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察修炼】程谶：检察改革不应该成为“政治作秀”

曾经的一段时间里，“会哭的孩子有奶吃”在检察机关的改革中竟然不再适用，甚至身在体制中的我们还在调侃法院改革的“雷声大雨点小”。但是在此次五年改革纲要落地之际，我们竟成为了马丁·尼莫拉笔下的“我”！

就在改革纲要刚刚公布之际，我们听到法院人尤其是基层法院人的哀鸿遍野，拿着其中的关于工资的一条与检察改革纲要中的两条对比，言之“这才是实实在在的改革嘛，就要立竿见影！”所言之物就是人民法院改革纲要中的第53项“落实法官法规定，研究建立与法官单独职务序列配套的工资制度。”检察改革纲要中的第9项“建立检察官专业职务序列及其相配套的工资制度”以及第12项“适当提高检察人员特别是基层检察院人员职级比例，完善检察人员工资、津贴补贴和福利保险体系。”

但是我们却被法院人的“哀叫”冲昏了头。虽然口口声声说“不以涨工资为目的的改革就是耍流氓”，但是当改革仅仅局限于涨工资的时候，改革的意义和目的都将淡然无存。

当静下心来，看着洋洋洒洒的法院改革纲要，对比着只言片语的检察改革方案，作为检察人的我，陷入了沉思，难道检察改革真的成为了“政治作秀”？看着改革方案中的“大话、套话、官话”，作为检察人的我，不禁惶恐起来，难道检察改革已经成为“政治任务”？

其实这不是危言耸听，将检法两家的改革纲要进行简单对比就能管窥一二。

首先，检察改革毫无重心可言

在检察改革纲要的六项重点改革任务中，第一、二、三项内容是从不同的角度对狭义检察权（公诉权）进行规划，第一项着眼于实现外部独立，第二项是队伍的建设管理，着重于检察官自身的提升，第三项则落脚于检察权内部的运行机制；第四项是对反腐制度改革的构建；第五项则是对法律监督的加强和完善；第六项则是对广义检察权运行监督制度的强化。

不可否认，在检察实践中，检察权涵盖比较庞杂任务繁重，但是在司法改革的工程中，我们依旧眉毛胡子一把抓不顾重点进行改革。而导致改革混杂的主要原因是检察权界限界定不清，检察权性质模糊混乱。根据宪法和诉讼法的规定，检察机关是我国的法律监督机关，于是检察权就理所当然地成为了监督权。于是在司法实践中，检察机关行使的所有智能，无不打着监督的烙印，脸上写着“你不服气就监督你”的价签。这从改革纲要中第五项“强化法律监督职能”的篇幅就可见一斑。

而事实上，检察改革的期许或者目的并不是加强某项权能，而是在现有的基础上，如何将已有的权能行使好执行好的问题。比如检察官办案责任制。但是对于症结问题，检察改革纲要中却只是简单地一掠而过。

对于检察官办案责任制，只是“政治口号”式地要完善要科学界定，但是如何完善如何界定却讳莫如深。反观法院改革，不仅写明了主审法官的条件，而且阐明并界定了审判长与合议庭的界限，甚至明确在未来的改革中，要以审判为核心、以审判监督权和审判管理权为保障。明确了院长、庭长与其职务相适应的审判管理和审判监督职能，并且对审委会的工作机制进行了着重定位。

其次，检察改革毫无章法可循

任何活动都应当以人为目的，而非手段，改革也不例外，司法改革亦概莫能外。所以在改革中队伍的建设是至关重要的。

在十八届四中全会的改革决定中就已经写明，要探索建立符合规律的人员分类管理机制。于是在检察改革和法院改革的过程中，都将分类管理、建立单独职务序列作为重中之重进行论证。

但是对比法院和检察机关的改革纲要，作为检察人员的我不禁心寒。在法院改革纲要中，对于人才队伍建设不仅言明具体的指导方针——以审判为中心、以法官为重心，全面推进法院人员的正规化、专业化、职业化建设，而且列明了具体的时间表和目标——到2017年底，初步建立分类科学、分工明确、结构合理和符合司法职业特点的法院人员管理制度。返还检察机关的改革纲要，却是寥寥数语且无关痛痒，没有言明员额确定的依据、没有明确遴选与任命衔接机制，甚至对于培训都只是停留在法律信仰、职业操守和职业能力等宏观层面，而非“以实际需求为导向，坚持分类、分级、全员培训”等微观措施。

暂且不论类似的改革能过落地生根，单纯滴对两种措施进行比较，就可以窥探其中的不同。一方是绞尽脑汁建设属于自己的队伍，一方却在推诿搪塞应付。照此以往，不管将来的工资是否会有所增加，看不到未来的改革势必会走向“死胡同”。

再次，检察改革毫无生机可栩

改革的改革中，大多数热爱检察事业的人所追求的都不仅仅是眼前利益，不是期待薪水能涨多少，保障能加多少，更多的还是将来的所作所为如何才能真真实现“我说了算”而不是“曾子曰的，你以为你以为的就是你以为的”。

所以在改革中，关注具体措施的同时，还应该注意“军令状”式的时间表，在法院的改革纲要中，明确“到2015年第，健全完善权责明确、权责统一、监督有序、配套齐全的审判权力运行机制；到2015年第，形成体系完备、信息齐全、使用便捷的人民法院审判流程公开、裁判文书公开和执行信息公开三大平台，建立覆盖全面、系统科学、便民利民的司法为民机制；到2016年底，形成定位科学、职能明确、运行有效的法院职权配置模式；到2017年底，初步建立分类科学、分工明确、结构合理和符合司法职业特点的法院人员管理制度；；到2017年底，初步形成科学合理、衔接有序、确保公正的司法管辖制度；到2018年初步建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审判权力运行体系”。反观检察改革纲要中，却好似为了改革而改革的被动行为。

或许有人会说，这样时间表所体现的生机和动力，只有在其实现的时候才能印证改革的成效，倘若最后走向失败呢？而法院的类似改革又不是没有“前车之鉴”？事实的确如此，但改革中连类似的胆识都没有的话，改革还有何用？

改革不能因为可能的失败而止步不前，也不能因为无法交代而敷衍搪塞，即使真的无法实现改革预期，那是来自各方的原因，而不会有人怪罪其寥寥数语的顶层设计。

最后，检察改革毫无未来可期

谈到未来，尤其是司法改革的未来，每个人心中都有自己的愿景，都在期许着符合司法规律的司法呈现在我们面前，让身在其中的我们不仅成为亲历者，而且要作为见证者，更重要是成为获益者。但是对于检察改革纲要却不敢恭维。

翻开检察改革的历次纲要，类似的话语都可以找到，一些言辞甚至只是简单的重复而已。何以未见成效？何以没有未来？其中的缘由肯定来自多方，但谁又敢怪罪顶层设计者？

最近流传一篇名为《周永康后，司法改革走向何处》文章，足见其顶层设计者对改革的重要性。今日的检察改革，犹如78年的改革开放，犹如今天改革的深水区、攻坚区。究竟何去何从？未来在哪里？让体制中的检察人如何坚守？这些都是改革纲要中应该给的答案，不要求明确，但最起码有盼头。等到真的没有盼头用脚投票的时候，改革的意义又在哪儿？

但不管怎样，不管检察改革纲要如何，以上只是一家之言。前几天聊天谈到司法改革，一位同事突然发来“1966”，纳闷不解之余详问何意，答曰“那是一个春天，方案落地，依旧溜溜”。“1966”说出的不仅仅是体制中对司改的信心，还道出了对待司法改革的无奈。面对犹如“政治作秀”式的检察改革，究竟会以怎样的方式收场，乍想不寒而栗，只能冷眼旁观。

来源：法律读品（微信号：lawrea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