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法谚所云，“权力导致腐败，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 。要限制绝对权力的滥用与腐化的倾向，必须使权力的行使者承担与之相适应的责任。针对权力的制约问题，习近平总书记曾明确指出，“要健全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体系，有权必有责，用权受监督，失职要问责，违法要追究”。审判权虽然有其特殊性，但不论是从世界各国的经验着眼，还是从我国的实践出发，法官责任的设置与明确都是必要的。当然，审判责任的设置也必须遵守审判权运作的基本规律。

（一）审判责任的概念界定

不论是在学理上还是在实践中，审判责任的概念并不清晰，长期以来对此亦未给与足够关注。简而言之，审判责任就是审判主体对案件的审理与判决所应承担的法律责任。从广义上看，除了违法审判责任之外，审判责任还包括事实瑕疵、证据瑕疵、法律瑕疵、文书瑕疵等审判瑕疵责任，以及职业纪律责任等等。就审判瑕疵而言，人非圣贤，出现办案瑕疵在所难免，这些在诉讼程序上是可以补正的，不加区分一味追责会大大限制办案人员的手脚，使其当为而不为、能推则推，这对办好案件十分不利。 而且，此种瑕疵责任在程度上明显轻于违法审判责任。因此，虽然对此也应加以规制，但不宜纳入到审判责任的范畴加以追究。同样地，对于法官的生活作风问题、职业道德问题等，也不宜纳入到审判责任的范畴。因而在此审判责任取狭义的概念，特指法官在履行审判职责的过程中，在其职责范围内对办案质量所承担的责任。

（二）审判责任的设置原则

虽然审判权作为一种公权力和其他公权力一样，其行使受到审判责任的监督和制约，然而由于审判权是包含了审理权和裁判权在内的司法权力，具有同行政权力所不同的属性，因此对该项权力的归责应有其特殊性，即：以豁免为原则，以归责为例外。对于审判责任归责的特殊性，应当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理解：

其一，在诉讼过程中，依据证据裁判原则，法官对于案件事实的认定只能依靠证据进行。然而，双方事后提交的证据并非总能准确地反映案件事实，况且也并非控辩双方所提交的所有证据都能作为定案依据。法官不仅要对证据的真实性、关联性和合法性等方面进行调查核实，有时在证据短缺或者事实模糊的情况下还要加上生活经验和日常逻辑对案件事实进行判断，法官对于案件事实认定的模糊性和困难性由此可见一斑。

其二，法官作为案件事实的认定者与裁判者，在诉讼纠纷中扮演着定纷止争的重要角色，因而，无论案件事实是否清楚，裁判者都必须在有限的诉讼期限内，对该诉讼纠纷给出相应的判断。这样的司法裁判机制就决定了法官判断是否正确的相对性。一方面，囿于诉讼期限的限制，在有限的时间内对事实模糊、证据短缺的案件进行裁判，裁判的准确性和正确性必然受到影响；另一方面，在有限的诉讼期限内结案是法官的职责所在，法官不得以案件证据不足或者事实模糊为由拒绝审判，法官在当时的证据资料和诉讼条件下做出的对案件事实的认定，除却个别特殊情形外，无论事后其判断是否正确，均不具有追责的可行性和正当性。因此，针对法官审判权力的归责，不能单纯从裁判结果的正确或错误来认定。事实上，法官在实践中做出的裁判也很难用正确和错误来简单界定。法律赋予了法官在诉讼过程中的自由裁量权，在该权限范围内无论法官做出何种判决都应当被理解为是“正确”的。所以不能仅仅是片面的理解裁判的正确性，应当承认并接受裁判的“多个正确解”，甚至对于同案不同判的现象在合理限度内也要保持一定的宽容，只有这样才能彻底消除法官审理案件的顾虑，做到具体案件具体审理，为实现个案正义打下坚实的基础。

其三，过于严格的审判责任，容易加大法官的从业压力和审判负担，不仅会造成法官人才方面的流失，也会迫使法官采取诸如上报领导、提交审委会讨论决议、案件发回重审或者撤回案件等方式逃避审判，规避责任，特别是，过于严格与宽泛的审判责任会从根本上损害法官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

正是由于上述原因，“世界各国在设定法官的审判责任时，基本上遵循了以豁免为原则，以追责为例外的司法规律” 。在《意见》中，第23条、25条和28条均体现了上述法官审判责任的归责原则。

（一）审判责任的构成要件

作为决定审判责任范围的核心要素，设置科学合理的审判责任的构成要件尤为重要。所谓构成要件，是指法律效果发生的前提条件，在责任的范畴中，其一般包括主客观两个方面。审判责任的构成要件也无非由主观要件与客观要件两部分组成。审判责任的客观方面，即违反法律规定或者导致错误裁判的具体客观行为。审判责任的主观方面，则是指审判者对违法审判行为及其结果所持有的故意或过失的态度。

在审判责任的构成要件方面，学界主要关注的是审判责任的主观方面要件，即学界主要担心的是追责认定的“唯结果论”，忽略了审判者对其不当行为的主观心态。对于错案只看结果不看过程就进行追责，这不符合司法的规律。因为司法是对过去发生的事实的认定，由于各方面条件的限制，审判者对于过去的事实不可能做到完全没有错误的认定，若尽到了相关的注意义务仍出现错案，这种案件就不能追责。对此，笔者认为，对审判责任构成要件的设定，尤其是对“错案”的认定，应当注重以下三个方面：一是要严格区分故意和过失，二是要针对过失区分重大过失和一般过失，三是要划清过错和一般法律认识差异之间的界限。 《意见》基本吸收了上述观点，其第25条将应受审判责任追究的行为依主观方面划分为故意与重大过失两类，其一为“故意违反法律法规的”，其二为“因重大过失导致裁判错误并造成严重后果的”。

“在审判活动中，故意违反法律法规的”，是指审判者故意不遵循法律法规的有关程序或实体上之规定而为违法裁判的行为。“故意”乃该条款的重点，根据法学相关理论，所谓故意应当具备两个方面的要素，即“明知”自己的行为会发生危害结果与“希望”或“放任”这种危害结果的发生 。但是，在审判责任的认定中，在审判活动中，一旦法官明知自己的行为违反法律法规且作出了该行为，即已经对审判的公正性造成了侵害，应当认定危害结果已经发生，无须再考虑其对行为本身的认识。就“明知”而言，法官应当对审判中其应遵守的法律规定以及运用的实体或程序法知识有着相当程度的认识，具体而言，对于行为违法，如收受贿赂、徇私舞弊、损毁证据材料、隐瞒案件事实等，或者法律适用上存在明显不合法律人常识的实体错误与程序错误，均应当认定为“明知”。

“在审判活动中，因重大过失导致裁判错误并造成严重后果的”，是指审判者因疏忽大意或过于自信导致了错误裁判，并因此造成了严重后果的行为。在犯罪论中，“过失”一般被分为两类，根据《刑法》第15条的规定，一类是“应当预见自己的行为可能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因为疏忽大意而没有预见”，另一类是“已经预见而轻信能够避免，以致发生这种结果的”。审判过失责任亦可据此划分两类，其一乃法官“应当预见”自己的司法行为存在错误，如根据现有证据材料应当得出某一盖然性的结论而未以此定案、遗漏重要证据或线索导致结论与案件客观事实大相径庭、适用已经废止的法律规定等，但由于其自身的主观原因而“没有预见”到这些客观情况，也包括依案情应履行某些司法行为而失职渎职导致严重后果；其二是法官“已经预见”自己的司法行为可能导致错判，抱有侥幸心理最终酿成严重后果，如违反了相关证明标准、客观逻辑等规则或常识，人为地扩张某证据的证明力、不重视辩方提出的证据线索等，“轻信能够避免”错误裁判的发生的情况。

审判是对已经发生的事实进行再认识的活动，审判者对案件事实的认定不可能做到完全地还原，只能通过已有的案件证据来对客观事实逐步地进行还原与再现，综合考量全案证据而选择最具可能性的结论。法律尊重审判者通过确信来认定事实，虽然其得出的结论也并非完全可靠，但也正是基于此，责任制度亦不能对此类错误进行苛求与追责。为实现两者之间的价值平衡，《意见》对于审判中的过失责任给出了三方面的限定：其一，过失必须“重大”；其二，必须导致了“裁判错误”；其三，必须错误裁判而造成了“严重后果”。

所谓“重大过失”，指的是一种主客观过错相结合的状态，即首先是一种主观的心理状态，同时也表现为受行为人主观意志支配的外在行动。 具体而言，重大过失需要满足主客观两方面的条件，即行为人违反注意义务的行为极不合理，且很有可能对他人造成严重的损害。对于审判责任而言，当审判者因“疏忽大意”或“过于自信”而违反了通常情况下其他审判者皆当注意之义务，造成了如丢失证据、文书类型错误等可能对审判结果产生重大影响的后果，才应认定该过失程度“重大”。过失责任一般不以行为本身作为可归责的充要条件，其必须以发生一定的实害后果为前提。虽然在审判活动中，已达“重大过失”的行为如对关键证据的遗漏、适用失效法律法规等，一般都会导致“裁判错误”，但这也不排除在一些产生了重大过失的案件中，其裁判结果却并无错误，如虽适用之法律文本已经失效，但涉及的具体条文在其他法律中仍有规定，因此并未导致裁判产生实体错误。如果裁判错误并未发生，该行为即可通过上诉程序或审判监督程序予以补正，无需进行审判责任的追究。“严重后果”是对过失责任的进一步限定，即使审判者因过失造成了裁判错误，但当后果轻微、影响不大时，对此类责任以法官业绩考评来调整即可，无需通过审判责任的追责程序进行。

（二）审判责任豁免的情形与条件

考虑到法官无论是在认定案件事实还是在适用法律的判断过程中都可能存在“多个正确解”的选择，因此，那种人为确定某一“正确解”或者严格认定“一个案件只能有一种正确判决”的做法则无疑是不可取的。这就决定了必须明确法官不承担审判责任的情形。

根据《意见》第28条的规定，案件按照审判监督程序提起再审后被改判的，如果有以下八种情形之一的，应当免除法官的审判责任：（1）对法律、法规、规章、司法解释具体条文的理解和认识不一致，在专业认知范围内能够予以合理说明的；（2）对案件基本事实的判断存在争议或者疑问，根据证据规则能够予以合理说明的；（3）当事人放弃或者部分放弃权利主张的；（4）因当事人过错或者客观原因致使案件事实认定发生变化的；（5）因出现新证据而改变裁判的；（6）法律修订或者政策调整的；（7）裁判所依据的其他法律文书被撤销或者变更的；（8）其他依法履行审判职责不应当承担责任的情形。

上述八种情形中，后五种情形比较好理解。对于第三种情形，由于当事人放弃或者部分放弃诉讼权利，会导致诉讼程序或诉讼阶段不同程度的简化，此时法官对于案件事实的认定，受到当事人放弃诉讼权利的影响和制约，可能会与案件的真实情况有较大出入。因此，如果既有生效裁判被再审并改判，法官在其义务限度内并无过错，此时法官的审判责任可以被豁免。

而上述第一、二条，则分别对应的是法官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两个审判职责。从法官认定事实上看，法官解决纠纷、裁判案件，首先应当对案件事实进行认定，也即是对反映案件事实的证据进行认定。由于受到诉讼双方当事人的取证能力、诉讼辩论技巧、证据规则、审理期限以及法官个人的逻辑和经验等因素的影响，不同的法官在对证据进行认定时的判断和取舍标准不同，就相同的案件证据做出不同的事实认定的情况时有发生。因而只要做出该项事实认定的法官可以在专业认知范围内，对采纳证据进而采信证据给出合理解释的，就可以豁免其审判责任。就法官适用法律方面来讲，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法官对于法律的理解可能是不一致的，尽管法官大体上要经过相同的法学教育，法律职业资格选拔考试和法律职业共同体的影响。这种差异的存在，不仅是法官独立、中立、客观办理案件的体现，同时也是法官运用原则性的有时甚至保守的法律去解释鲜活的、变化的、具体的实践案例的必然结果。因此，只要法官能够在专业认知范围内给出合理解释，同样也是可以被豁免审判责任的。

错案追究程序是落实司法责任制的程序保障。为保证司法体系的顺利运行，要给予法官优厚的待遇以保障其独立行使法律赋予的权力，同时也要对失职的法官及时进行惩戒以防止司法腐败、实现司法公正。 司法责任制改革明确提出要建立专门的法官惩戒制度，尤其是要健全惩戒组织和健全惩戒程序。由专业、中立的主体依据科学合理的法定程序追究错案责任，才能作出公正客观的决定，也才能保障法官权利，实现司法责任制改革的实质目的。

（一）错案追究的主体

《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官法》规定，法官应当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秉公办案，不得徇私枉法。但是，法官不是自动售货机，而是有性格特点、利益追求并且发挥能动性的人。法官的裁判行为是根据现有的证据推定过去发生的事实，是其主观认识的产物。鉴于主观认识的局限性，法官是否需要承担办案责任要根据办案时的具体环境进行认定，因此错案追究主体要有充足的专业知识储备和丰富的司法经验。由专门机构履行对法官的纪律惩戒职能，有利于从专业、中立的立场上对法官是否需要承担责任做出判断，对法官的行为评价采取统一的标准和尺度。从国外的法官惩戒制度来看，许多法治发达国家都设有专门的法官惩戒机构，维持其正常运作的经费通常由国家单独作出预算。例如美国内华达州的司法纪律惩戒委员会，负责对管辖范围内的法官和检察官违法违规投诉的处理和惩戒；英国的法官投诉委员会为司法大臣和首席大法官履行其处理投诉和纪律惩戒方面的职责提供支持服务； 在德国，联邦最高普通法院和各州法院均设有法官职务法庭，对法官纪律、惩戒及其他事项进行裁判。

司法责任制的核心价值在于确保审判权独立行使，追责主体应当具备较强的独立性，才能够保证法官行使审判权不被政治因素和社会民众压力左右。 一方面，要独立于行政、司法和立法等机关，另一方面，与违反法官职业伦理义务的法官以及投诉主体不能存在利害关系。 而且，追责主体的设置应当高于一般地方法院，才能够有足够的权力充分履行职责，避免地方权力干预。 在西方国家，对法官的惩戒一般由较高的机构来决定，以体现惩戒决定的慎重性。例如，在美国，联邦法官违反纪律的，先由联邦法官行为调查委员会调查，调查后认为需给予警戒或者停止工作等处理的，报国会决定，如需剥夺法官资格，则必须根据弹劾程序，经参、众两院通过；法国则是由最高司法委员会行使对法官的惩戒权。

为确保惩戒决定的客观公正，惩戒机构的组成人员除了包括法律职业共同体中的多元主体，还应当吸收人大代表、社会人士的参与以体现民主性，防止单位保护主义，保证其作出的决定具有更高的公信力。 惩戒委员会应当由资深法官、检察官以及学者、社会公众等组成，形成以专业法律人士为主体、适当公众参与的组织机制，对违反职业道德、违反法律枉法裁判、徇私枉法的法官进行惩戒。

（二）错案追究的程序

建立严谨合理、符合司法规律的责任追究机制，除了建立专门的法官惩戒委员会，还需要制定一套公开、公正的法官惩戒程序。法官惩戒委员会认定和追究法官的办案责任应当遵循正当程序原则，既要确保法官的违纪违法行为及时得到应有惩戒，又要保障其辩解、举证、申请复议和申诉的权利。目前世界范围内许多国家都建立了操作性强、富有效能的法官惩戒制度，有专门法律明确规定了法官惩戒的启动条件、当事法官的陈述申辩权、惩戒决定作出机制等程序性规范。我国现行《法官法》专门规定了惩戒的对象、范围和方式，但是惩戒委员会的工作章程和惩戒程序需要通过专门的制度另行制定,既需要吸收借鉴国际上先进的做法和经验，同时也要结合中国的司法实际。完整的法官惩戒程序应当包括调查、审理决定和救济三部分内容。

在调查阶段，可延续以往法律的规定，以人民法院监察部门为主要的责任发现与调查部门。人民法院监察部门在履行职责过程中发现法官有涉嫌违反审判职责的行为，应当进行调查核实，并采取必要、合理的保护措施。在调查过程中，当事法官享有知情、辩解和举证的权利，人民法院监察部门应当对当事法官的意见、辩解和举证如实记录，并在调查报告中对是否采纳作出说明。人民法院监察部门调查后认为需要认定是否构成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应当报请院长决定，提请法官惩戒委员会审议。

在审理阶段，应当由有关人民法院承担举证责任，人民法院监察部门应当派员向法官惩戒委员会通报当事法官的违法审判事实及拟处理建议、依据，就其违法审判行为和主观过错进行举证。法官的审判行为是否属于故意违法和重大过失，关键在于其形成心证和适用法律的过程是否具有合法性和正当性，因此审理过程中应当赋予当事法官陈述、辩解和举证的权利。从世界各国和地区关于法官惩戒制度的规定来看，虽然在具体程序设计上不甚相同，但基本都注重对法官的辩解、举证等程序性权利的保障。例如，在法国，法官惩戒程序中有控辩双方，被交付惩戒的法官享有聘请辩护人的权利，也可以传唤证人或专家证人；调查与审判相分离，参加调查的“最高司法官委员会”的委员不得参与辩论；除有非常特殊、理由充分的决议，庭审必须公开。在台湾地区，“职务法庭”审理法官惩戒案件，实行言词辩论，突出了惩戒制度的司法性。

惩戒委员会应当根据查明的事实、情节和相关规定，经三分之二以上多数委员通过，对当事法官作出无责、免责或者给予惩戒处分的建议。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建立法官、检察官惩戒制度的意见（试行）》第10条的规定，惩戒委员会认为法官违反审判职责的行为属实，构成故意或者因重大过失导致案件错误并造成严重后果的，人民法院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官法》等有关规定作出惩戒决定，并给予相应处理：（1）应当给予停职、延期晋升、退出法官员额或者免职、责令辞职、辞退等处理的，由组织人事部门按照干部管理权限和程序依法办理；（2）应当给予纪律处分的，由纪检监察部门依照有关规定和程序依法办理；（3）涉嫌犯罪的，由纪检监察部门将违法线索移送有关司法机关依法处理。免除法官职务，必须按法定程序由人民代表大会罢免或者提请人大常委会作出决定。

一项规范性的法律规定不仅应当具有权利、责任和后果，还应当有相应的救济程序，否则将成为一纸空文。在司法责任制改革中，为了维护法官群体权利，错案追究程序必须为被惩戒的当事法官提供合理的救济途径，赋予法官申请复议和申诉的权利。《关于建立法官、检察官惩戒制度的意见（试行）》第9条和第11条规定，当事法官如果对惩戒委员会的审查意见提出异议，惩戒委员会应当审查异议及其理由，作出决定回复当事法官；当事法官如果不服相关人民法院的惩戒决定，可以向该人民法院申请复议，并有权向上一级人民法院申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