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问题上，我们跌入了多少个误区？
发布时间：2017-11-10 来源: 兴汉论坛 点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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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 汉 论 坛
[兴汉论坛]
嘉 宾：
黄文政 “人口与未来”网站联合创始人、人文经济学会特约研究员、生物统计学博士
李建新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人口学博士
主持人
王亚娟 《世界知识》杂志编审
2011年1月20日，在被问及中国是否会在2050年成为最强大国家时，基辛格回答说：“中国每年保持9%的经济增长率，没有哪个国家能够做到这一点。然而中国将由于计划生育而在2030年开始出现巨大的人口危机，这种人口危机是其他国家都未曾有过的。因此，不能根据中国目前的发展趋势简单地推测中国将成为强国，没有理由认为美国将落后于中国。”
目前中国的生育率面临三重下行压力：一是现代化进程对生育率的挤压；二是导致东亚文化圈生育率全球最低的共同因素；三是在长期的“一胎化”政策下，中国的社会观念和社会机制已经越来越远离多生多育所需要的状态。可以说，中国未来面临的人口问题将比其他国家更严峻。
▍西方语境下的“人口问题”
“为了确保美国的安全和海外利益，美国要诱使发展中国家领导人相信，控制人口对他们自身有利”
黄文政：
宏观上看待人口议题有两个视角。
一是人口与资源、环境、生产能力之间的关系；二是不同国家、民族、文明之间人口相对变化的影响。对于第一个问题，早在1798年，马尔萨斯就认为，人口按几何级数增长，而生活资源只能按算术级数增长，由于食物供应跟不上人口增长的速度，饥荒、战争和疾病将不可避免。当时，全球只有10亿人左右，他警告地球将无法承载更多人口，但现在世界人口已突破70亿，人们却普遍生活得更好。虽然马尔萨斯的观点广为流传，但并未对西方的公共政策产生实质影响。
随着民族国家的兴起，西方对人口问题的认知侧重于人口规模对国力和文明的战略性意义。18世纪后半期，工业革命从英国开始，并传播到欧洲大陆，随着经济和医疗卫生条件的改善，欧洲裔人口急剧膨胀。从1820年至一战前夕的1913年，欧洲裔占世界人口的比例从23.7%上升到33.9%。其间，欧美和沙俄通过海外殖民或陆地扩张（屠杀印第安人和澳大利亚种人，占领美洲和澳洲。侵入亚洲内陆强占原本属于黄种人的西伯利亚及外东北），迅速取得全球政治和经济的绝对主导地位。
西方殖民体系到二战后才逐步瓦解。在经历了二战后的生育潮后，西方的生育率在1970年前后首次低于更替水平（备注：更替水平是指生育足以维持人类延续的子女个数的水平。生育率处于更替水平，意味着孩子的数量与父母辈持平；如果生育率长期低于更替水平，人口总量将不断衰减。发达国家的更替水平约为2.1。由于中国男女出生比例和女孩死亡率均高于发达国家，中国的更替水平应在2.2以上），而发展中国家人口却快速增长。美国等西方国家担心亚洲一些人口快速增长的国家成为共产主义革命的沃土，开始关注这些国家的人口形势。1959年，曾参与“马歇尔计划”的德雷珀将军发表了一份评估美国军事援助的报告，建议美国政府发挥作用，降低发展中国家的人口增长。1965年，德雷珀等人在华盛顿成立“人口危机委员会”，鼓动美国政府介入发展中国家的人口控制计划。该机构后更名为“人口行动国际”，至今仍在运作。
在此背景下，人口过剩思潮在西方社会兴起，而石油危机的爆发对该思潮的传播更是推波助澜。1968年，美国昆虫学家埃尔利希在著作《人口爆炸》中，预言地球无法养活爆炸性增长的世界人口。1972年，由西方70位学者组成的“罗马俱乐部”发表报告《增长的极限》称，由于人口增长、粮食短缺、资源耗竭和污染加剧，工业经济将走向崩溃。报告预测，1981年黄金将用尽，1985年水银将用尽，1987年锡将用尽，1990年锌将用尽，1992年石油将用尽，1993年铜、铅、天然气将用尽。由于当时西方生育率已低于更替水平，西方对“人口爆炸”的焦虑针对的是发展中国家。
1974年底，时任美国国务卿基辛格主笔了一份机密文件《国家安全研究备忘录第200号(NSSM-200)：世界人口增长对美国安全和海外利益的影响》。该文件确定了美国对世界人口快速增长的应对纲领，即为了确保美国的安全和海外利益，美国要诱使发展中国家领导人相信，控制人口对他们自身有利，利用联合国等国际组织资助发展中国家的人口控制计划，并为各国培训人口学家和官员。该文件列出的目标国包括印度、巴基斯坦等，但没有中国。不过，耐人寻味的是，从1972年到1978年，联合国人口基金会主任八次访问中国。1980年，基金会与中国签署协议资助中国开展人口普查、计划生育、人口学研究等项目。这些项目对中国影响深远，中国很多人口学家和计划生育官员都是由相关项目培养的；许多课题也受到联合国人口基金会、福特基金会、洛克菲勒基金会和日本财团的资助。
到1980年代，内生经济理论被经济学界普遍接受。该理论认为，作为劳动力的人口，在生产过程中是不断累积技能的人力资源和技术创新的根源。自1980年以来，随着对人口与发展关系的认识趋于深刻，各种悲观的预测全部破产，加之生育率在全球不断下降，兴起于西方的人口过剩思潮在国际学术界和社会舆论上全面没落。在西方政治术语中，人口问题特指发展中国家的人口快速增长，而人口政策则是指西方帮助降低发展中国家生育率的努力。至于西方自身面临的低生育率危机，通常只在各国国内讨论。尽管鼓励生育一直是绝大部分西方国家长期的国内政策，但从来不是联合国人口基金会等国际人口组织的议题。不管这些组织的动机如何多元，其项目的实施效果确实有利于西方在较长时间里维持其国际主导地位。
▍“人口爆炸”是人口转变的必然结果
李建新：
如果我们从一个超大时空的角度看人口议题，会发现自人类诞生以来，世界人口的变化在绝大多数时间里基本上是波动但又相对“稳定”的，一直到工业革命以后，世界人口才发生了真正意义上的“革命”——人口转变。所谓人口转变，是指前工业社会的人口出生率、死亡率、自然增长率由高位平衡状态（高出生率、高死亡率、低增长率）转向后工业社会的低位平衡状态（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低增长率）的过程。在18、19世纪，伴随着工业化进程，西方国家的人口率先发生了转变。
20世纪中叶以后，广大发展中国家纷纷摆脱殖民统治走向现代化之路，由于拥有“后发优势”，其人口转变与传统发达国家有所不同。所谓“后发优势”，是指发展中国家可以直接学习和利用发达国家在医学和卫生领域的成果，使得人口死亡率的下降速度比西方国家快得多。换句话说，在西方国家的人口转变中，死亡率从20‰下降到10‰可能用了70年到100年的时间，但是二战后的发展中国家可能只用了十年的时间。在现代化过程中，生育率下降也是普遍现象。但相对于迅速下降的死亡率，发展中国家的生育率转变则显得迟缓滞后，因此，20世纪世界人口出现了空前绝后的增长高峰。这是发展中国家人口转变的必然结果，也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在经历了20世纪的“人口爆炸”之后，人类人口历史将进入一个新的时代，到本世纪末，人口最终将会在低出生率、低死亡率的秩序中维持平衡（发达国家和部分发展中国家目前已经进入了这种平衡状态）。
在工业革命前，人口是人类社会发展中一个不大引人注目的“惰性”变量，但随着人口转变的出现，人口成为一个“活跃”变量，人们开始关注人口与发展之间的关系，由此也就诞生了以马尔萨斯为鼻祖的人口研究学派。马尔萨斯学派认为，人口增多将导致贫穷，因此应该减少刀叉——也就是减少吃饭的人，以遏制人口增长。古典经济学派从经济、财富生产的角度研究人口与发展的关系，认为人口多会促进发展，因此不是减少刀叉，而是如何生产把馅饼做得更大，这样大家就都有吃的。制度学派则认为人口和发展之间的关系没有那么紧密，与其说是人口多或人口少导致了贫困，不如说是分配不均的制度带来了贫困。这三种不同认识，也引出了解决人口与发展问题的三种思路。人口众多确实会给治国能力带来更大的挑战，但这绝不意味着要牺牲人口规模来适应治国能力的不足。
▍大国博弈中的人口因素
黄文政：
从历史来看，虽然决定大国博弈的因素很多，但人口是国力的根本。如果两个处于相同技术阶段的国家进行竞争，人口多出50%所形成的规模优势难以撼动。人口增减甚至比土地增减对国力的影响更大。比如，法国和德国长期处于相似的发展阶段。在拿破仑时代，法国人口比整个德意志多出约20%，是其中最强大的普鲁士的两倍多，当时法国的势力在欧洲首屈一指；到两次世界大战时，德国人口比法国多出60%，整体实力强于法国。二战战败后，德国的东普鲁士被割让，当地的德意志人口被整体西迁。西德虽然只拥有之前德国39%的土地，但继承了近80%的人口，在经济快速恢复后成为西欧头号经济强国。1990年统一后的德国，比之前的西德，面积增加44%、人口增加25%，如虎添翼而成为欧盟的中流砥柱。正是经历了人口劣势的恶果，法国自1939年开始就一直鼓励生育。比如，使用累进制来补助多育家庭，相关财政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5%，给生育八个或更多孩子的家庭颁发共和国家庭勋章。2013年，法国的生育率为2.01，在欧洲属于较高水平，但法国对德国的人口劣势尚未得到根本改观。德国是欧洲生育率最低的国家之一，虽然鼓励生育的强度并不亚于法国，但2013年生育率只有1.38。不过，目前德国人口仍比法国多21%。法国国家人口研究所认为，法国总人口数要到2055年才能追平德国。
在1980年代，苏联总人口略多于美国，虽然科技水平较低，却在军事和政治上可与美国争锋。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继承了前苏联76%的土地和51%的人口。尽管面积依然比美国加欧盟还大，但不到美国一半的人口却让俄罗斯国力远逊于美国。除地缘政治后果外，乌克兰的疏离对俄罗斯伤害最深的还是人口资源的损失。如果俄罗斯自己能增加相当于乌克兰的4500万人口，那近1.9亿人口的俄罗斯在经济、科技和军事力量上，会比现在的俄罗斯加乌克兰更强，且内部还不存在语言和认同差异的问题。
值得强调的是，人口规模优势在信息时代更加突显。在农耕时代，人口多一倍，国力也只大一倍，因为一般人的活动范围只有几百平方公里，个体的平均交往频度和质量不会随人口增加而提升。但在信息时代，经济达到均衡后，人口多一倍，国力增强不止一倍，因为通信和交通的便利让个体之间可直接交流和来往。人越多，个体的平均交往频度和质量越高，社会复杂度越高，规模优势对竞争力的强化作用就更突出。
李建新：
从更大的范围来看，在工业革命后的人类历史中，大国的兴起与持续，皆以人口的兴起、壮大为后盾；而大国的衰落与迟滞，则有人口过度衰老的影子。1750年以后西方人口率先“兴起”，当非西方世界的人口还在“沉睡”的时候，西方人口伴随着现代化迅速壮大并扩张，释放出了前所未有的能量，逐步占据了世界体系中的“中心”地位。但从20世纪后半叶开始，发展中国家的人口迅速增长，并开始爆发出巨大的能量，中国和印度这两个人口大国获得强劲发展就是最好的例证。从中长期来看，2050年以后，欧洲人口将持续“衰落”，若开放国际移民，欧洲大国的版图将可能是这样一个人口替换的结果：英国将有举足轻重的印巴移民，法国将会有更多的前殖民地，如阿尔及利亚和突尼斯等国的后裔，德国将被“客居”的土耳其人口所“主居”。今日中东难民潮涌向欧洲正是这种变化的一个缩影和前兆。曾经是西方文明核心的欧洲也许将不复存在，将被伊斯兰文明的人口所覆盖。而美国人口还将会有活力，但不再是白人占优的社会，拉美、亚洲移民将占据多数，将会出现“我们是谁”的困局。或许，西方在世界体系中的“中心”地位终将因其人口衰落而被非西方世界取而代之。
黄文政：
在可预见的将来，自主的世界性大国是美国、俄罗斯、印度和中国。美国的面积与中国相当，2015年的人口是3.22亿，是1820年的32倍。美国生育率长期处于更替水平，但近年略有下降，在2013年为1.87。美国从全球吸引移民，预计人口在2050年将达到4亿。美国是当今惟一的超级大国，也是人口最多的西方国家。在西方世界内，美国人口虽不及欧盟，但是内部语言和文化的一致与政治统一，让美国处于绝对主导地位。近年来，美国积极推动跨大西洋贸易，竭力推进由美国主导的更广泛和紧密的经济一体化。其动力就在于，更大人口规模下的一体化将给参与方特别是主导者美国，带来额外的经济利益。从更大范围讲，美国主导下的西方体系还包括欧盟、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等。这些国家拥有共同的种族、语系、宗教传统、价值观和文化认同，总共约9亿人口，加上被纳入美国安全体系的日本、韩国、等，则有13亿人口。虽然西方国家内部一直存在竞争，但在与外部发生冲突时，则处于合作或同盟的关系。西方国家不管在经济上与中国多么密切，在涉及中国核心利益的问题上往往是另有立场。
俄罗斯的面积是中国的1.8倍左右，2015年人口1.47亿；以俄罗斯为主体的前苏联地区总人口目前为2.83亿，是1820年的5.2倍。俄罗斯人口素质很高，在25至64岁人口中有大学学历的比例为全球最高。但在经济上，除军事工业和资源外，俄罗斯几乎没有行业具有国际竞争力。比起中国、美国和印度，俄罗斯的劣势就是人少，若其拥有10亿人，情况将很不一样。正是认识到人口在大国博弈中的核心意义，俄罗斯总统普京曾在国情咨文中强调，每个俄罗斯家庭都至少应该拥有三个孩子。俄罗斯生育率近年有所回升，2013年达到1.7，已经显著高于中国。
中国幅员辽阔，2015年人口13.7亿，是1820年人口的3.6倍（在同样的时间美国则增加32倍）。近两百年来的增长速度远低于美国、印度和俄罗斯。长期以来，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在目前的全球竞争中，中国人口的规模和结构优势已得到体现。比如，高铁建设高歌猛进，成为中国向海外拓展的名片；而美国早在1960年代就讨论过高铁计划，但现在依然是空中楼阁，原因就是人口密度不够，经济合理性不大。在2013年，中国的电子商务规模就超过美国居世界第一，这意味着整体规模较小的中国商业在电子化程度上已高于美国。这种新兴行业的异军突起反映了人口优势对扭转技术竞争态势的意义。中国是全球惟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可以在几乎所有行业参与国际竞争，这点无国可比，原因就是中国的人口优势。虽然现在中国还不是世界最大经济体，整体技术水平依然较低，金融业也不成熟，但人们已经开始谈论人民币对美元的挑战了。试想一下，如果中国仅有几亿人口，这些言论很可能不会出现。
有鉴于此，一些西方学者认为，惟一能与西方比肩的将是中国，但是近年来中国与印度之间的“龙象之争”却成了热门话题。印度的面积是中国的34%，2015年的人口是12.8亿，是1820年的六倍。2013年，印度生育率为2.48。从人口视角看，印度的一些先天条件——如人口素质确实不及中国，但其最大、也许也是惟一的优势就是完美的人口结构和将成为世界第一的人口规模。相比于中国，印度的人口结构比较自然、匀称。2014年，印度0至14岁人口占了28.5%，中国是16.5%；印度65岁以上人口占5.8%，中国是10.1%。印度人目前的平均年龄是26岁，中国是35岁，中国老龄化的速度远远快于印度。在可预见的将来，中国经济增速将长期放缓，而印度经济可能逐步加速。这种时运转换的背景就是中国相对于印度的长期性的人口颓势。当然，人口虽然是一个核心因素，但也只是发展的众多必要条件之一，由于印度内部面临着严峻的地域、宗教、种族矛盾等因素，仅凭其人口规模和结构优势，要全面超越中国依然困难。
▍21世纪的大国实力竞争
李建新：
国家实力虽然没有统一的定义，但一般而言，国家实力是国家占有并能运用的各种资产以及运用这些资产实现国家目标的能力的总和。国家实力的基本构成要素包括人口、领土、资源禀赋、经济实力、军事实力以及政治稳定及能力等。美国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将国家的综合国力分为硬实力与软实力两种形态。硬实力是指支配性实力，包括基本资源（如土地面积、人口、自然资源）、军事力量、经济力量和科技力量等；软实力则分为国家的凝聚力、文化被普遍认同的程度和参与国际机构的程度等。在当今世界，同时具备上述综合实力条件的国家主要是美国、俄罗斯、中国和印度。因此，21世纪的大国竞争，实际上是中国、美国、俄罗斯、印度等国之间的实力竞争。
在硬实力方面，从人口变迁角度出发，依据人口与经济增长的理论关系，我们需要关注的是与大国硬实力的核心——经济实力紧密相关的劳动力人口数量及其结构的变化趋势。不管是现在和还是未来，美国无论是在劳动力资源还是劳动力人口年龄结构上都具有很大的优势，一是其劳动力人口继续增长，二是其年轻劳动力人口（20至29岁人口）继续保持较高比重，这些变化趋势将继续有利于美国的经济发展。俄罗斯与美国完全不同，无论是劳动力人口还是劳动力人口结构变化都朝着不利于经济可持续增长方向发展。因此从这个角度看，俄罗斯不具备与美国继续竞争的人口实力。 中国无论是在劳动力资源还是劳动力年龄结构上，目前较其他大国都还存在着一定优势。但是从中长期来看，由于中国人口变化剧烈，印度将会在劳动力人口数量上超过中国，且在劳动力人口结构上优于中国，所以从人口要素的视角来看，中印两国相比，中国将处于潜在的劣势中，印度人口实力将会毫无疑问地超过中国。而如果我国未来人口选择联合国人口低方案（总和生育率为1.2左右的低水平），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将面临更大的挑战，将失去更大的竞争潜力。也就是从这个意义上，不少国外学者认为21世纪中叶应该是印度的世纪。
人口要素怎样影响一个国家的软实力呢？具体说来，首先，人口规模是一个文明规模和能量的基础，是一个文明、价值观的基本载体；其次，人口年龄结构及其他结构是文明价值保持活力和应对外界挑战的必要条件；其三，人口素质是传播文明和文明吸引力的必要条件。首先看四个大国的人口结构变化。世界人口未来变化趋势是老龄化，四个大国也不例外，所不同的是老化程度和速度。其中，美国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相对比较平缓；俄罗斯人口年龄结构变化比较大；印度人口年龄结构变化不仅较小而且老龄化程度也最低；中国人口老龄化速度最快，且上升程度也最高。再来看人口规模变化，按照联合国2011年版人口预测，到2050年美国人口将增至4亿，占世界人口的4.3%；俄罗斯人口将遏制不住减少的势头，到2050年将降至1.3亿，占世界人口的1.4%；中国人口先增后降，将由2025年左右达到的峰值（约13.9亿）降至2050年的12.9亿，占世界人口的13.9%；印度人口将在2030年左右首次超过并取代中国成为人口第一大国，到2050年将达到16.9亿。由此可见，中国人口规模急剧缩减和人口结构迅速老化的趋势，不利于软实力的维系和增强；而印度和美国则可以保持人口的活力和生机，从而对本国软实力的增强起到积极作用。
中国的经济总量也许不久就会超过美国，但由于人口实力短板，这或许只会是“昙花一现”；在现在的中印“龙象之争”中，中国龙确实将印度象远远甩在了后面，但同样由于人口实力短板，腾跃的“巨龙”或许最终会被稳健的“大象”所超越。当然，大国实力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不存在单一的决定性因素。不过，由于人口是最基础性和持续性的因素，其变化对民族、对国家的兴衰有着不可低估的重要影响，尤其是当人口变量还处于“活跃”之时。但又由于人口变化常以百年为单位，变化周期较长且影响作用滞后，因此常常“迷惑”和“误导”当代人。比如，一些人批评毛泽东时代的无计划人口增长带来了人口负担，但恰恰是这些“爆炸性”增长的人口创造出了改革开放30多年的奇迹；如今一些人还在沾沾自喜独生子女政策实施30多年来的伟大“成就”，殊不知却为未来30年、50年的发展埋下了人口结构严重失衡的巨大隐患。
▍人口规模优势恰恰是中国最核心的优势之一
黄文政：
国际上经济学家普遍认为，人口结构对经济发展尤其重要，而庞大的人口规模是优势而非劣势。降低生育率在短期内可以减轻抚养压力，而对经济发展起到某些促进作用，这就是所谓的人口红利。但人口红利的代价是未来的人口负债。长期的低生育率带来的是人口结构的老化和人口规模的萎缩，其后果是抚养压力不断上升，供应和需求同步衰减，经济发展失去活力和后劲。
从经济学研究和实证分析来看，人口长期萎缩的后果是人均GDP的相对下降，而不是上升。对人均财富来说，人口不仅是分母，更作用于分子，而且对分子的作用更基础、更长效。日本人均名义GDP在1991年比美国高20%，但2014年却比美国低34%，尽管这期间日元对美元升值和日本低于美国的人口增长率，都在推高日本的人均名义GDP。极低生育率导致的人口老化，被普遍认为是日本经济长期萎靡的主要原因。不少人把日本的衰弱归咎于日元升值，但日本曾长期维持贸易顺差，真正影响日本国际竞争力的并非日元升值。
因为“一胎化”人口政策的实施几乎与改革开放后的经济高速发展同步，许多人误以为这个政策对中国的发展功不可没。但实际上，经济的动力正在被计划地掉。一个人从出生到成长，完全进入经济循环需要20至60年，生育状态对经济的影响有数十年的滞后。中国过去30多年的高速增长正是得益于1960年代到1990年代初期出生的大量人口。他们接受教育、成家立业、追求更好生活品质的需求，并为此付出的辛劳，正是经济发展最强劲的动力和保证。当然，限制生育会在短期内降低社会的抚养负担，从而提升经济发展的速度，但作用有限。根据我们对全球各国的生育率与经济成长关系的分析，即使在最宽松的估计下，1980年开始实施的“一胎化”政策最多让中国过去30多年的人均GDP增长快了不到1.5年。高生育率是在积蓄能量，而低生育率则是在释放能量。生育率从高到低，积蓄的能量得到释放，推动经济发展。但长时间维持低生育率则是在不断地低效释放能量，更是在耗费发展的后劲。
长期低生育率导致老龄化也在不断加重，让越来越多人认识到人口结构的危机。但很多人却认为，为了降低人口规模，这种代价是值得的。背后的逻辑就是，人口众多是中国的劣势。但实际上，人口的规模优势恰恰是中国最核心的优势之一。
首先，人口众多让中国在军事装备、通信和交通等基础性行业，通过内部循环就能保持足以维持竞争力的规模，确保中国在政治和安全上的自主性。中国近年国防工业突飞猛进，与发达国家的装备差距逐步缩小。这得益于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强大的研发能力，但人口萎缩将削弱这些基础。
其次，人口众多能促成细分、多样化、竞争激烈的更大市场。在13亿人的中国，很稀奇的创意产品，哪怕只有万分之一的人需要，也可以形成一个不小的市场，催生一个行业。对于成熟的产品，庞大的市场能容纳更多参与者，让优胜劣汰下的胜出者更强大；脱颖而出者能在全球率先达到规模效应，实现盈利，并逐步占领海外市场。发达国家中人口最多的美国就是这样产生了大量的跨国公司。过去中国发展水平较低、交通和通信条件落后，众多人口并未形成有效市场。但中国现在已是能源、钢铁、建材、电器、汽车、网络等行业的全球最大市场，不久后将成为几乎所有行业的最大市场，这将有助于更多中国企业走向世界。
再者，人口众多是庞大人才规模的基础。虽然总人口仅是中国的几分之一，但美国的大学及以上学历的人口却长期高于中国，这是美国科技力量领先中国的重要原因。但这一情况正在逆转。2000年中国的科研人数不到美国的一半，现已超过美国，20年后将远超美国。尽管中国科研人员在知识和经验方面还有差距，但整体质量在不断积累中会逐步提高。中国的研发投入现在仅是美国的1/3，但增长率数倍于美国，迟早将居世界第一。科技人才和研发投入的规模优势，会是中国科技突飞猛进的坚实基础。中国在2012年已成为全球最大的专利申请国。
很多人强调人口质量的重要性，但质量和数量并不对立。相同质量下，整体的力量与数量成正比，而且因为聚集和规模效应，更多数量反而可能伴随更高的质量，比如人口密度大的地区，学生平均成绩往往更好。长期处于低生育率下，孩子数量会持续衰减，人口老化不断加剧，既降低人口数量也降低质量。在同样的人口规模下，一个老态龙钟的国家怎能竞争得过朝气蓬勃的国家？当然，人口众多确实会给治国能力带来更大的挑战，但这绝不意味着要牺牲人口规模来适应治国能力的不足。
▍人口与资源、环境、拥堵的关系
黄文政：
资源压力是人口控制的理由之一，但生产和生活方式对资源消耗的影响远超人口。1980至2010年，中国年能源消耗增长了400%多，而计划生育仅少生一两亿人，幅度不到15%。如果用控制人口的力度来提高能源使用效率，节省何止15%？！而且，资源的价值在经济中的比例越来越低，现在不到5%。如手机、汽车、房屋、看病、旅游等花费中资源占比都微不足道。况且，当一种资源因稀缺变得昂贵时，寻找替代品会有利可图；如果没有替代品，生产和生活方式就会改变。一种资源稀缺到无法普遍使用就不再是资源了。资源本身并不存在物理极限；中国1.02%的荒漠铺上太阳能光板，足以满足2020年的电力需求，只是还无必要。
人口坍塌将降低中国的市场规模和国际影响力，弱化中国的议价能力，等于消减自己后代为他国节省资源，并置后代于弱势。资源丰富当然利于国家安全，但维持安全需要发展经济、厚植国力；人口坍塌适得其反。中国人均资源确实低于世界人均水平，但世界人均水平会被少数国家拉高而具误导性。绝大部分国家，包括德、英、法、意对几乎每项资源的人均占有量都低于世界人均水平。在国土、淡水、森林、石油、煤炭和天然气等资源上，中国的人均占有量均居世界中间或靠前位置。除耕地外，人均资源高于中国的国家的总人口都不到世界一半，而且人均资源更高的国家并不比更低的国家发达。
中国的非交易性资源如耕地和淡水，在人口峰值时也足够。中国是最大的资源进口国且保持贸易顺差，说明中国的人口优势超越了进口资源的价值。经济越发达，人的贡献在经济中的比例越高，所以发达地区大都是输入资源的人口集中地。美国发达的主因不是资源丰富，而是其人口密集地区的公司、大学、基础设施。中国一些人均硬指标，如人均钢铁产量已接近甚至超过美国。目前差距主要在科技、军事和软实力上，支撑这些实力的是人而非资源。人口增加刺激需求，增强发现和开发资源的能力；煤炭、石油早年几无价值。资源稀缺是推动技术进步的重要动力，减少人口来降低需求会抑制这种动力。
至于环境质量，生产和生活方式的影响远超人口政策。如自驾车对环境的影响是公共交通的几十倍，远超人口政策。况且，人口少未必环境好。按绿十字组织2013年的排名，全球污染最重的十个地方一半在俄罗斯、乌克兰、阿根廷等地广人稀的国家，无一在中印。人会破坏、但也会改善环境。莱茵河在1970年前污染严重，经治理又恢复了清澈。洛杉矶从1943年至1980年代遭受雾霾之苦，但在治理后空气逐步改善。1950到2000年，洛杉矶都市区人口从425万增至1466万，汽车增加数倍，但1977到1999年，一级污染天数从121降至零。经济学研究表明，环境在工业化之初会恶化，但在人均GDP达到1万美元之前会改善；这得益于治理，而非污染源转移。经济发展会推升对环境质量的偏好，又提升治理的财力。人口坍塌则会降低治理的能力。
“人满为患”是控制人口的直观理由。但拥挤都在城市，且并非土地不够；中国地级和以上约300个城市的建成区面积仅占国土0.3%，约占耕地面积2.5%。人口聚集提高效率，而拥挤是效率的代价，与经济发展水平而非全国人口高度相关。经济越发达就越有意愿和条件，既保持效率又让城市宽松。富国哪怕地少人稠，城市也宽松；穷国哪怕地广人稀，城市也拥挤。分析表明，对大城市拥挤度来说，全国人口减半所对应的差异，不如两三年的经济增长。中国人口世界最多，但根据可比数据，上海、北京、广州、深圳的人口分别排在世界第5、11、12、24位，建成区密度在全球224个人口超过200万的城市体中分别排第119、138、131、96位，仅中等水平。人口坍塌不能缓解大城市的拥堵。过去20多年，俄罗斯人口在衰减，莫斯科却增加了数百万人，交通拥堵超过北京。日本《国势调查报告》称，2005至2050年，目前有人的区域按一平方公里划分，只有1.9%的区域人口会增加，其余区域人口则会减少。如果中国人口降到几亿，中小城市会衰败，年轻人会涌向大城市，既不能缓解大城市拥堵，也会减少可选择的城市。
中华文明圈
的人口占比急剧减少；东亚文明圈将面临紧迫的"人口危机"
▍华人生育率全球垫底
黄文政：
无论是作为单一经济体还是区域整合的主导者，中国的核心优势就是语言相通、文化一致、聪明勤劳的众多人口。这可以说是其他国家梦寐以求的优势。但中国的这种优势可能会在短短几代人中消灭殆尽。目前中国人口占世界人口的19%，但年出生人口仅占世界12%。在未来十年，23至28岁的生育旺盛期的中国女性数量将萎缩至目前的55.7%，而中国生育率则仅有世界平均水平的一半（备注：根据人口普查和抽样调查数据，中国在2010年、2011年、2012年、2013年的生育率分别是1.18、1.04、1.26、1.25，但卫计委认为生育率在1.5至1.6；2013年世界平均生育率为2.46）。在这两种因素叠加的影响下，只要一代人，即25到30年，中国年出生人口可能萎缩到世界的3.3%（即0.557*0.5*0.12）。就算立即全面放开并及时鼓励生育能将生育率提升50%，那中国年出生人口也仅占到世界5%。而且，低生育率具有巨大惯性，即便大力鼓励生育，要把中国生育率提升到世界平均水平可能需要两三代人，等到最终稳定下来时，中国年出生人口乃至中国人口占世界的比例可能不足3%。
目前美国、英国、法国的生育率都处于或接近更替水平，远高于中国，而且还吸引大量移民。在目前的人口趋势下，中国的人口规模尤其是年轻人的数量，将少于由美国积极主导的、排除中国的所涵盖的区域。美国在技术积累和文化多样性上占有优势，而且背后有一个更大的西方世界在支撑，中国若再失去人口优势，将可能被边缘化。而且，中国不只是一个国家，还代表着一种文化和文明。与基督教文明、伊斯兰文明和印度文明相比，中华文明圈的人口在急剧减少。从全球范围来看，目前整个东亚都是全球生育率最低的区域。在2013年，东亚各地的生育率分别是：缅甸1.94、越南1.74、泰国1.40、日本1.43、韩国1.19、新加坡1.19以及中国香港1.12、中国台湾1.07、中国澳门1.08。可见，东亚各地的生育率普遍低于更替水平，其中华人社会垫底。此外，在有海外华人的国家，华人生育率也普遍低于当地主流民族。比如，在美国和加拿大，华人生育率就显著低于白人。
在中华文化圈，“多子多福”观念曾深入人心，为何现在生育率全球垫底？我个人认为，一是中华文化圈特别注重孩子教育，加重了养育孩子的现实和情感负担，既增加孩子的学业压力，又使父母无力养育更多孩子。如果不能给孩子提供好的条件，有些华人宁愿不要孩子。二是华人女性劳动参与率更高。根据美国劳工统计局的国际数据，2010年中国女性劳动参与率接近70%，处于世界最高之列。大量女性参加社会工作，减少了抚养孩子的时间和精力。三是东亚国家的工作时间相对偏长。比如，根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数据，韩国人2007年平均工作为2266小时，而同期法国人只工作1457小时。此外，西方国家出生的孩子有接近一半来自婚姻以外，比如美国为40.6%（2008年）、法国为52.6%（2008年）、英国为43.7%(2006年)，但这个现象在东亚非常罕见，如日本只有2.1%（2006年）。
虽然影响文明兴衰的绝不仅是人口数量，还有基础质量、组织能力和凝聚力等方面的因素，但人口数量是基础，在其他因素相同时，文明的力量随人口数量的增多而上升。虽然人口多并不一定表示会强大，但人口急剧萎缩则一定预示着衰亡。一个文明或种族，不论其科学、文化或社会发展的成就有多高，如果在繁衍后代上长期处于劣势，最终必将没落。西方社会学之父孔德就曾断言，“人口即命运”。
▍亚洲各地是如何应对“人口危机”的
黄文政：
欧美和俄罗斯虽然在1970年以前也拥有高于更替水平的生育率，但从未限制生育。美国和英国虽然没有明示的国内人口政策，但其实际措施起到的是鼓励生育的作用；欧洲大陆则是在不遗余力地鼓励生育。相比之下，亚洲多地在西方思潮的影响下都经历了反复的人口政策，在高生育率时实施节育政策，在生育率持续走低后又转而稳定生育水平并最终大都在鼓励生育。
日本在1949年将流产合法化并取消孩子抚养补贴以抑制生育，生育率从1949年的4.34降至1974年的2.05。1974年，日本发布白皮书《日本人口动向——静止人口》，希望稳定人口规模，但生育率持续下降。学术界普遍认为，长期低生育率导致的人口老化是日本经济在1990年代后陷入长期萎靡的主因。1994年，日本通过“天使计划”等措施开始鼓励生育，但现在日本生育率仍只有1.4左右。2014年，日本政府宣布要将生育率提高至2.07。2015年，日本挂牌成立了“儿童育儿总部”，安倍首相训示：“儿童是国家的宝物和未来。将努力使日本有更多的人尝到生养孩子的喜悦。”
韩国在1962年至1995年间曾推广小家庭鼓励少生，生育率从5.79降至1.65。为此，韩国被称为世界上最成功的计划生育典范。但从1996年至2004年，韩国试图将生育率稳定至替代水平，但生育率却依然降至1.16。因此，自2005年起韩国开始推出各种政策鼓励生育。
中国台湾在1964年成立了“家庭卫生委员会”，推行节育的政策；在1967年表示希望民众生育不超过三个孩子；1971年起提出“两个孩子恰恰好”的口号。从1984年开始，台湾生育率降到更替水平之下。1990年，台湾提倡“适龄结婚，适量生育”，但生育率依然一路下滑。从2012年开始，台湾扩大鼓励生育的措施，提倡“三个孩子更热闹”，编列32亿新台币育儿津贴预算。近年，台湾生育率徘徊在0.9到1.3之间。
新加坡是一个城市国家，在人口快速增长的背景下，自1970年开始广泛宣传每个家庭只生两个孩子，并通过合法堕胎、自愿节育和一系列奖罚措施来节育并提倡优生优育，生育率从1971年的3.0降到1985年的1.61。到1986年，在认识到生育率的持续走低已经成为严重问题后，新加坡政府当机立断，从控制生育转为鼓励生育。此后，新加坡不断加大鼓励生育的力度。目前，一个孩子从生下来到七岁可以拿到相当于71万人民币的各种补助。近年，新加坡生育率徘徊在1.2到1.3之间。
菲律宾在1971年通过人口法案，将家庭计划纳入国家发展战略，之后经历过多次调整。但由于天主教会的反对，菲律宾的政策更倾向于关注母亲和孩子健康，而非降低生育水平。近几年菲律宾的生育率为3.1，处于亚太地区最高之列。
伊朗生育率在1970年还高于6，伊斯兰革命后还一度鼓励多育。但1989年开始鼓励只生两个孩子的节育政策，生育率迅速降到2007年的1.87，位于中东最低。2012年，伊朗人口政策发生180度逆转，取消所有人口控制的预算，转而斥资1900亿里亚尔（约合人民币1000亿元）用于鼓励生育。伊朗国内有人认为之前的节育政策毁掉了伊朗的前途。
印度自1950年代就实施了相对柔性的节育政策，生育率从1960年的5.87降至1974年的5.16。1975年，印度总理英迪拉·甘地为了应对政治动荡，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在该状态持续的21个月中，印度采取诱使和强迫措施推行大规模绝育运动，激起了民众的强烈不满。这成为甘地在1977年大选中失败的主因之一。之后，印度政府一再强调节育要遵循自愿原则，并由各邦决定生育政策。目前，印度只有四个邦实行柔性的节育政策，比如在马哈拉施特拉邦，邦政府工作人员最多只能生育两个孩子。2012年，印度的生育率为2.5，略高于更替水平。对于印度将成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这一前景，印度舆论持正面态度。从1980年至2015年，印度人口从7亿增长到12.8亿，而印度的人均预期寿命、识字率、大学生占人口的比例、人均GDP以及人均用电量等各项指标也都在稳步提升。
总之，亚洲多地曾经实施的节育政策大都非常柔性，主要是政府倡导少生并提供生育健康服务；预期目标一般是每家两个孩子，对违反政策的家庭即使有处罚也非常轻微。目前生育率低于更替水平的国家，鼓励生育的措施极为普遍。这些鼓励措施似乎在慢慢发挥作用，日本和韩国的生育率近年都略有回升，但迄今还没有一个国家成功地将生育率提升到更替水平。中国的生育限制政策远比这些国家曾经实施的节育政策更严厉，时间也更长，而且中国目前的低生育率形势又远比这些国家当时停止节育时更严重。
▍中国人口思想和政策的变迁
李建新：
对于建国以来的人口规模变迁，不少人都有着严重误读。广为流传的看法是，中国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人口爆炸”是毛批判马寅初的结果，即“错批一人误增三亿”，以及学习苏联推崇英雄母亲以鼓励生育的结果，并由此带来了人口负担。其实，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走上了工业化、现代化之路，如同其他发展中国家一样随之进入了人口转变时期。由于新中国成立以后全民医疗的“赤脚医生”制度，使得人口健康素质得到了极大的提高，除了三年困难时期，中国人口的死亡率比一般发展中国家下降得更迅速、更稳定，中国人口在转变初期就出现了“人口爆炸”现象。显然，这主要是人口转变过程中死亡率迅速下降的结果，而不是鼓励生育的结果。
随着政治和经济形势的演变，中国的人口思想和政策在不断改变。新中国成立前夕，美国国务卿艾奇逊曾预言：“中国人口在18和19世纪增加了一倍，因此使土地受到不堪负担的压力。人民的吃饭问题是每个中国政府必然碰到的第一个问题。一直到现在没有一个政府使这个问题得到了解决。”对此，毛在其《唯心历史观的破产》一文中给予严正的驳斥，并指出：“世间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个可宝贵的。在共产党领导下，只要有了人，什么人间奇迹都可以造出来。”毛**认为生产力的发展受到旧生产关系的制约，倡导解放生产关系会推动生产力的发展，最终解决“人口问题”。从1949年到1954年，在毛**的人口观和保护妇女健康的宗旨下，中国的人口政策体现在限制节育，包括严格限制机关部队妇女打胎、严格限定绝育手术和人工流产的条件、要求节育药具销售报备、禁止生产和进口避孕用具和药物。我个人认为，毛泽东的人口思想最精华的地方是他提出的“革命加生产”。所谓革命就是建立新制度，改变不合理的分配制度；所谓生产就是扩大生产，增大馅饼。这实际上是解决人口与发展问题的后两种思路。
20世纪70年代，我国计划生育政策全面实施。在计划生育政策的作用下，我国的总和生育率由1971年的5.43迅速下降至1979年的2.75，接近了生育的更替水平。1980年2月，新华社公布了《中国人口百年预测报告》，引起震动。该报告声称，如果生育趋势不变，中国人口到2050年将达到40亿。同年9月，提出了“全国总人口在本世纪末不超过12亿”的控制目标。从此“独生子女政策”在全国全面启动和实施。直到2013年11月，我国现行政策才有了微小的松动。同年宣布了人口与生育政策的调整，提出“单独二孩”的生育政策开始在各省份逐渐落地。据统计，截至2014年底，全国共有106.9万对“单独”夫妇申请再生育，2014年出生人口比2013年增加了不到50万，大大少于此前“放开政策生育水平会大幅反弹”的预期。如果要对中国这60多年的人口计划生育政策进行评价，我个人认为，前30年是值得肯定的，后30年是要彻底否定的。这里有两个衡量标准：第一，是否干预了个人的生育自主权；第二，是否符合人口自身的发展规律。在前30年，我们认为人口是劳动力，是财富；而后30年，则全盘接受了“人口是负担”的预设。
▍西方对中国人口政策的态度
黄文政：
西方社会对中国人口政策的态度呈现多面性。西方本身是多元社会，各种思想理念和利益诉求错综复杂。从国家利益和文明竞争的角度来看，西方政治精英很清楚，中国人口优势的丧失，有利于维持西方特别是美国的主导地位。2011年1月20日，在被问及中国是否会在2050年成为最强大国家时，基辛格回答说："中国每年保持9%的经济增长率，没有哪个国家能够做到这一点。然而中国将由于计划生育而在2030年开始出现巨大的人口危机，这种人口危机是其他国家都未曾有过的。因此，不能根据中国目前的发展趋势简单地推测中国将成为强国，没有理由认为美国将落后于中国。"
另一方面，出于对其价值观的维护，西方对中国严厉的生育限制政策、特别是实施过程中的强制堕胎和绝育现象表达了批评，这点尤其表现在普通民众的反应上。2011年8月，美国副总统拜登在四川大学演讲时称理解中国的独生子女政策，这一表述在美国国内引起了轩然大波，受到其他政客和公众人物的强烈批评。但总的来说，对于这个本可大肆炒作的议题，西方政府、媒体乃至学术界对中国人口政策基本是三缄其口。
西方对人口议题的多面性也体现在美国对联合国人口基金会的态度上。该机构最初由美国主导成立，在很长时间里，其大半资金由美国提供。但里根、布什和小布什三任总统都曾停止对基金会的捐赠，理由是其项目涉及中国、秘鲁等国的强制结扎和堕胎手术。为此，美国和联合国还派遣团队来中国调查，最后得出了否定的结论。在美国停止对基金会捐助时，欧洲国家填补了美国的空缺，而美国的非政府组织，如“美国人支持联合国人口基金会”也通过私人捐助来补偿基金会的损失。到2009年，奥巴马总统决定恢复对基金会的资助。
针对人口与资源、环境、生产能力之间的关系，从马尔萨斯学说，到人口爆炸说，再到内生经济学理论，国际学术界对人口的看法逐渐从负面转向正面。在看待人口对国家利益和文明竞争的作用上，西方精英则一直有着清醒的认识和明确的战略目标，但在具体行为上则越来越隐晦。
目前中国的生育率面临三重下行压力：一是现代化进程对生育率的挤压；二是导致东亚文化圈生育率全球最低的共同因素；三是在长期的“一胎化”政策下，中国的社会观念和社会机制已经越来越远离多生多育所需要的状态。可以说，中国未来面临的人口问题将比其他国家更严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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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文政、梁建章
作者黄文政为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特邀高级研究员、“人口与未来”网站联合创始人。梁建章为携程集团执行董事长。
(责任编辑：总编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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