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的经验：弗莱伊标准
最早引发这个问题的，是1923年的“弗莱伊诉合众国”案。
该案的被告人弗莱伊，被诉二级谋杀罪，一审被判有罪，遂上诉至巡回上诉法院。而辩护律师提供了一项无罪证据：一份测谎试验结论。
1921年，念了生理学博士又当了警察的约翰.奥古斯都.拉森（John Augustus Larson），发明了“多参数记录仪”（polygraph，又译“多通道记录仪”），也即常说的测谎器。其基本原理，是认为当人说谎时血压、脉搏、皮肤导电率（与出汗有关）等参数会有明显变化，测到这种异常就可以判定某人在撒谎了。
早年使用测谎仪的场景。图片来源：维基百科
主持测谎的专家出庭作证，认为通过血压等参数，完全可以判定弗莱伊没有对案情作虚假供述。也就是说，如果该专家证言可以采信，则弗莱伊就是无罪的，原判决应予撤销。
对此，法庭作出了如下分析：
只有当某个问题的答案，不是一般公众所知悉的常识时，才有必要求助于专家证人。同时，某一科学规则或发明，到什么时候才算是越过了分界线，从“实验原始数据”变成了“可证明的事实”，是一个很难界定的问题。
因此，这种模糊不清的情况，让法庭不得不谨慎的对待专家证人，即只有当某一理论或发明，已经在其所属的技术领域内，被同行普遍接受（general acceptance）时，法庭方才有理由采信由此而产生的专家证言。而测谎技术，在庭审时远未达到“同行普遍接受”的程度，辩护律师又拒绝当庭演示这一过程，故法庭不认可该专家证人的证言，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由此，“弗莱伊标准”（Frye standard）登台亮相：必须普遍接受才能采纳。这个标准在接下来数年内逐渐被各州广泛采纳。其积极意义在于，让法庭误信专家证言的风险大大降低：没有任何一个人类法官，通晓所有领域的知识，能直接判断某个理论的正误；而经过同行评议、被广泛接受的科学理论，其可靠性当然是要大得多的。
同时，各个年代都有不少伪科学披着科学的外衣出现，诸如“读心术”、“脑电波交流”、“信息水”等等，倘若不加这一道门槛，法庭上就会充斥着各种似是而非的专家证言；还有一些似是而非的技术（比如唇读、耳纹鉴别），效果存在很大争议，也需要加以过滤。
然而，弗莱伊规则也并非完美，它太强调“普遍接受”，却没有考虑到技术进步的速度越来越快。在后来的若干起诉讼中，弗莱伊规则都曾受到质疑，而对它打出致命一击的，则是 “多伯特诉梅丽尔-陶氏药业公司”案。
这个案件的起因，是因为一名叫做多伯特的幼儿。这名幼儿出生时就有严重的身体缺陷，其父母怀疑，这和其母孕期中服用过一种叫做本涤汀（Bendectin）的止吐药物有关。于是，多伯特的父母与另一位症状类似的患儿父母，一起将该药的生产商告上了法院，要求公司赔偿损失。
显然，该案最核心的争议，就在于本涤汀到底是不是导致原告先天缺陷的主要原因。这是一个专业性很强的问题，超越了公众的常识范围，就需要专家证人来证明了。
被告方请来了一位专家证人，时任国家健康统计中心研究员的拉姆（Lamm）博士。拉姆博士证明，在对全美范围内累计13万例服用者的追踪研究中，并未发现本涤汀会导致新生儿出现先天缺陷。因此，原告的损失与被告无关。
而原告方也请来了阵容强大的专家证人团，如美国食药监局（FDA）的顾问萨那.斯万（Shanna Swan）博士等8位医药专家。他们则证明，在多项体外细胞和动物体内实验中，本涤汀都显示出了较强的致畸作用。
专家证人，出现了两种截然相反的意见，1:8，法庭该听谁的？
对此，加州高等法院裁定：
原告一方的专家证言，只能证明本涤汀在体外实验、动物实验中具有致畸的风险；但当时毒理学界认可的主流观点却是：动物和人之间存在种属差异，动物实验的结果不能直接外推至人类；体外实验的结果也不能等同于体内实验。而原告一方并未拿出足以推翻主流观点的证据，所以法庭对其证言不予认可。
而被告一方的专家证言，则是基于流行病学的研究和统计结果，其研究结果经过了同行评审和公开发表，所以达到了“同行普遍接受”的弗莱伊标准，法庭予以采信。因此，对原告的各项诉求，不予支持。
随后，多伯特的父母上诉至第9巡回法庭，也因弗莱伊标准被判败诉。于是1992年，官司被打到了美国最高法院。
此时，大法官们的手中，已经有了《联邦证据规则》（Federal Rules of Evidence）作为后盾，该规则于1975年生效，和弗莱伊标准相比属于新法；它属于联邦法典，位阶高于判例。因此，其效力显然超过了确立弗莱伊标准的判例。
大法官们首先援引了该规则402条——“所有关联性的证据都具备证明效力”。也就是说，只要某一证据与本案具有实质性的关联，除非其真实性、合法性存在疑问，否则就应该具备证明效力。而弗莱伊标准以是否获得“普遍接受”作为排除某些专家证言的理由，则明显违反了该规定。
同时，大法官们认为，一个科学规则或发明，从诞生到被同行广泛认可，往往是需要经过一段时间的。实际上，从血液循环到大陆板块漂移，许多科学发现曾经历过激烈而漫长的争辩、论证过程。因此，对于那些新出现的科学技术，苛求同行“普遍接受”，既不现实，也不公平。
由此，大法官们裁定，此案不应再用弗莱伊规则来检视专家证言，撤销原判决，发回重审。
不过，因为最终原告方依然没有拿出新的证据（证明本涤汀的动物致畸实验结果可以外推到人类），重审中又被判败诉。1995年，最高法院裁定拒绝再次复审此案，尘埃终于落定。
可是，不用弗莱伊标准，又该如何判断专家证词的真伪呢？难道，巫师、占卜者、顺势疗法治疗者，也可以当专家证人吗？
根据《证据规则》702条的规定，专家证言必须有3个基础：该证言基于充分的事实和资料；该证言由可靠的原理和方法推论而来；该证人已经将上述方法可靠的用于本案事实。
而在多伯特案的判决书中，大法官们则对此规定作出了一系列的阐释，即参照如下规则：
这个理论，是否可以被证伪、被检验？“车库里的火龙”式的理论，很显然不应当被法庭采信。
同行评议和公开出版，虽然并非判断的必要条件；但将一理论提交给学术共同体，则让其可能存在的错误更容易被发现，因而更加可信。
该理论可能出错的概率能否确定?假阳性与假阴性*的概率分别有多大？
该理论在适用于本案时，是如何保证其质量的？所运用的方法是否科学、合理？
（注：假阳性即通常说的“以假为真”，假阴性即通常说的“以真为假”。）
最后，“普遍接受”依然可以被视为判断时的一个重要依据，虽然并非必须，但可为其加分。
“车库里的火龙”描述了一个关于如何证伪的问题：我的车库里有一条喷火的龙。这条龙你看不见的、无实体的、浮在空中的、喷着没有热度的火的龙，与根本没有龙之间有什么区别呢？图片来源：galleryhip.com
从上述规定中，不难看出黑衣人们的苦心：科学技术有彼岸性，基于当前科技水平作出的每一个裁定，都可能在未来被修正甚至被推翻（比如放血疗法或者前脑叶白质切除术），这种风险是永远不可避免的。然而，任何可信的结论，都必然是经由一系列可信的过程产生的，因此法官就可以对该过程进行评估，也就是说，把论证过程本身的内在逻辑作为判断标准：
某个理论的提出，是否有详实、充分的实验或观测数据作为基础？
从这些数据到得出某个结论，经由了什么样的推理、推导、归纳过程？这个过程是否逻辑严密？
该结论能不能用其他的实验/观察结果来检验？如果能检验的话，结果如何？
这种检验过程，本身是否可靠、客观？其出现误差的概率有多大？
对于从数据推导出结论、用数据验证理论这两个过程，其所在领域的同行意见如何？
如果上述问题的答案都是肯定的，则法庭就可以采信其理论。即便日后该结论被证明有偏差，那也是由于人类认知的局限性使然，属于固有风险。
当然，即便该理论可信，但它与诉讼中的某个具体事实之间有没有可比性、关联性，依然需要举证方作出解释和证明，并允许对方提出质疑。
由此，“多伯特规则”横空出世，并在实际上取代了弗莱伊规则，在美国大多数州被采纳。相应的，作为专家证人，也必须依照上述标准去努力，用逻辑与理性分析，用数据来增加证词的可信度。
后来，又经过数个案件，该规则进一步被完善。2011年，《联邦证据规则》第702条进行了修改，即借鉴了该规则。
此外，多伯特案还产生一个副产品：确立了法官对于证据的“守门人”职责。
根据《证据规则》104.e条，法官的职责即是对证据证明力的大小进行判断，是所有证词是否可采用的最终裁决者。换言之，哪怕双方对某个鉴定意见并无争议，但法官仍然不能将其奉为圭皋，还是必须按照上述规则，谨慎地审查其是否真实可信。
比如，在DNA鉴定技术出现的早期，比对的基因位点数很少（最少时仅做4个，而今天至少是比对20个以上），从概率角度来说是非常容易出错的，法官倘若不假思索，直接把这样的鉴定结论作为证据判案，就很容易造成错案。这一点，在中外的司法实践中都留下了不少教训。
科学技术是为了人类而存在，而不是成为人类的主宰，这一点在多伯特规则中得到了肯定。对于科学问题敬畏但不盲从，也成为一代代法律人的宝贵共识。
推而广之，普通人在法庭之外，对于一个新奇的理论，也不妨参考多伯特规则去鉴别它的真伪。当然，要准确的得出结论，还需要相应的专业知识，加上奥卡姆剃刀原则等辅助标准才行。
转眼间，时光已经流去了近半个世纪，而黑衣人们的理性思考与扬弃，依然照亮着今天的星空。
转自：法律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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