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共识网，文|吕陈君

现在大家对腐败分子的“痛恨”，对反腐的“任性”，使我想起解放初期群众对斗地主、批资本家的高涨热情，那时大家也都认为自己是绝对正确的、正义凛然的，可以“任性”地批斗他们。

我要强调的是：中国的腐败是制度性腐败，也就是说，是制度的不完善、不健全让他们腐败的，而非他们自身道德问题。

所以：

首先，我们对腐败分子并不具有道德优势;

其次，在一个法治国家，对任何少数人甚至不法分子，我们都必须尊重他们的合法权利。这就涉及到对腐败分子的法律问题。我提出一个观点供大家思考：只要他的行为不违反当时明文规定的制度程序，并在他自愿退还涉腐利益时，原则上就应免于其定罪起诉。打个比方来说，如果当时并无规定圈地就是违法，所以，很多靠山吃山的人就近水楼台先得月地纷纷圈了地，后来大家一看这不行了，于是出台法律规定圈地违法，那对这些先圈了地的人该怎么办?如果他们圈地最终侵害了公共利益，当然是要把地收回来的，但就不应该再将其定罪了。这跟解放初期斗地主分田地有点相似，那地主侵害了公共利益吗?现在来看，当时斗地主确实是搞过头了。我不是在为腐败做辩解，而是在强调，腐败跟道德无关，它完全是一个法律问题。

只要越过了法律界限，无论道德还是政治，都会成为一件极其危险的事情，这是我们研究党史时最深刻的教训。

所以，反腐首先就要把腐败的成因搞清楚，为什么以前都是纵容腐败，如今才来狠反?简单说，腐败的根源就在于党内根深蒂固的山头主义的权力结构和政治传统。即，最高领导人必须获得党内多数山头的支持才能巩固其权力。

在毛时代，因为实行计划经济，所以不能用经济利益去收买各山头的政治支持，而只能用一个山头去制衡另一个山头，这就是文革动乱的制度根源;但到了市场经济转型时期，更有效的方式就是用经济利益去收买各山头的政治支持，即，你支持我，就把权力让出来，我就让你去经营一部分国有经济资源，你去经商，我来执政。基本上就是这么一个交换模式。

其次，大家都默认的另一个交易规则就是，继任者就不能再去争夺前任者既得的经济利益了，所谓的经济寡头就是这样形成的。习执政前历经三任，理论上，自然就形成了三系既得利益集团，可分别称为“红系”、“绿系”和“蓝系”，以红系和蓝系的势力最强，分别垄断着传统经济行业与新兴经济行业。中国式腐败，基本上就是这么一个格局。

那到了习，为什么风云突变，要来强力反腐呢?

这解释起来也很简单，主要是跟经济大形势相关。在经济快速增长期间，最高领导人总会有新的经济资源来支付用于权力交换的政治金券，但如果经济增长放缓或停滞，他就无力再来支付政治金券了，因为旧的经济资源已被瓜分完了。习时代，中国经济增长已进入了放缓甚至下行的“新常态”，所以，通过反腐来夺回被既得利益集团所垄断的经济资源，就成为必然的政治抉择。

但习反腐其实也面临着一个不小的政治难题，那就是他要反绿蓝两系的腐败，还比较好说，但如果他真要来反红系的腐败，那就比较棘手了。红系作为一个政治形象整体，代表了党的宗旨与信仰之传承，具有强大的精神凝聚力，一荣俱荣，一损俱损。所以，对绿蓝两系，反腐可能会“任性”些，但对红系，反腐可能就会谨慎多了。

我提出上述的法律意见，就为合法解决该政治难题提供了一种新思路。因为，红系的腐败大多都发生在改革开放的早期，那时市场经济制度还处在摸索当中，很多法律法规都还没有建立起来，这样就不至于要给他们定罪了，从而可以让他们体面地从“制度原罪”中解脱出来，这就能大体上维系中国政治格局的稳定。

我已论证过了，制度性腐败是可以宽恕的罪，而不是不可饶恕的恶，如果我们还是对原罪决不宽恕和决不饶恕的话，那我们其实又陷入革命的历史轮回里去了。如果反腐演变成一场革命，那无疑又是一场新的文革。

当下，大家都说反腐要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但从政治上来考量，这实际上是不可能做到的，听起来就好像是“要消灭一切牛鬼蛇神”一样。因为，反腐的最终目的不是要打掉多少老虎，而是要用制度的“笼子”把老虎们都关住，所以，要看反腐是否取得成功，最终是要看改革是否推进，新制度是否建立起来。

所以，反腐也不能太“任性”了，太情绪化了，我们必须要死死地盯住最重要的事情，那就是要看中国的制度是否真正有所改革，有所创新，有所进步。否则，就是把老虎都打光了，我们其实也一无所获，太阳明天照常还会升起，老虎明天照常还会跑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