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华东政法大学教授 何勤华
我讲三个问题。
一是司法机关去行政化。
法院审判中的行政化的表现，以及带来的不利影响，大家都说得很多。我这里想补充说的一点是，行政化形成的原因。
在中国古代，除了中央政府行政权与司法权有所分工（如专门设立了刑部等）以外，国家最高和最低的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合二为一。如最高是皇帝，行政权与司法权合二为一。这种合二为一的传统，一直延续到了1901年沈家本修律变法引进西方的司法制度之时，才宣告结束。中国在政府机构之外，建立起了司法机构。
由于2000多年行政权与司法权的合二为一，中国司法机构的行政色彩是相当浓烈的，也是深入骨髓的。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在司法改革中要去行政化，真的是非常困难。
反观西方国家，现在主要是两大法系，一是英美法系，起源于日耳曼法，在早期司法机构也是不独立的，但它不是和行政机构合二为一，而是和议会合二为一，英国的议会中包括审判职能，一直延续到了20世纪末。
二是大陆法系，起源于古代希腊和罗马法，而早期的希腊和罗马法，司法机构也不是完全独立的，也是和议会合在一起。希腊的立法机构民众大会，遇到有重大案件要审理时，就变成了陪审法庭。著名的苏格拉底，就是在民众大会上被审判并被处以死刑的。
司法机构的起源不同，中国从行政权中分出，西方从立法权中分出，带来了严重的差异：行政权的议事规则是首长负责制，一把手说了算，在讲求效率的同时，带来了集权和专制；立法权的议事规则是民主的多数决，是每一个个人负责制，效率可能不那么高，但可以避免重大错误，减少冤假错案。
因此，这一次司法改革，如果要逐步去行政化，那么，司法改革必须同时提高司法民主化，让每个法官、检察官的民主意识和个人积极性，得到充分发挥。
二是完善法官、检察官的层级制度。
关于司法人员的配置、升迁，以及中级法院、高级法院的法官，都必须从基层法院中选拔，大家也都议论得很多。这里只是补充一点。
2015年11月，我们华东政法大学和台湾中华法学会联合举办了学术研讨会。开会期间，我们参观了台湾地方裁判所。印象很深的是三个80%：80%是年轻人，80%是女法官，80%是简易程序案子。一个法庭每天都要开8到10个以上的庭。法庭门口，贴着这一天开庭的案子的排序、编号、内容和当事人的名字等。
因此，我们感觉，台湾的地方法院就像是一个医院，当事人就是病人，预约排队，等着叫号。既亲民，又实用，又方便，而且公开透明。
台湾的法科毕业生，首先都是到地方法院工作。然后，高等法院的法官全部来自地方基层法院；最高法院法官，全部来自高等法院，无一例外。做法官时间越长，地位越高，级别越高，收入也越高，完全是凭专业和品德的优秀晋升。这可能也是我们司法改革可以参考借鉴的经验和做法。
三是司法改革的制度设计目标。
虽然这是中央领导考虑的事，但我们也可以从专业角度提点建议。
司法改革，不仅中国在搞，世界各主要国家也在搞。如日本，在2004年引入了美国的法学院制度，以增加、拓展培养司法人员的基础；英国在20世纪末建立了最高法院，将最高司法权从议会（上议院）中分立出来；法国在2008年修改宪法，正式引入了美国式的事后违宪审查制度。
从世界各主要国家司法改革的目标来看，基本上是三个：
第一，提高司法人员的待遇。待遇提高了，荣誉感也有了，责任心也强了，对自己的事业也更加热爱了，社会上的青年才俊也会往司法队伍流动。
第二，加强对司法机关的监督。进一步提高司法机关的独立性；同时也加大其责任心，从制度上健全对司法机关的监督。
第三，努力确保每一个案件审理的公平、公正，而要做到这一点，必须以前两点为前提。
应该说，这三个方面工作做好了，司法改革就成功了，其制度设计目标就达到了。
来源：人民法院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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