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后，大家就这次论坛主题进行了讨论，问题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博士研究生张彬认为，关于审执分离的模式，无论是内分还是外分，都是对审判权与执行权性质的划分。目前学界观点在司法权和行政权之间徘徊：若执行权属于行政权则应外分，若属于司法权则应内分。
硕士研究生连灿提出，关于执行权性质为何，学界大致有三种观点，分别为：行政权、司法权和司法行政权。基于以上三种不同理解，出现了三种不同审执分离的方式。其个人倾向于将执行权定性为司法行政权的观点。例如，执行裁决权包括执行裁判权和执行实施权，其中执行裁判权属于司法权，执行实施权属于行政权，个人比较同意外部分离模式，将执行实施权分离于法院，而将执行裁判权留归法院。
硕士研究生梅扬则认为，司法权本质是纠纷裁决，因此执行权非司法权；行政权根本表征是依法律行事，而执行则是依裁判行事，因此执行权也非行政权。故而，将执行权理解为司法权和行政权的混合的观点有待商榷。至于目前执行权改革的内分与外分之争，法院显然不愿意分权，但是却不得不分，因此选择了内分模式。
博士研究生杨丽娟提出，法院执行难是客观存在的，其表征有三：执行庭欠缺人手，被执行人无可供执行财产，法院救助力度有限。此外，她对主讲人表示，主讲人所讲述内容缺乏对执行监督问题的分析。其一，执行中缺乏执行标准流程和规范，主要是靠执行法官的自觉意识，例如，监狱和看守所的相关条例规定可能和法院执行产生冲突，必然会影响到执行判决问题。其二，拒不执行法律判决虽然有明文规定，但在现实中往往难以立案。
硕士研究生张权认为，执行难的另一个原因是，执行权的公信力欠缺。执行权辅助司法权，其公信力来自于司法公信力，若司法丧失公信力，则执行机关也无公信力。在法治比较落后的状况下，司法无公信力，则执行只能求助于暴力机关，而现阶段的执行不应当倒退至此。应当反思的是：司法公信力何在，执行公信力的提高有赖于司法公信力的实现。此外，他还提出，第一，以往司法管辖区域与行政管辖区域高度重合，而新兴的跨行政区划的法院可能和行政区划存在不一致的情况，此时委托执行可能面临新的难题。因此，跨行政区划法院的改革，也需要在执行方面考虑配套措施。第二，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高级人民法院统一管理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省高院可以统一管理省内下级法院的执行工作，那么下级法院执行工作的独立性是否会受到高院的影响和干涉？对此，主讲人表示，执行是领导与被领导、监督与被监督的关系，和法院审判工作的独立性存在差异。因此，从该角度来看，执行权性质便偏向于行政权的性质。
硕士研究生左正刚提出，跨行政区划法院只是对管辖权的调整，并未涉及对执行权的调整。此外，他还认为，执行财产变现的难题，可以试着从完善破产制度的角度出发来解决。在德国，大多数案件并没有进行执行，而是直接进入了破产程序。此外，网络司法拍卖也是一个很好的突破点，它在实现执行公开和透明，预防执行腐败等方面都具有一定优势。
硕士研究生陈家勋对执行中的信息不对称问题提出了看法，他认为，鉴于法院执行中存在的信息不对称问题，将执行权外分的做法可能更有利于执行。在执行工作中，执行的效率应当具有优位。例如，在刑事判决中，执行存在外分情形，部分执行分给了政府，应该考虑此种做法的原因。对此，主讲人表示，从法院开展的部门联合执法活动可以看出，联动执法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执行问题。如果把部分执行权外分，由政府将之分给其他相关政府部门，整合执行信息，那么执行效率会有很大提升。而当事人最关注的就是执行到不到位的问题。故而，从该角度出发，陈家勋同学的观点具有参考价值。
硕士研究生张权提出，执行权外分不合理，内分则是可行的。外分的不合理之处在于，执行权辅助司法权，最终目的都是为了化解纠纷，修复社会关系。因此，作为辅助方的执行权不应当外分。此外，因法院工作量大而将执行权外分后，执行权仍然由一定的工作人员承担，需要上级的管理，工作量甚至会有所增加。因此，基于效率的考量，也应当选择内分。
主讲人连灿表示，实践中，目前尚无地区采取外分方案。我们可以将程序问题纳入《强制执行法》中考量和细化。可以预见，当《强制执行法》出台后，执行效率应当会有较大程度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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