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人超市”的后果必定诱发侵财的违法乱纪行为，以及自身的破产。“权力超市”也是同样，如果对权力的行使放任不管，完全依靠掌权者的良知，那么，以权谋私的腐败必定泛滥成灾，结果一定是这个超市的停业破产。
文 | 尔心贵正
来源 | 尔心贵正的法律博客
近日，北京建国门附近进行了一次“无人超市”实验，进行信用测试。其实，这种测试完全是多余的，因为，根据一个社会人们道德水准的现状，完全可以推断出这样的结果，这就是讲信用的人必然有之，他们的良心在任何时候都要监督自己的言行。不守信的人也必然也会乘机捞好处，并且一传二、二传三，商场里坏人一定会多于好人。中国刑事犯罪率还很高，不讲诚信的民间纠纷还很多，处在这样社会环境中，“无人超市”绝对没有生存的空间，如果真的设立起来，用不了几天，就得关门大吉。
权力场也是如此。权力也是一种稀缺资源，价值巨大，自古以来就被人们当作是一种好东西，具有很难抵挡的诱惑力。合法使用，能够造福于民；非法利用，可以谋取私利。好人向往权力，总是要实现自身为社会服务的人生价值。而坏人也红了眼地贪恋权力，以实现私利的最大化。权力是公用还是私用，存在于每一个时代和每一个权力运行的过程之中。“如果人人都是天使，就不需要什么政府。如果是天使统治人间，也无须对政府施加任何外来或内在的控制。在组织一个人统治人的政府时，最大困难在于必须首先使政府能够控制被统治者，然后使政府控制自己。”（麦迪逊）“政府并不是解决问题的方法，政府本身才是问题所在。”（里根）在权力场中，有君子也有小人。全部是小人，这个权力场迟早要崩溃；统统都是圣人，自然是一种乌托邦的幻想。因此，如何确保权力的公共属性，使其能够始终用来为民服务，便是任何一个政府需要认真解决的严重的政治问题。
我们不能造成一种“权力超市”，即放弃对掌握运用权力者的监督，无条件地信任他们，总以为他们都是大公无私的圣人，能够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让这些人可以随意地使用权力。如果存在这种“权力超市”，权力被盗用的行径必然泛滥，以权谋私的腐败会日趋猖獗，这个“权力超市”就会同商品的“无人超市”一样，再也就无法开张下去。古代帝王权力虽然至高无上，但毕竟还是建立了这样那样的监督制度，才维系着朝代的延续。一旦权力失控，必定腐败透顶，民不聊生，新的朝代也就开始了。当今世界，凡是做到稳定发展的，都是和权力受到足够制约联系在一起的。权力都被关进制度的笼子里，时时受到监督制约，才能依法行使。
需要我们认真反思的是，改革开放以来，反腐败斗争从来没有放松过，有的时候还形成了从重从严打击的高潮，比如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期的“经打”，以及1989年的“两院通告”，都严厉惩处了一大批贪官，有些人还被处以极刑。然而，“当前一些领域消极腐败现象仍然易发多发，一些重大违纪违法案件影响恶劣，反腐败斗争形势依然严峻，人民群众还有许多不满意的地方。”（习近平）也就是说，尽管经过了多次治理，腐败问题依然极为严重，甚至还有过之而无不及，职务犯罪率不低，足以证明，在现实中，确实还存在着不少“权力超市”。一些国家工作人员将手中的权力当作自己谋取私利的工具，为所欲为，恣意贪污受贿，就是因为缺少严密有效的监督，有一个胆大妄为的外部环境，以及不少的作案机会。至于那些塌方式的腐败，窝案串案现象严重，简直就是整个监督体系都已经被瓦解了。
毫无疑问，如果监督制度不健全，仅靠事后的惩处，并不能取得根治腐败顽疾的效果。狠抓打击的时候，可以暂时遏制一下职务犯罪的高发态势。但是，风头一过，一些本来就具有作案动机的人，就会依然如故，按捺不住贪婪的欲望，旧戏重演，甚至更加疯狂地敛财。因此，极为重要的工作是应当反思案发的原因，深入查找制度的漏洞，加快监督机制建设的步伐。正因为此，所以王岐山才深刻指出：“坚持标本兼治，当前要以治标为主，为治本赢得时间。”只有紧接着跟上建立健全监督制度工作，才能构建廉政建设的长效机制，避免腐败反弹的不良现象。窃以为，制度不在于多，而在于精，在于管用。只要抓好以下三项制度建设，就能获得治本的良好效果。
由于腐败的根源是绝对权力的存在，因此，治本的首要良策就是要彻底根除“一言堂”现象。权力过于集中是诱发腐败的根本原因，要消除以权谋私现象，首先就要消除这种不受监督的权力。监督一把手的制度建设，核心就是要彻底剥夺他们在用人和用钱的重大决策上的“个人说了算”的权力。要构建严密的决策程序，任何一项重要决定的作出，都必须经过必要的环节审议审核。前道环节不通过，就不能启动后道程序，并且后者有权根据相关人员的申请，对未予通过的决定进行复议复核。后道程序的审议审核必须建立在前道程序提请的内容之上，并且接受前道程序的监督制约。最后拍板，应当由一个集体领导机构，比如党委会、人民代表大会以及常务委员会、政府会议、审判委员会、检察委员会，等等，在充分发扬民主基础之上，进行科学决策和依法决策。坚决杜绝凭几个领导碰头就随意作出决定的怪现象。同时，做到公开透明，禁止个别人或者少数人暗箱操作。凡是程序不到位的、暗中作出的决策，不仅无效，还要追究有关领导的责任，包括党纪政纪责任，乃至刑事责任。
当前腐败高发易发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职务犯罪的犯罪黑数太大，查处率很低，使职务犯罪成为了一种隐形的违法行为。这就导致一些人侥幸心理极强，尽管刑法有严厉制裁的规定，触目惊心的案件不时曝光，甚至有的就发生在身边，腐败分子依然可以无所顾忌地胆大妄为。因为，他们自以为牢狱之灾并不会降临到自己的头上。我们不能不看到，这种认识并非没有现实根据，而是一种对客观事实的反映。假如，一个伸出贪婪之手的人，不要说十有八九被抓，即使是一半被绳之以法，就绝对不会有那么多的人铤而走险。因此，一定要消除职务犯罪的隐形性，才能打消一些人极强的侥幸心理。根据国外成功的反腐败经验，我们必须尽快制定两项重大廉政建设制度。
一是应当尽快地制定实施个人财产申报法。之所以特别强调这部法律的制定，是因为它对于廉政建设有三大显著功效。首先是大大提升了职务犯罪破案率，减少犯罪黑数。由于职务犯罪，尤其是占据此类犯罪重头的贿赂犯罪，客观证据极为缺乏，主要依靠言词证据定案。而面临生活灾难的犯罪人绝不会轻易交代坦白，再加上刑事诉讼制度的不断进步完善，越来越严格地控制侦查权，因此，许多案件很难侦破。实施了财产申报法律，公职人员必须将自己的收入全部申报公开。这样，职务犯罪侦查就可以摆脱对口供的依赖，能够根据书证等大量的客观证据来认定犯罪，大大提高了侦查工作的效率，减少职务犯罪的存量。其次，由于个人财产收入应当申报，收受侵吞不义之财必将给自己造成极大的心理压力，既不能申报，隐匿一旦被查出来之后又逃脱不了法律的制裁。因此，作为经济人趋利避害的理性考量，他们就会遏制住非法占有公共财产的动机，避免职务犯罪的发生。再次，更重要的还在于，通过个人财产的申报，光明磊落，表里如一，可以向民众保证和证明自身的清廉，以取信于民，巩固执政基础。所以，在所有的反腐败举措中，这项法律制度具有特别重要的现实作用，被称为腐败的“天敌”、“克星”。世界上只要是廉政建设走在前列的国家和地区，都构建了这个制度，廉洁国家的典范瑞典在1766年就率先采用了这个做法，英国在1883年就制定了世界上第一部有关财产申报的法律，我国港、澳、台地区也于上个世纪执行了这一规则。对于如此重要的廉政建设制度，我们实在是没有再拖延的任何理由。其实早在1994年，经中央同意并转发的全国人大“八五”立法规划中，就已经将《财产收入申报法》列入立法项目。故而，我们应当在深入研讨的基础之上，尽快制定出台个人财产申报法。这项制度出台的越早，就越有利于党风廉政建设。
二是完善金融实名制度。金融实名重要的方面并不是存款实名——当然也必不可少，而是资金收付的实名。作为财产型的贪污贿赂犯罪，都和财产密不可分。只要将财产的转移公开化，腐败就能够得到有效遏制。因此，必须规定凡是超过一定额度的经济交往行为，禁止现金交易，都应当通过银行转账，留下事后可查的清晰的依据。欲想捞取不义之财的人，一当想到自己的丑恶行径会在银行账户上留下马脚，就再也不可能无所顾忌地实施犯罪，反而会打消作恶的念头。如果一个欲要送100万的行贿者，无法使用这么巨大的现金量，而只有通过银行转账实施，就很难想象他还会去干这样的傻事。而想要受贿的掌权者，一想到这100万流动的痕迹留在银行，也绝不会冒天下之大不韪地伸出罪恶之手。韩国在1993年实行金融实名制度，在挖出了包括前总统全斗焕、卢泰愚在内的一批贪官的同时，也强化的对于权力运行的监督，大大促进了这个国家的廉政建设。可见，建立金融实名法律制度，就能遏制贿赂的幕后发生，减少犯罪机会，有力促进清明政治的建设。
“无人超市”的后果必定诱发侵财的违法乱纪行为，以及自身的破产。“权力超市”也是同样，如果对权力的行使放任不管，完全依靠掌权者的良知，那么，以权谋私的腐败必定泛滥成灾，结果一定是这个超市的停业破产。因此，一定要消除“权力超市”现象，唯有如此，才能确保权力的公共属性，形成良好的政治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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