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曾经试想过很多种遴选的“考题”，但面对15位遴选委员，第一道题目是请她用3分钟时间介绍一个“自己办得满意的案子”。过往的业务经验快速地在她脑中飞过：“我以为遴选委员会中专家学者多，会从理论上提问，没想到更重要的是业务实践积累。”

经过笔试、面试、民主测评、听取意见等6轮比拼，束婷的简历提前一周送到遴选委员们手中。上海法官、检察官遴选（惩戒）委员会主任沈国明说：“此前法院、检察院已经统一组织过笔试面试，我们在这个基础上好中选优，最关注办案实绩。”

遴选制度在我国没有先例，但在国际上却不鲜见。“和10年前相比，现在的助理审判员、助理检察员的素质都很高。”沈国明说：“我们已经具备职业化、专业化、精英化的条件。”

“让审理者裁判、由裁判者负责”，司法体制改革要解决长期以来存在的“逐级请示、层层审批”的“行政化”办案模式。这让上海第二中级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庭主审法官何渊感到“现在得　‘挑起担子’”。

要挑担子，必须具备与责任相适应的能力。一些基层法官、检察官坦言，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遇上案件中的疑难点，第一反应是“向领导汇报”，业务能力长时间踟蹰不前却浑然不觉。遴选（惩戒）委员会在法官、检察官入额之初就对专业能力进行把关，将对未来司法责任制的落实将起到基础性作用。

在一些专家看来，法官、检察官的经验需要积累，能力提高重在实践。遴选制度改变了过去“从校门到院门”的传统路径，上级法院、检察院的法官、检察官将从基层法院、检察院遴选，注重实践经验。同时也面向律师、法律学者开门纳贤。在遴选面试现场，委员们的问题甚至细到“作为审判长在合议庭与其他人关系怎么处理”、“主判法官如何处理和审判长的关系”这样极具操作性的环节。

上海市委常委、市委政法委书记姜平说：“此轮遴选并非简单一刀切，而是从严准入、逐级遴选、择优选任。”

党管干部原则不变，人大任免决定权不变，法院、检察院日常考核不变之外，传统的选拔晋级道路上增设了一道具有“否决权”的程序——法官、检察官遴选（惩戒）委员会作为第三方机构从专业上考察法官、检察官资格，等于使法院、检察院在人事话语权方面受限。

上海的法官、检察官遴选（惩戒）委员15名委员中，7名专门委员来自市委政法委、市委组织部、市纪委、市人大内司委、市公务员局、市高级法院、市检察院等单位，8名专家委员，则是法学专家、业务专家、资深律师等社会人士。

据上海市委政法委副书记、市司法体制改革试点推进小组办公室主任王教生介绍，该委员会的职能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遴选法官、检察官；二是对高级别的法官、检察官择优选升；三是对法官、检察官严重违纪行为组织核查、认定责任，提出惩戒意见。

“专家委员不仅超过半数，而且来源多样。”沈国明认为，这样一个相对独立、多方参与的委员会，可以最大限度地淡化遴选（惩戒）委员会的行政色彩、部门色彩，突出专业性、客观性和权威性。

在一些专家看来，遴选制度还可以使得法官、检察官的准入标准和要求一致，避免不同地区，不同法院、检察院在标准把握上的“自由裁量”，对于防止司法行政管理腐败也将起到防火墙作用。

事实上，最终的遴选方案中明确规定，离开办案岗位5年的审判员原则上不参与首次法官遴选。如要参与遴选，须和现有助理审判员一样进行入额考试。离开办案岗位5年的检察员，则要回到办案岗位从事办案工作，具有相应办案能力后，再经严格考核确认入额。

虽然法官、检察官的门槛在提高，但司法人员并未因此而大量流失。对此，上海高院司改办副主任张新认为：“司法体制改革让我们看到了方向，越来越多的人选择坚守。”而康相鹏仍然愿意为检察官之梦而奋斗：“司法体制改革的方向与法律人的理想是一致的，都是在追求公平与正义。我们应该为身处这个时代，身为法官、检察官而骄傲。”

按照遴选制度方案，基层法官、检察官将从法官助理、检察官助理中选拔，而高中级院法官、市分院检察官将从基层法院、检察院中择优遴选任。配合其他一系列改革措施，年轻的高学历法律人才将不断地补充到法官、检察官队伍中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