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导读
在身份制并未完全消除的今天，稍有不慎，来自下层的政治风险就会随之而来。今天中国的社会下层，已经不是过去的下层了，分散在多种职业群体中，其阶层处境主要取决于个人的市场能力，而不是相对稳固的身份制，但其命运却同时受到制度和市场的影响。他们具体是由哪些群体构成？如果给他们描画一幅社会学肖像，那会是什么？他们又通过哪些社会机制，来影响社会接下来的走向?
作者简介
吕德文，男，汉族，1981年10月生，福建武平人，博士，华中科技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研究人员 ，中信改革发展研究院研究员 。
▍阶层构成
当前处于阶层结构下层的职业群体大致包括如下这些（我不把处于最底层的人们，比如丧失劳动能力的低保户包括在内）。
农民。在城乡二元制度将彻底终结的背景下，这里的农民已不是指户籍、身份意义上的农民，而是职业意义上的农民。当前，老人、妇女已是农业生产的主力，但仍有相当一部分中年，乃至青年人因各种原因从事农业或与之相关的经济活动。由于农业剩余较少，纯粹从事农业生产活动的农民很难再“发家致富”，反而容易因自然灾害、价格波动以及家庭重大变故等原因陷入困境。
农民工。绝大多数农民工在城市出卖劳动力，他们或是私营企业的产业工人，或是低端服务业的员工，工作强度高、生活条件差，没有多少社会保障，很难有上升空间。这是一群数量庞大，生活境遇较差的下层群体。
流动摊贩。这部分群体相当大部分来自于农民工群体，还有一部分来自于城市贫民（如下岗工人、残疾人）。他们所从事的营生几乎不需要技术、资金积累，入行门槛低，但绝大多数流动摊贩是非法的，是城市管理部门的整治对象，从业风险较高。对大多数流动摊贩而言，这种营生等同于“打工”，只是图个“自由”便于照顾家庭。
自雇经营者。这部分群体的境遇要比流动摊贩和农民工稍好一些，基本上依靠自身和家庭的劳动力组织经营，绝大多数还有一定的技艺。出租车司机、夫妻店主、菜场小贩等都属于此类。自雇经营者有一定的积蓄，不足以在大城市立足，但通过努力可以在二三线城市立足，他们可以做到不被迫返乡。
半正式行政人员。这个群体人数相对较少，容易为人忽视，但在当前的下层群体中却极为重要。绝大多数城市基层部门都会为辖区的城市贫民提供“公益性岗位”，比如环卫工、城管、社区管理人员、保安、辅警，通过社会招聘，一些农民工也进入了这个行业。半正式行政工作强度大、收入却不高，有一定的劳动保障，但风险较高，社会声誉也不好。
综合而言，下层群体所从事的职业较为庞杂，但其生活境遇都比较差：工作强度大、工资不高、社会保障少、工作风险高，向上流动的机会不多，却很容易跌入社会最底层。
我们可以看到，今天社会下层构成的变化，是托了社会流动机制的福。
当前，阶层的社会流动机制已有市场机制主导，身份制的作用大大降低，这使得下层群体与其他阶层间的流动有了更多的渠道。从上世纪50年代末到改革开放前，国家通过城乡二元结构，基本上排除了普通农民社会流动的可能；改革开放以后，原有的社会流动渠道大大拓宽，再加上新开辟的渠道，下层群体的社会流动机会大大增加。
空间流动。物理空间的自由开放是社会流动的前提，在城乡二元结构下，城市与乡村是相互区隔的两个空间，从乡村到城市的人口流动被限制在极小范围内。改革开放后的“打工潮”，在事实上破除了城乡之间的空间区隔，这也意味着下层群体将与中产阶层、社会上层共处一个物理空间。
职业流动。当前，职业已是阶层划分的主要标准。客观上，特定的职业与获得财富、权力和声望的多少有直接关系，因此，职业流动是社会流动的主要表现。曾经作为下层的农民，已不仅仅从事农业生产，其职业流动可能是横向的，如在农民工与农民之间流动，并没有脱离下层。但是，也有少部分人实现了阶层的纵向流动。
空间流动和职业流动的开放，意味着社会流动机制的改变。
开放的社会流动机制是化解下层社会怨气的根本手段，但同时也意味着主流社会空间将面临巨大的风险。尤其是在身份制并未完全消除的今天，稍有不慎，来自下层的政治风险就会随之而来。
为什么这样说呢？我们看一下下层社会的生存世界，是如何影响他们的社会行动的。
下层社会被其所依存的日常生活世界所限制，他们受制于现代社会的压力计算体系，无法从各个层面设计自己的人生；较差的生活境遇，迫使他们只能专注于维持基本的生存需求。
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所从事的并不是具有技术、市场优势的职业，这注定了他们长期处于“水深齐颈”的状况中，哪怕碰到一点挫折也可能遭遇灭顶之灾。
以农为生的农民，由于农业利润较少，使得其抗风险能力较差，自然灾害、市场价格波动都容易使其生活陷入困境；一旦家庭发生重大变故，很容易迫使其陷入生活绝境，成为最底层的社会救助对象。在城市小工厂打工的农民工，由于社会保障不健全、城市生活成本高等原因，也很难有积蓄；一旦出现经济危机，或年龄过大无法从事体力劳动，就将被迫返乡。那些在城市街头巷尾开摩的、摆流动摊、经营小店铺的各种职业人群，其营生可能就是非法的，随时都有可能被取缔。
因此，在他们的压力计算体系中，最重要的是维持生计，而非谋求更为舒适的生活，更不用说获取较为平等的政治地位。在这个意义上，其行为逻辑天然具有保守性，只要能有基本的营生条件，他们就容易安于现状；但是，如果这些条件不具备，由权力所掌控的再分配资源又无法惠及他们时，他们则可能破釜沉舟，冲击既有的社会秩序。
当下层群体从村庄、单位制中流动出来时，每个个体都被淹没在市场经济大潮中，他们之间很难形成明确的阶层意识。长期以来，村落共同体和单位制的核心机制是庇护主义的，因此，从这里产生的观念并不具有改造公共政治的动力。当农民工、下岗工人、流动摊贩等从不同的村庄、单位流入城市时，他们所秉持的仍然是庇护主义的意识形态，尽力将自己纳入亲人、同乡、朋友等构成的社会网络中。这种通过私人关系形成的庇护网络，并不具备组织能力，也没有超越特定群体的阶层意识，因此，即便是事实上存在集体行动，也很难说具有公共性。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下层就不会去影响公共政治。只不过，影响的方式和中、上阶层不一样而已。
在个体面前，政府过于强大，没有哪一个处于下层的人会主动挑战政府权力，“下层政治”的基本面是逃避而非抗争。问题是，一旦政府过于漠视“下层”，他们唯一的讨价还价方式是暴力。最近十多年来，在城市治理、征地拆迁等领域不断发生的暴力事件，包括在信访治理中暴力化倾向不断加强，表明暴力已经成为社会议价系统的一部分。由此，当下层与政府打交道时，即便双方都不愿意制造恶性事件，也倾向于通过暴力胁迫对方。
当暴力成为社会议价系统的重要砝码时，社会运行机制随之改变。
▍怎么办？
在改革开放前的阶层结构中，阶层之间的等级秩序是通过空间区隔来实现的，这便是城乡二元结构。但社会演化到现在，阶层结构已不再建立在空间区隔的基础上。大家已经直接暴露在对方的面前。
这个时候，该如何对待下层？
我想说，当前的新型城镇化战略以及城乡统筹政策，可能没有注意到，将有限的资源用于投资，并鼓励农民，包括农民工将有限的剩余用于城市买房定居，表面上看是进一步让城市和农村一体化，却有可能在固化下层结构。因为，当前下层群体是基于职业选择，只要其仍然从事高风险、低收益的职业，哪怕真正实现了城市定居，也仍是下层。
就是说，国家应该提升社会下层在制度中的地位，在国民权利、公共服务上对所有人一视同仁，从而提升下层社会在市场中的地位，从而，不再是在同一个社会空间中，维持下层人数越来越庞大的刚性阶层结构，而是最大限度地提升下层，至少改善他们的阶层处境。
完善再分配体系的关键还要让下层有出路。给下层出路不仅仅是要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让生活失败者不至于陷入绝境，还要保障阶层流动的畅通。因此，在社会政策的制定上，应该避免把下层固定在特定的城市空间。比如，应当采取措施避免保障房、公租房、城中村、棚户区等下层甚至底层聚居地成为城市边缘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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