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6月有媒体报道，河南平顶山市中级人民法院为了阻止被害人亲属上访，竟然“承诺”对该案犯罪嫌疑人判死刑。此则法院罔顾司法人权而与被害人亲属做交易，签订史书不载的“死刑保证书”的天下奇闻，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维稳”与法治孰重孰轻的问题再一次摆在了我们面前。

文｜刘练军

来源｜刘练军的法律博客

在“维稳”与法治孰重孰轻背后是司法与政府的关系问题。如果司法与政府能够保持足够的距离、彼此独立，那它们各司其职，也就无所谓孰重孰轻。而当它们两位一体，司法隶属于政府、成为受政府指挥的下属执法机构时，那结果必定是“维稳”重于法治，“维稳”压倒法治。

我国司法捍卫法律尊严无力、保障公平正义无能，关键在于司法与政府未能实现彼此分离、相互独立，司法只能跟着政府的“维稳”旗帜前进，而完全不能或仅能非常有限地坚守法治阵地和人权底线。

作为一个终极目标是实现共产主义理想蓝图的能动型国家，我国政府从未把司法视为中立的纠纷解决者，相反，它一直把司法看作是其社会管理的不可或缺的合作者。于是，对于司法个案必要时各级政府官员都会公开发表立场鲜明的干预性谈话，以影响乃至决定法官的司法判决。而这个必要时往往就是案件有可能涉及社会稳定、政府要开展“维稳”工作的时候。

然而，政府一旦开始干预司法，那司法就难免主动或被动地放弃法治原则。此时，司法裁判就不再是一种严格的依法裁判，而是一种稳定高于法律、权力重于权利的维稳式裁判。这种裁判最多只能实现控制上访、克减权利的次等正义，尊重法律、制约权力和救济权利的立宪正义则可望而不可及。

长期以来，我国司法判决都不能不追求审判的社会效果。所谓社会效果，尽管官方的说法是指通过审判活动来实现法律的秩序、公正、效益等基本价值，实则是要求案件判决之后必须做到“案结、事了、人和”。质言之，司法裁判务必要以社会稳定为鹄的，坚决不允许有可能带来上访不断、聚众闹事等不稳定后果的判决出现。至于这种满足社会效果要求的司法裁判合法还是违法、救济权利还是侵害权利等司法裁判应然问题，他们就在所不问、漠然置之。

在那起出具死刑保证书的案件中，为了阻止被害人母亲杜玉花上访、维持社会稳定，竟然将嫌疑人李怀亮的司法人权束之高阁，将其超期羁押长达十余年之久，导致他妻离子散、家破人亡。敢问这种显然违法的“维稳”意义何在？此等严重蔑视及侵害当事人李怀亮基本人权的司法，还有资格称之为司法吗？

更重要的是，这种司法严重违法式“维稳”能一直维持得下去么？李怀亮总有一天会告别超期羁押，重获自由吧？到那时，他的国家赔偿问题如何解决？十余年的无端牢狱，国家赔偿可不是一笔小数字啊。可以想见，李怀亮绝不可能轻松获得这笔赔偿，公安、检察院、法院和政府之间必将相互推诿责任，李怀亮难免要为其依法应得之国家赔偿而踏上漫漫上访路。对杜玉花的“维稳”结束之日，就是对李怀亮的“维稳”开始之时，“维稳”注定只有开头没有尽头！

毫无疑问，要走出此等“维稳”无极限的现实怪圈，就只能打破司法－政府一体化的政制现状，把司法从政府中“解放”出来，结束司法从属于政府、系同级政府一个职能部门的无距离历史。唯有如此，才能实现司法的归司法、政府的归政府，才能真正恢复司法制衡权力、救济权利的应然功能和神圣使命。

司法部门参与社会治理和维护社会稳定的最好方式，莫过于严格依法裁判。除了对案件纠纷争议作出证据确凿、法理充分的公正判决外，司法不应该有任何其他职责。司法的社会角色不宜多样，它必须是单一而又单纯的，否则，必将会发生角色混乱、功能不障的司法不法现象。

社会角色多样化，职责功能不单一，此乃我国司法面临的一项重大问题。而其根源就在于司法在很大程度上隶属于和受制于同级政府，司法与政府之间剪不断、理还乱的错位关系。它们之间此等非制度化的混沌状态，已然严重制约了我国法治的发展和进步。只有坚决破除司法与政府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非正常关系，我国的政治体制运作才能步入法治化轨道的美好明天。

距离产生美，司法与政府唯有保持适当的距离，司法才会越来越像司法，政府亦才能愈来愈像政府。政府固然要致力于维护社会稳定，但政府绝不应要求司法放弃其依法裁判的基本职责，而沦为它“维稳”之工具，否则，任何的和谐稳定都是暂时的，而由此造成的不稳定则是长久的。

总括而言，和谐社会的形成以司法和政府保持适当距离、彼此能够真正独立为前提条件，抛弃此等前提条件只能造就一个“维稳”无穷尽的不和谐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