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十八大后反腐力度的持续加强，窝案串案高发已经成为腐败犯罪的一大特征，往往一人被查，“拔起萝卜带出泥”，牵扯出一批腐败分子，这里面既有官员，也有商贾，以及官员交往的各色人等，是围绕贪官为核心的弄权、搞钱、玩乐的圈子。

　　回避制度，治标不治本

　　腐败的圈子化与官员任职方式有关。官员在某地、某个系统任职过久，就会形成自己的小圈子，圈子里的人利用圈子内的特殊关系，互相交易庇护，很容易产生圈子化腐败，一查则是窝案。

　　古人很早就意识到这个问题，所以汉代就实行了异地任职的“回避制度”，在宋代，这一制度被细化为籍贯回避、亲属回避、职务回避以及科举回避，其中籍贯回避最为普遍，而明清时期的官员避籍更加严格。

　　中共中央其实也意识到了当前腐败成圈子化的问题。十八大后，全国目前已有14个省份调整组织部长人选，组织部长具有选人用人之便，在大力反腐的背景下，组织部长异地调任，正是为了剑指腐败圈子。

　　然而，从历史来看，虽然回避制度对防范地方官员圈子化腐败起到一定的作用，却无法治根治本。由于圈子文化的存在，即便官员在一地任职的时间很短，也能迅速“举贤不避亲”，称兄道弟，官官相护，权钱交易，结成利益联盟，形成自己的利益小圈子，视国家法律、社会道德于敝屣，使自己在当地游刃有余。而政府又不可能让官员走马灯似地换来换去，因为这样不便于官员安下心来为当地百姓做事，形成圈子几乎是难以避免。而祛除圈子文化，理当是反腐败的重要一环。

　　“圈子”与“江湖”

　　而中国圈子文化的形成，我认为与江湖社会有极大的联系，所谓“江湖险恶” ，“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当被主流社会抛离出来，进入江湖从林，其中的每一个人为了生存都有可能不择手段，因为他人即地狱，自己不仅可能遭到政治权力的打压，还可能遭到江湖人士的排挤，随时都有生命、生存之危险。

　　因此，当这些主流人群因各自的原因流落江湖时，则原来的血缘关系、亲缘关系，和职缘关系皆不复存在，不得不独自面对恶劣的生存环境，生存成为他们的第一要务。作为个体，其力量弱小，生存能力单薄，他们便“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多一个朋友，多一条路”，江湖中人彼此以某种方式结成团体或组织，形成一个小共同体。最为明显的是拟血缘化，义结金兰，拟传统家庭结构形成类血缘关系，纵向的师徒关系对应父子，横向的同门关系对应兄弟姐妹关系。将人与人之间原本陌生对立的关系演变成亲近熟悉的、如同父子兄弟或朋友般的关系，从中感受到“家”的安全和温暖，形成群体力量，最大限度地保护他们自身的生存。在这个小共同体里，大家对内讲情义，讲同门之谊，讲利害与共，“有福同享，有难同当”；对外不讲是非，不讲对错，讨好或是欺侮主流社会人群，谋取赖以生存的资源。

　　刚开始时，这些团体或组织并没有什么政治诉求和明显的政治色彩，完全是为了互助，但是，政治权力不容许体制外群体性、组织性力量的存在，它希望体制外是原子化的存在，像一盘散沙，不对政治权力形成任何威胁。所以，政治权必然要打击江湖组织，江湖组织不能够公正生存，就在地下发展组织，形成秘密会社，如帮会就是这样来的。

　　而一般的江湖组织则是政治权力允许其公开存在的，这类组织往往比较松散，是因为地缘、业缘等因素而临时结成，对政治权力没有形成威胁，这样的江湖组织谈不上严格的组织，只能说是圈子。不过即便是一个松散的圈子，圈子也有帮会、黑社会的某些特性，比如，帮会、黑社会只讲小团体利益，讲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圈子也如此；帮会、黑社会称兄道弟，树大哥，圈子里也是如此；帮会黑社会有“帮规”、“家法”，圈子也有自己的“圈规”；帮会、黑社会讲有福同享，有难同当，圈子也是如此。总之，圈子是非常江湖化的文化形态，一个圈子文化浸淫的社会，就是由一个又一个的圈子构成的。

　　儒家文化无疑也十分有利于圈子的形成。儒家文化的基础是家族伦理和宗法制度，家族和宗法本质上就是以血缘为纽带的圈子，这个圈子构成的社会结构，这就是费孝通最早发现的“差序格局”——每个人都以自己为中心结成网络，这就像把一块石头扔到湖水里，以这个石头（个人）为中心点，在四周形成一圈一圈的波纹，波纹的远近可以标示社会关系的亲疏。费孝通认为，在西洋社会里，人们争的是权利，在我们这里，却是攀关系、讲交情。这是受不同的社会结构影响的结果，西方社会重个体，中国人重集体，圈子即是集体的一种形式，人们在这样的集体里找到认同感和归属感。

　　贪腐与“圈子”的关系

　　当江湖组织与儒家的“差序格局”形成交集，经江湖文化与儒家文化杂交出来的“四不像”，就是社会上最常见的圈子，既有宗法式的家长结构，又加入了“你为我效犬马之劳，我为你两肋插刀”的哥们义气；既讲亲疏关系，称兄道弟，也讲有福同享，有奶就是娘；重亲谊裙带，讲关系、走后门而不重才能。它有宗法的正，也有江湖的邪，它有宗法的糟粕，也有江湖的糟粕。无论如何，这样的圈子有很强的排他性和自我保护性，对内百般包庇，对圈子外的人则多方刁难、排斥打击、落井下石。如果圈中某人混出名堂，圈子中人也跟着鸡犬升天，从中受益。结“圈”之人心态各异，但无非是为了从“圈里”获得好处。

　　由于圈子内不同的资源交汇和整合，每个人都很容易发挥比较优势，使整个圈子内部优势互补，不但在内部利人利己，而且在向外拓展资源，攫取利益时，变成了“优秀团队”，十分有利于圈子的发达。尤其是官商交结的圈子，更是能量巨大、手眼通天，无数人削尖脑袋想挤进去。

　　一些官员本来是不想贪腐的，但是混入某个圈子之后，成了圈中人，就要受到“圈规”的制约，讲究你拉我一把，我拉你一把，圈内之人有求于己，就不好不讲江湖义气；圈中人帮助自己也不好随便拒绝，否则就是看不起兄弟，拿人手短，吃人嘴软，就会利用权力来回报；或者是看到圈子里的其他人吃香喝辣，自己职位、能力、权力远胜于他，却过得不如他，心里的天平就容易倾斜，也想利用权力搞钱，“改善生活”。

　　正是圈子具有这些自我保护与核聚能量的特点，它非常适合于权钱交易和利益勾兑，成为腐败绝好的温床。如果说一个贪官没有圈子时，贪腐还有点小心谨慎，畏手畏脚，那么有了圈子之后，既得到来自圈子的腐败鼓励，又以为得到来自圈子的保护，简直如虎添翼，肆意妄为。从这些年查处的案件可以看出，窝案大多涉及人员多，金额巨大，社会影响恶劣，其实就是因为圈子在腐败过程中，因其特点而具有助推的作用。

　　因为圈子容易形成利益严重固化的铁板，能够最大限度地利用各种保护资源，因此，圈子腐败相对于个人腐败更难查处，阻力更多，反抗能力更强。在缺乏外部监督、上层不痛下决心的情形下，圈子腐败往往能躲过一劫。即便强力深入调查，也会因为某些圈子成员“丢车保帅”，而使调查无疾而终，使圈子腐败如百足之虫，死而不僵，风头一过，再度复苏。

　　当然，一旦圈子内斗，也容易暴露圈子腐败内幕。圈子内也会存在争权夺势、争名夺利的情况，尤其是圈子内又有小圈子，明争暗斗，导致内耗和分裂，这就是中国人常说的“窝里斗”。不过，这样的情形毕竟是少数，因为圈子腐败形成了利益均沾，大家都是一根绳子上的蚂蚱，加害别人于己无益，除非“窝里斗”闹到你死我活，否则要指望光靠“窝里斗”来反腐，无异于指望天下掉馅饼。

　　要为圈子化腐败来个釜底抽薪，固然需要祛除圈子文化，反对江湖文化，反思儒家文化，但是，最为根本核心的，还是应该反思制度建设不力。只要加快政治体制改革，加强民众监督、媒体监督，实施阳光法案，就算官员加入各种各样的圈子，也不敢搞腐败，那么，圈子就只是一个单纯的朋友圈，不再掺杂权钱交易，就没有必要管它了。（来源：新华网 思客 作者：廖保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