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共识网，撰文：吴木銮(香港教育学院亚洲及政策研究学系助理教授)
在中国，腐败的解决方法已经成为反腐官员和廉政研究学者的热门话题。中国共产党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正忙于「打老虎」来阻吓公职人员不要涉贪。不过，「打老虎」固然过瘾，寻找反腐败的长效策略却更为重要。笔者认为，大幅度提高公务员工资虽然不能立竿见影，不过，增加公务员正式工资、改善公务员的激励机制，这对清廉政府的建立产生深远的影响。
最近，在我的「比较发展政策」(Comparative Development Policy)的课堂上，学生们回答了关于中国反腐策略的问题。来自香港的学生大多建议提高公务员的工资来解决腐败问题。而来自内地的学生则认为通过提高公务员工资并不能减少腐败，而且有些官员获得越多财富就贪得越离谱。这些对比鲜明的观点使我感到惊讶。
在公务员工资和腐败控制的关系中，什么因素促使香港学生和内地学生形成如此对立鲜明的观点?这是否与内地自身的政治经济环境有关?这样的讨论有没有相关的政策含义呢?本人不认为仅仅通过改革公务员薪酬就可以解决腐败问题。然而，如果不进行公务员薪酬制度的实质改革，廉洁的政府很难在中国内地形成。
1内地民众对「高薪养廉」存疑
当我在内地的一些媒体上讨论公务员工资与廉政建设的话题时，较少读者(除了一些反腐专家)支持我的观点。网友在我谈到新加坡「高薪养廉」经验时做如下评论：「[这] 只是对那些老实人有用，对贪得无厌的人没有作用，只有枪子儿才有用」;「国家越大，权力越大，人心越容易堕落。拿弹丸小地 [指新加坡] 的经验根本什么都不算」。同样的，在2015年初博鳌亚洲论坛年会上，新加坡国立大学的郑永年教授认为中国政府可以在打击腐败方面向新加坡学习「高薪养廉」：「针对人性的弱点设计制度」。内地著名企业家董明珠反驳道，「高薪养廉不一定能解决腐败问题。徐才厚贪污几个亿，那多少才是高薪呢，多少才够呢?」我看了网友在郑董辩论的留言，大多数人同意董明珠而反对郑教授的观点。
一些经济学家试图评估公务员工资对廉政建设的影响。卸责理论(shirking model)认为，为了消除腐败，公共部门工资应该非常之高，因为行贿获得的收入水平可能是公务员正式薪水的几倍甚至几十倍。更重要的是，在许多国家中，腐败被发现及查处的概率相当低。根据 Van Rijckeghem 和 Weder (2001)对印度腐败的研究，当地腐败案件被发现的概率只有10%;即使腐败行为被揭发，当事官员被惩罚的概率也只有10%。对于中国，我们没有任何可靠数据。不过根据目前的一些观察，内地腐败案件被发现的概率可能更低。因此，鉴于腐败所带来的巨大的经济好处，作为减少腐败的一种手段而增加公务员工资是一个相对较弱的解决方案。
相反地，另一经济学解释「效率工资」模型(efficiency wage model)认为，提高公务员工资会带来腐败的减少。作为理性人，政府官员在面对腐败的诱惑时会做出一些计算，比如从腐败得到的好处和被惩罚的代价。如果和其他职业的就业人员相比，公务员收入相对较高，他们就会担心腐败被发现之后的惩罚和代价。因此，在利弊权衡之后，公务员有可能抵制诱惑。因此，公务员获得相对较丰厚的薪酬待遇后可以增加保持清廉的激励，这从长远上会减少官员的腐败行为。
2官员本性就是贪婪?
一些中国人似乎认为，鉴于腐败行为被揭发的概率很低而贪污给官员带来的好处如此巨大，假如正式的公务员工资获得增长，腐败官员将收取高额的薪水再加外来的贿赂。此外，在一些人看来，许多官员本性是贪婪的，许多贪官收受的贿赂是家人和自己几辈子都花不完的。在某种程度上确实如此!之前我的一篇合作文章曾研究公务员工资和廉政建设之间的关系(Gong 和 Wu, 2012)。我们发现此间的关系确实比较复杂。1997年之后，中国政府大幅度提高了公务员工资，但是，腐败的规模和水平在同一时期上升。这表明公务员涨工资在短期内可能对贪污的控制没有直接的效应。
如果有政府认为，通过改善公务员工资产生明显、立竿见影的反腐效果，本人也是抱谨慎态度的。不过，从我自己的学术研究和对中国政治的观察来看，从长远来看，一个相对高的工资仍然是控制贪污腐败的可行的、有效的解决方案。在 Van Rijckeghem 和 Weder 很有影响力的研究中，他们指出，公务员薪水增加可能不会产生实时效应。也就是说，纳税人付钱来增加公务员工资，以此来达到减少腐败的目的是需要很长时间的，也需要民众的耐心。在新加坡和香港，公务员薪水的增加及其他反腐败制度的引入，并不是在一夜间消除腐败。从长远来说，新加坡和香港的反腐败制度(包括公务员的优厚薪酬待遇)起到了作用。
今年早些时候，一些国际媒体透露，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每月的工资是1832美元。事实上，这是一种误读。与发达经济体公共部门的薪酬结构相比，中国采纳了一种特殊的薪酬结构：公务员工资包括基本工资、津贴和补贴、以及年终的资金等。上述的1,832美元是基本工资而已。根据笔者的估算，习近平每个月的正式工资大概为4,000-5,000美元左右。
一些观察者也指出，就凭这些工资，他是不可能在北京买套象样的房子的。许多有识之士继而指出，这种工资水平会导致个别政府部门避开相关的政策变相给员工发放额外的工资。而一些官员会用灰色收入甚至贪污、贿赂所得的资金来补充自己的收入。 Van Rijckeghem 和 Weder 在跨国的比较中得出的结果也是，工资低的公务员无法抗拒腐败的诱惑。
翻查中国的统计数据，2000年之后，从整体上看，公务员工资一直在增长。从国际上看，衡量公务员工资水平一般是看公务员工资水平与制造业工资的比例;在中国，正式公务员的工资是制造业工资水平的1.3倍。这个水平在发展中国家都是偏低的。 Van Rijckeghem 和 Weder 发现，在许多发展中国家中，上述比例从1增加到2，贪污水平会出现显著下降。而政府要根治腐败，公务员工资应该是制造业工资水平的3-7倍。在 Van Rijckeghem 和 Weder 的研究样本中，新加坡公务员工资和制造业工资的比例是3.5倍。
3单以「义」为纲真的可行?
许多人认为，在公务员工资这些细小的问题上进行研究是意义不大的。官员腐败可能是贪婪所驱动，当然有些情况则是因为生活所迫，君子也变成小人了。因此，治理腐败应该先探讨人性的问题。孔子曾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如何把官员培养成君子是最重要的。
如果官员们获得极低的工资，而同时要求他们在履行公职时保持美德(甚至要做君子)，这是比较困难的。在中国历史上，许多朝代实施官员低工资制度，而官员逃避责任，欺上瞒下和贪污贿赂比比皆是。而中国古代为官的人多为读圣贤书(做君子)出身的。
现代的公共行政和官员治理更为复杂。现代的公共行政强调公务员的职业伦理，不过一般不会要求公务员一定要是儒家的「君子」。因此，我们还得回到现实的问??题。既然都是普通人来执行公务，如何避免官员从事贪腐行为?从改革开放之后，内地已经有人讨论高薪养廉。特别是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多次访华推介新加坡的反腐经验，总是强调改善公务员薪酬的重要性。
不过，令人疑惑的是，为什么中国缺少像新加坡那样用高工资来解决腐败的民意支持呢?除了??一些令人沮丧的，有时根据不足的原因(即官员是贪婪的)，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共产主义的平均主义思想依然在这个国家占据主导地位。平均主义意味着一个广泛、实质的工资差——甚至报酬是基于功绩和表现——在中国社会是不被接受的。Cooke，一位研究中国的人力资源管理的专家指出，「平均主义作为分配意识形态，描绘了中国几个世纪的农民和地主斗争的想法。」
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统治着中国，而政府有意识的制度化工资平均主义。因此，这奠定了一个反对公务员大幅度加薪的社会舆论基础。人们普遍认为在不同部门工作的雇员薪酬差距不应该太大。当讨论到公共雇员的工资水平，邓小平1957年9月23日就曾做出著名的论断，「工农生活、城乡生活不要相差太多。生活水平的提高必须考虑到全国大多数人的情况，因此，在目前应该坚持在公共部门实行合理的低工资制，尽量使大家都有饭吃」。此外，他还说到「要按劳分配，要有差别，但差别不能太大」。
4引入新加坡式的「以薪养廉」
公众态度与官方意识形态相当接近。我密切留意《人民日报》上关于公共部门工资和治理腐败关系的讨论。当时新加坡李光耀访华后，他曾向中国领导人建议引入新加坡式的反腐制度。《人民日报》因此还刊登了大量关于公共部门工资和廉政之间关系的文章。有趣的是，他们避免使用「高薪养廉」这个词，相反，他们认为新加坡的做法应该叫做「以薪养廉」。也就是说，新加坡的公务员并没有获得特别高的薪水，反而是其他反腐败制度(比如独立的反贪机构)在减少腐败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人民日报》的文章还认为，一些贪婪的官员是不能用高工资来「收买」的，他们获得高工资的同时还会非法敛财，因此，政府要鼓励官员们过节俭的生活;只要政府官员们通过节俭来净化他们的内心世界，反腐败的运动才会真正成功。于1990年末，时任中国总理朱镕基提出改善公务员报酬来提高政府的清廉程度时，就小心翼翼地对公众说这是「以薪养廉」(不是高薪养廉)。
5中国公务员工资相对偏低
笔者理解公务员工资不是影响腐败的唯一因素，也不认为学习新加坡的「高薪养廉」会在中国大环境下立竿见影。然而，中国政府官员的「正式工资」是相对偏低。我在网上查阅一些国家领导人的工资，俄罗斯总统每个月收入12,272美元，墨西哥总统每个月工资13,307美元，阿根廷总统每个月26,258美元。在这些重要的新兴经济首脑中，只有印度总统(2,477美元)的工资比习近平(4,000-5,000美元)的少。
如上所述，在过去的十年间，中国政府已经提高公共部门雇员的工资。在2000年，朱镕基总理曾说过他的工资是每个月240美元;在2002年，他每个月赚取480美元。因此，习近平的工资比前任高很多。不过，从横向来看，习近平的工资是非常低的(当然有人会反驳说他不靠这些工资生存的，这也是真实的;不过此问题与本文的主旨无关)。
6公务员薪酬改善必不可少
虽然1990年代中国公务员开始增加正式收入，公务员加薪却从来没有达到一个可以有效改善公务员激励机制的地步。也就是说，每次的涨薪大多是因应公务员普遍的怨气，在政府的财政允许下一次性的给公务员进行补偿以提高士气。因此，现实中一些公务员贪污腐败，获得巨大的不当收益;与此同时，许多普通的公务员努力维持生计。尽管现在「红领」(中国的公务员)职位还受欢迎，不过，愈来愈多公共部门中层管理人员选择逃离。
如果习近平主席想向世人证明中国共产党是认真地和腐败作斗争，他应该认真考虑公务员薪酬制度的改革。反腐败运动虽然震慑了一些贪官，不过制度建设还是任重道远。除了法治、独立的反贪机构，公务员薪酬改善也是必不可少。
如果公职人员加薪是在法律框架下合法进行的，习近平主席即使获得更多的工资，也可能不会有太多的反对。而且从长远来看，提高薪酬水平、改善公务员的激励机制，打击腐败得到好处就会转化为政治、经济、社会多方面的好转。
参考文献：
Cooke, Fang Lee. 2005. Public-sector pay in China: 1949-2001. In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in China revisited., ed. Malcolm Warner, 279-300. London, New York: Routledge.
Gong, Ting, and Alfred M. Wu. 2012. Does increased civil service pay deter corruption? evidence from China. Review of Public Personnel Administration 32 (2) (March 26): 192-204.
Van Rijckeghem, Caroline, and Beatrice Weder. 2001. Bureaucratic corruption and the rate of temptation: Do wages in the civil service affect corruption, and by how much?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65 (2): 307-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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