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案报道呼唤法治原则：从破案为中心到审判为中心
作者：魏永征 来源：财新网
本文原刊于《青年记者》2014年10月（下）
对于刑事犯罪案件的报道，在法制新闻中居有重要地位。刑案报道，具有惩恶扬善、普及法律知识、彰显公平和正义等多种功能，许多刑事案件是社会关注的热点，予以公开报道含有满足公众知情权等重大公共利益。
司法机关对于刑事罪犯依法予以审判和惩处，是法治的体现。刑案报道，同样应该符合法律规定，体现法治原则。中共中央关于依法治国的决定提出“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规范媒体对案件的报道，防止舆论影响司法公正”。 刑案报道如何贯彻决定精神，与时俱进，厉行改革，确实值得思考。
陈旧的刑案报道模式
我们沿袭多年的刑案报道模式，与法治原则相去颇远。这种模式，就是以公安破案为中心，而不是以司法审判为中心。
公安宣布侦破某件刑案，查获犯罪嫌疑人，媒体除了报道公安的官方通报外，往往通过各种手段，对案情或犯罪事实作进一步揭露或渲染：有的请受害人或知情人控诉和声讨那些罪行，有的采访嫌疑人，让他陈述自己的犯罪经过，有的找到嫌疑人的亲属、师长、朋友等等，让他们说说嫌疑人怎么堕落犯罪，有的视觉媒介还让嫌疑人面对镜头认罪悔罪，表示感谢政府对自己的挽救，还要揭发同伙，等等。这些报道，特别是对在押的嫌疑人采访报道，有的还进行录音录像，显然是在公安同意甚至主动安排下才能实施和发布的。
许多这类报道，是在公安宣布破案后第一时间推出的，当事人非但还没有被起诉，甚至还没有被批捕。尽管使用了“嫌疑人”的字眼，表示他们还没有正式认定为罪犯，但是经过这样的报道，公众显然认为罪案已成，嫌疑人就是罪犯，必将受到惩处，已无悬念。
与对公安宣布破案时声势浩大的报道相比，后来对批捕、起诉和判决的报道，就成为一种照章办事的仪式，除非在认定事实和性质方面发生重大变故，一般不会再引起重大关注了。
报道模式违反我国司法制度
第一，这种做法违反了刑诉法关于“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对任何人不得确定有罪”的规定。这一条款，是我国法律对公安、检察、司法三家职责权限分工的更明确表述。我国法律对于查处审理刑案早就确立了公安机关、检察院和法院分工合作、互相配合、互相制约的制度，公安机关行使侦查权（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检察院行使检察权，法院行使审判权。本条规定更加明确表明，公安机关没有对当事人定罪的职权。当事人尚在公安机关侦查期间，就大肆宣扬他的所谓犯罪事实，甚至要他面对社会当众认罪，客观上就是对检察院和法院施加压力，要他们按照公安侦查确定的基调进行检察和审判，是侦查权对检察权和审判权的公然挤压。这个条款，也是对于当事人人权保护的规定，认定有罪，就意味着他的一部分人身或财产权利要遭到剥夺，必须严格依照法定程序确定，被认为是国际人权公约确定的“无罪推定”原则的中国式表述。
当事人刚被采取强制措施，就大肆宣扬他的罪行，报道他“对自己的涉嫌犯罪事实供认不讳”，有的还面对荧屏，带上手铐、剃了光头、穿着罪衣，完全以有罪之人的形象呈现在公众面前，这是媒介（背后是公安）代替法院抢先宣布当事人有罪，是一种典型的媒介审判、公安审判。
第二，这种做法还违反了刑诉法关于犯罪证据的认定原则。证据必须经过查证属实，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刑诉法对于证据的查证，规定了严格的程序，要经过公安、检察、法院三道关口，并且规定了证据排除原则。公安提供的犯罪事实，要经过检方和法庭检验，才能确定为证据。至于媒体自行采访知情者提供的资料，没有经过法庭质证，那就根本不能起到证明犯罪事实的功能。刑诉法还规定：“只有被告人供述，没有其它证据的，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现在报道在押的当事人或嫌疑人交代，有的还在荧屏现身说法，陈述自己如何敲诈，如何收受不义之财，如何容留他人吸毒，以及如何嫖娼、如何赌博、如何卖淫等等，是不是都有其他证据支持呢？是不是都已经经过查证呢？嫖客说每次要同几个女性一起上床，就是几个吗？妓女说陪男人睡一次收费20万，真有那么贵吗？严肃的刑案报道，怎么可以给嫌疑人提供信口开河的讲坛呢？
这样无限制地报道所谓“犯罪事实”，很容易干扰法庭查证质证，还会同以后法庭正式确认的犯罪事实发生混淆，令公众莫衷一是。有的嫌疑人在荧屏自承“拿了”50万，一年后判决只认定受贿3万，再次引起舆论哗然，令公安和媒介都沦于尴尬的境地。知情权，是要知悉真实的准确的信息，任意披露未经认定的事实并不是真正满足知情权。
第三，这种做法也违背了刑诉法有关犯罪行为证明责任的规定。犯罪事实必须由控方举证，这是刑诉法一向的规定。2013年实施的新刑诉法又增加了“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的条文。记者采访在押的当事人或嫌疑人，要他陈述自己的犯罪事实，甚至要他上荧屏认罪悔罪，这是从根本上颠倒了刑事案件举证责任的分配。当事人在公安采取强制措施之下，失去人身自由，说是甘心自愿，坦白认罪，不存在强迫因素，只能是自欺欺人。
第四，这种做法也违反刑事侦查保密的原则。国家保密法明文将“追查刑事犯罪中的秘密事项”列为国家秘密。公安部、国家保密局《公安工作中国家秘密及其密级具体范围的规定》，把“正在侦查、预审的刑事案件的具体案情和侦查、预审工作情况”，列于“机密级事项”。当事人陈述总会涉及案情，涉及他人，特别是那些牵连甚广的团伙案件、单位犯罪案件，公开披露在押嫌疑人的供述，无异向尚未触动或发现的其他涉案人员进行通风报信，为进一步查清案情平添障碍。那些迫不及待进行广泛报道的媒体，不知想过这个后果没有？
对司法尊严和人权的双重侵犯
有些国家和地区，对于在公安侦查期间刑案信息的控制，有严格的规定。在刑案侦查期间超越司法程序披露有关信息，被认为是对司法尊严和嫌疑人人权的双重侵犯。在我国香港地区，刑案罪证必须当庭呈验，严禁在庭审前公开，抢先公开可以成为排除证据的理由，俗称“见光死”。去年还发生《苹果日报》因为抢先采访报道尚在拘押中的嫌疑人而受到刑事检控的案件。案情是一起杀害自己父母的严重逆伦罪案，嫌犯被拘捕后送往精神病治疗中心进行精神病理检查。《苹果日报》趁机派记者潜入治疗中心，对嫌犯进行所谓采访，问他杀害父母时的心情，在头版刊登《变态男讲述杀父母一刻：少少慌乱，但平静……》一文及嫌犯照片，还在报纸网站上发布了采访录像。香港律政司认为，苹果日报记者的这种行为，足以影响司法公正和法庭程序公正，以涉嫌藐视法庭对苹果日报报业公司和总编辑提起刑事检控，已经获得法庭许可（受理），尚在审理中。
内地法制与之不同。刑诉法主要是规范刑案侦查、检察、审判程序，设定公检法三方职责以及刑案参加人权利。我们说刑案报道以公安破案为中心的做法违法，是从学理上而言，媒体不会因为这类报道而受到法律的处罚。但是这种做法同时违反了《中国新闻工作者职业道德准则》的规定：“维护司法尊严，依法做好案件报道，不干预依法进行的司法审判活动，在法庭判决前不做定性、定罪的报道和评论”，其损害性不能忽视。
陈旧报道模式的不利后果
第一，它等于向全国民众进行有法可以不依的示范。新闻媒介的舆论引导功能不仅在于内容，也包括自身的行为方式。我国历史上缺乏法治传统，在人民群众中诸如“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法律至上”、基本人权保障以及“无罪推定”、“罪刑法定”等观念本来就很淡薄，正需要新闻媒介发挥舆论导向的功能加以精心培育。现在，法律规定任何人有罪必须法院依法判决，媒体却在那里抢先宣传当事人有罪，法律规定不得强迫自证其罪，电视却让当事人戴着手铐穿了罪衣当众供述犯罪事实，这只能在民众中培植起一种漠视法律、视法律为可有可无的意识和情绪。而且，这样的做法是不是还要让其它公安机关仿效呢？如果各地的公安机关抓了人，连检察机关审查这一程序尚未履行，就都迫不及待地让他在报纸上、电视上“示众”，还美其名曰进行法制宣传，那样，我们国家还有法治吗？
第二，这不利于公众从刑案审判中感受到公平和正义。司法的任务是实现公平和正义，而公平和正义必须以人们看得见的方式加以实现。所以不仅案件审判必须公平正义，传媒传播案件信息也必须符合公平正义，如果审判是公正的，而传媒报道和评论不公正，那也会影响到公众的感受，使公众感受不到公正，甚至误认为不公正。可以肯定，现在公安侦查的结果多数是正确的，检察和审判也会采纳公安认定的结论进行起诉和判决，但是按照以公安破案为中心的报道模式，媒体抢先作有罪报道，甚至形成巨大的舆论声势，即使后来判决完全正确，民众所感受的就不是法制的胜利，而可能认为是报道对司法的影响、公安对司法的压力，这种感受就显然离开了公平和正义，对我国司法的正面形象是一种很大的伤害。
第三，它也会在实体上影响司法公正。媒体抢先公布公安机关的“破案事实”，势必引起舆论对犯罪嫌疑人的谴责和声讨，在群众中形成嫌疑人有罪的先入定见，这就会给检察和审判形成舆论压力，要求检察和审判按照公安的思路继续办案。万一公安认定有误，就会形成冤假错案。不久前平反纠正的福建念斌冤案，就是在公安宣布“破案”之后，当地媒体当即报道念斌的“犯罪事实”，还宣传公安如何为破案“庆功”“授奖”，为冤案的铸成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这个教训一定要深刻吸取。
第四，这将会日益落后于司法改革的形势，不符合甚至扭曲法律规定的公、检、法三家正常关系。近年来，在刑案诉讼方面公、检、法三方的关系正在按照法律规定的职权分工趋于完善。按最高检察院工作报告，2013年全国检察机关对侦查机关不应当立案而立案的，督促撤案25211件；对滥用强制措施、违法取证、刑讯逼供等侦查活动违法情形，提出纠正意见72370件次，同比分别上升25%和27.3%；对证据不足和不构成犯罪的，决定不批捕100157人、不起诉16427人，同比分别上升9.4%和96.5%。在2014年，证据不足和不过成犯罪的，决定不批捕116553人、不起诉23269人，同比再次上升16.37%和41.6%。这表明检察机关对于公安侦查的监督功能有了很大的加强。
按最高法院工作报告，2013年全国法院一审判决罪犯115.8万人，有825名被告人宣告无罪，占确认有罪的0.071%，2014年全国法院一审判决罪犯118.4万人，有778名被告人宣告无罪，占确认有罪的0.066%，这些比例数字虽然很小，但是比起2011年无罪判决率0.013%来，也有明显的增加，表明法院依法独立审判也有所提升。刑案报道如果仍然停留在以公安破案为中心的传统做法，那么与检察权、审判权冲突的风险就会越来越大。媒体贸然按照公安破案的口径进行报道，如果接下来检察机关不批捕或不起诉，或者法院经过审理认为证据不足以证明有罪而作出无罪判决，媒介虽然可以以报道国家机关的职务行为而无需承担法律责任，但是那些配合公安破案进行广泛的有罪报道和渲染，对于媒体终究是一种尴尬和不齿。
以审判为中心必须以庭审报道为中心
按照我国司法制度和诉讼程序，法庭审判应该成为刑案报道的中心。审判公开（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是一项基本的诉讼制度；媒体可以派出记者到庭旁听。侦查期间，媒体只需客观报道公安采取各种强制措施的法律事实，公开庭审才是刑案报道的主要用武之地。控方的起诉，被告的辩护，对于证据的审查，对证人证言的质证，控辩双方的辩论，被告人的最后陈述，除法律规定不予公开以外，都大有文章可做。经过充分报道，法庭作出的判决，才会成为看得见的公平和正义。庭审报道的成功个案，就是2013年薄熙来案件的审判，已有多方评说，本文无需重复，希望能够成为今后刑案报道的基本模式。
当前，中国正在大力推进法治建设。法治是外来术语，对它的中国式表述就是“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三十多年前中共十一中全会提出的这四句话、十六个字，是法治的精髓。至今，我们已经基本解决了有法可依，形成了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当前推进法治，重点解决的就是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刑案报道同样必须遵循现有法律的规定，按照法定的程序进行报道，为培育法治精神作出自己的贡献。
来源： 第一辩护（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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