。”
肖坤庆不相信。在农村，黄疸实在常见，他小时候也得过。
他买来一本指头厚的中药书，照着上面的方子去药店抓了药，把黑色浓稠的药水兑在牛奶里给儿子喝。
两个月后，肖体政肚皮一天天变大，四肢却消瘦了，“跟青蛙一样”，“摸肚皮，能摸到一块硬东西。”
医院正式将病情确诊为“胆道闭锁”。医生跟肖坤庆说，这个病只能肝移植。
肖坤庆愣了，“我说，肝这么重要的器官，怎么还能移植呢？我头回听说。”
[生机]
母亲230克肝脏移植进儿子身体
2010年11月，肖体政已满1岁。黄疸引发皮肤瘙痒，耳朵和鼻孔经常被他用小手抠出血来。
深圳的医生建议肖坤庆去上海看看，“那里有最先进的小儿亲体肝移植手术”。
12月，肖坤庆带着筹来的钱和自己之前打工的积蓄共17万元，来到上海。
事实上，上海的医生对这个手术也拿不准。当时，小儿亲体肝移植在全国范围内并不算成熟，肖坤庆是为数不多愿意选择手术的家庭。
肖坤庆“不想放弃”。
考虑到自己是一家之主，这次肝移植由妻子杨海英来。她肝脏的其中230克被切下来，移植进了儿子的身体。
从上海回来后，一家人欢天喜地。妻子腹部留下一条一尺多长、“蜈蚣一样”的疤痕，且三天两头感冒，不能弯腰，不能做家务。但这些都被儿子“康复”带来的喜悦所抵消。
[转折]
一家人强烈反对第二次换肝手术
“喜悦”并没有维持多长时间。一年后，肖体政开始持续发高烧，肖坤庆打电话给上海的医院，“医生只说，这是胆管炎，去医院打点消炎药。”
“每次都是这个答复。”肖坤庆说。也因此，他和家人成了医院的常客。短则一个星期，长则三两个月，他们在医院待的时间比在家还长。
2012年，肖坤庆带着医药费单子回老家报销，“工作人员惊呆了，说怎么这么多啊？”“我一数，还真多，算起来一年三百六十五天，我们有将近三百天在医院。”
医保只能报销30%，巨大的医药费开销，如黑洞一样吸光了这个家庭的所有。
儿子一天天长大，肖坤庆却在几年时间里“急”白了头。不到四十岁，他两鬓的白发比黑头发还多。
为了拿到更多工钱，肖坤庆常常一个人干几个人的活，这样大约一个月能拿到4000到5000元钱。
一次，他修空调时打瞌睡，被马达切掉了一截食指，这截手指后来再没长出来；给人修冰箱，甲烷漏出来着火了，他被烧成了大花脸，眼角留下菊花状的疤痕，仿佛猫的胡须。
“我去医院看孩子，医生们哈哈大笑，说怎么一段时间不见你就成老虎了。”
医生写了张纸条给他，上面是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移植科主任高伟的电话。
2014年11月，肖坤庆“抱着最后一丝希望”，来到天津。
医院当时采取保守治疗，给肖体政“搭建人工胆管”，但这次手术没有收到预期效果。
二次亲体肝移植成了挽救这个孩子唯一的筹码，这在全国尚无先例，存在很大风险。
医院也给了他另外的建议：给孩子换“阴肝”。“阴肝”即夭折的小孩捐献出来的肝脏——这种手术相对容易操作，但手术费将近30万元，而如果选择亲体同血型肝移植，至少可以减免5万元。
肖坤庆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后者。
手术要征得供体者父母及配偶的签字同意。肖坤庆早年丧父，母亲已经70多岁，得知消息，老人在家哭闹了几天。肖坤庆有一个哥哥，四个姐姐，都强烈反对他这么做。
“他们说，你已经失败一次了，为什么还要吃第二次亏？如果这次还是不行怎么办？”肖坤庆说，家人主要的考虑是，作为家中顶梁柱，肖坤庆一旦“被取走了肝”，无论孩子手术成功与否，都意味着这个家庭走入另一个深渊。
为了说服母亲，肖坤庆拿妻子举例子，说手术并没有留下什么后遗症啊，她还是能吃能睡活得好好的啊，你儿子以后干不了重活，可以去做保安啊。
“巴掌大小孩还好点，现在儿子都这么大了，能蹦能跳的，你让我放弃他？”他在电话里哭出来。
母亲拗不过，最终答应。
肖体政的第二次亲体肝移植手术定在2015年4月16日，这比肖坤庆预想的要早。在此之前，他带儿子去了天津的水上乐园，他说可以让孩子知道“世界原来这么好玩”，“这样他会更坚强”。
重生 母亲的肝取出来，父亲的肝植进去
4月16日上午8点，肖坤庆将儿子从8楼的普通病房抱上13楼的麻醉房。之后，他自己换上病号服，爬上了另一间麻醉房里的手术台。
妻子从天津电视台记者的摄像机里看到之后的一切。“（他们）被脱光了衣服，身上抹消毒（酒精），戴上口罩和眼罩……”丈夫眼罩被戴上的一瞬间，这个37岁的女人痛哭失声，“太难受了。”
被麻醉后，肖坤庆和肖体政被推进了同一间手术室。手术由高伟主刀，集结科室六名最优秀的大夫一起进行。
一个特殊情况是，肖坤庆此前患有胆结石，胆管内积聚有大量碎石，医生需要对此进行清除。“好在（结石）并非胆管内自然生成，而是胆囊漏下去的，这意味着他的肝脏是健康的。否则，他就不是合格的供体者。”医生说。
相对来说，肖坤庆的手术比较简单，而肖体政则让医生们捏了一把汗。
主治医生董冲说，考虑到小孩胆管与腹腔严重粘连，血管细小，大部分肝组织已经坏死等情况，他们做了包括可能需要临时供血等在内的6个紧急预案。
幸运的是，这些预案在手术中并没有用到。
五个半小时之后，手术室的门打开，医生端来一个塑料箱子，里面有从肖体政身上取下来的肝脏。杨海英知道，那是自己肝脏的一部分新生出来的，曾经延续过儿子的生命，但她没法对这个奇形怪状的物体表示好感。
她恶心头晕，担心丈夫，更担心年幼的儿子。
次日下午4点，肖坤庆麻醉醒来，他大喊医生，医生跑过来。董冲回忆说，“他第一句话就问，我儿子怎么样？”
之后，肖坤庆被转入普通病房，儿子在三天之后才从重症监护室转下来。
“看到他的一瞬间，我觉得什么苦都值了。”肖坤庆说。
[术后]
最想取掉胆汁袋大吃一顿
手术中，肖坤庆胆管被切除，胆汁需要通过一根管子引出来，为此，他不能正常消化。实在饿得受不了，也只能吃些流食。但他的肚皮依然胀得像个气球。
术后第二天，肖坤庆开始全身疼痛，他自己也说不清是伤口疼，还是肝脏疼，“身体好像也没有被拿走一块的感觉”，但“就是疼得受不了”。
连续两个晚上，他彻夜未眠，床单和睡衣都湿透，他想喊医生打止痛针，想了想，又算了，“打了止痛针恢复慢，对以后也不好。”
医生给他量体重，轻了40斤。
在闷热的病房，肖坤庆的“疼痛”像汗水一样冒出来。坐在床上，他不停扳动床尾的小桌板，放下去，又翻上来，仿佛这能帮助减轻痛苦。
“胃难受。”肖坤庆不停说。他嚷嚷着要吃冰西瓜，妻子听说吃了不好，没给买。他发火了，“你想让我渴死啊。”
妻子有些委屈，“他以前从不发火。”
4月27日早晨，妻子买菜回来，给他带了半边西瓜，他吃了两口就吃不下了，胃胀。
儿子肖体政恢复得不错，医生说各项指标已经正常。每天，他坐在另一张床上玩平板电脑。肖坤庆大部分时间眉头紧锁，只有儿子被动画片逗笑了，他才扭头看看，跟着呵呵笑几声。
夜晚相比白天少了燥热，肖坤庆的情绪似乎也好了些。他喊着“儿子，儿子，我们出去走走”，然后带他去走廊外面走走。
医院的电梯口聚集了不少同样在这里做手术的年轻父母。他们大部分刚刚生育完，年龄不过20多、30岁，孩子也才几个月大。因为是第一次亲体移植，手术的成功率相对较高。
肖坤庆是这些父母中间年龄最大、也最特殊的一个。
4月26日，手术后第10天，肖坤庆打算出门走走。医院左侧是一条河，他沿着河边走了一个来回，看着清澈的河水，他说，“这水肯定能喝。”
“我冬天来的时候这里还是光秃秃的，现在好了，生机盎然。”他把胆汁袋塞进裤兜，脚步飞快。
肖坤庆说，他很快就能取下这个袋子，然后就能大吃一顿了，而儿子，也将慢慢康复。他们的生活，被一把手术刀割裂开来，向着新方向奔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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