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

魏德安，现任佐治亚州立大学政治学教授，15年来一直研究中国的腐败问题。曾在北京大学、南京大学-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中美文化研究中心、台湾大学等多所大学担任访问教授。著有《从毛泽东到市场：寻租、地方保护主义和中国的市场化》等著作，其文章经常被刊登在《中国季刊》、《中国评论》、《当代中国》等报刊上。

书摘

在后毛泽东时代，中国的政治、经济就像一出“双城记”。一方面，中国创造了经济奇迹。

1979~2010年，中国经济的年均增幅为8.75%，比韩国经济年均增幅(5.64%)高出整整3个百分点，并且是美国经济年均增幅(1.64%)的5倍。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布的《世界经济展望》，在此期间，中国人均GDP(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了13倍。与此同时，韩国经济的新增净值尚不及中国的1/2，美国和日本经济增长率只有中国的1/10。

然而中国并不是全球GDP平均增速最快或者净收益总额最高的国家，这个殊荣属于赤道几内亚，该国采取的是“贝弗利山人式”的发展模式。赤道几内亚曾经极度贫穷，暴君统治和经济衰退的状况似乎永无止境，但该国突然在本国境内勘探到丰富的石油资源，自此一夜之间暴富。但总的来讲，中国的经济成就是引人瞩目的，显然可以堪称“经济奇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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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5年，经济犯罪案件的数量激增至28000例。1986年，中国共产党发动后毛泽东时代的第二次大规模反腐斗争，打击严重经济犯罪活动，在这场反腐斗争中暴露出的经济案件数量几乎是1985年的2倍。在1989年的反腐斗争中，提起公诉的腐败案件数量超过77000件。1989年后，诉讼案件的总数逐渐减少，不过虽然每年被起诉的官员越来越少，腐败却越来越严重。

比如，1988年，落马高官的数量为190人;1990年，数量激增至1118人，增加了5倍;1995年，这个数字又翻一番，上升至2285人。截至2000年，检察院每年起诉的高官数量超过2500人。粗略估算一下，平均每起案件的涉案金额呈爆炸式增长。其中，1984年为4000元，1994年就飙升至54000元，1998年又激增至140000元，到2005年，涉案金额已增至273000元，几乎是1998年的2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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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把中国的经济与腐败问题摆在一起，则得到了一个悖论。经济学家们认为，腐败和经济增长之间有非常明显的负相关性。基于专家主观估计的腐败程度编制的跨国腐败指数和经济分析，保罗·莫罗等经济学家发现严重腐败总是与经济低增长联系在一起，腐败分值每增加1分(分值范围为1~10分)，经济增幅将下降1%。虽然增幅下降幅度看起来并不明显，但考虑到1980~2006年世界经济平均增速为1.73%，其中，就经济表现而言，排名在前1/4的国家和后1/4的国家仅相差2.46%，由此可见，1%的增幅变动就非常显著了。

此外，在透明国际组织发布的清廉指数中，1995~2006年，最腐败的1/4和最清廉的1/4国家之间的平均分数相差约为2.52。假设一个国家的清廉指数接近于1992~2006年的清廉指数平均水平(5.96)，并且1980~2006年人均GDP平均增速为1.73%，那么在腐败评分上的1分之差就会导致其在清廉指数排名及发展水平排名上的变动。如果腐败评分增加2分，就能使一个清廉指数处于平均水平的国家退至最腐败的国家之一，并将其经济增长率从1.73%拉低至负增长水平，使其沦为经济表现垫底的1/4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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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我们还面对腐败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双重悖论。假设腐败加剧与经济增长之间的悖论形成的原因在于新正统理论的逻辑缺陷，而且新正统理论使用伪相关性“证明”其核心假设，那么听起来似乎也是有道理的。我不否认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严重的腐败会对经济表现产生负面影响，而且我认为一般来讲这一说法是正确的。随便研究一下欠发达国家的腐败和经济，就能发现腐败会导致经济瘫痪，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以至于你根本无法质疑新正统理论的基本结论。

如果我们能认识到这一点，那么第一个悖论(即腐败与经济快速增长之间的悖论)就得到了解释。然而，中国的情况根本不符合发展性腐败模式。定性分析的结果表明，中国的腐败更类似于我在第三章所描述的“掠夺性腐败”，这一类腐败较为常见。

腐败从来都不是中国共产党建立并维系政权的必要前提，中国共产党也从来都不需要依靠与商界的共生关系维系政权，其实施或支持促进经济增长的政策的动机也不是出于商业利益的考量，因为它不需要像韩国、日本的执政党那样通过腐败手段获取政治献金，强化自身经济实力并收买政治支持。腐败只是个别官员或官员群体吮吸经济增长成果的途径之一。在其他发展中国家也有类似于中国的这种非常普遍的腐败。

但我们在中国还面临着第二个悖论：掠夺性腐败与经济快速增长并存。中国的情况之所以比较突出，不仅因为它的腐败程度与增长速度都比较高，还因为它是当代掠夺性腐败与经济快速增长并存现象较为突出的国家之一。

评论

当代世界研究中心教授、国际自然和社会科学院院士俞邃：美国专家魏德安专注研究中国腐败问题近15载，著就本书，开创了外国学者全面解读中国腐败问题的先河，备受各方关注。书中着重阐述，在中国腐败何以能与经济快速增长并存，剖析中国的腐败相比韩国、日本、拉丁美洲和非洲一些国家的特殊性，对中国反腐的积极成果予以肯定，表示对中国的反腐斗争更有信心。立足实情，旁征博引，或纵向追溯，或横向比较，成就与弊端、原因与治理兼论。见仁见智，值得一读。

香港城市大学公共政策学系教授公婷：魏德安的这本著作是研究中国政治和腐败问题的重要文献。该书论点清晰，论证周密，实证数据丰富。关注中国政治和社会发展的读者可能对该书中有关中国经济快速增长和令人堪忧的腐败状况之间关系的分析感兴趣，而更多的读者则会被书中关于如何理解和解决中国腐败问题的论述所吸引。无论对哪一类读者而言，阅读该书都会带来思考、启迪和收益。

《双重悖论》译者蒋宗强：自作者完成本书的创作以来，中国查处了一大批涉及高级别官员的大案、要案。反腐工作取得了喜人的成就，在一定程度上佐证了本书作者对中国反腐工作的乐观和信心。然而，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反腐斗争形势依然严峻，任务依旧艰巨，必须以零容忍的态度将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只有坚持严明的政治纪律，才能为政清廉、秉公用权，才能取信于民、赢得人心。但愿本书能为中国的反腐工作提供一些有益的启发。

《政策评论》：《双重悖论》一书论证严谨，对中国的腐败状况进行了有根据的分析，这与之前常被引用的一些经济学家的著作正相反。

《华尔街日报》：魏德安的《双重悖论》试图解释掠夺式腐败下持续、快速的经济增长如何成为可能的秘密，他认为，当今中国腐败严重，但并未失控。（《双重悖论》，[美]魏德安，中信出版社2014年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