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小年：宪政民主法治、市场经济和个人自由相互耦合

许小年：现任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经济学和金融学教授，曾任职美林证券亚太高级经济学家，世界银行顾问。曾获中国经济学界最高奖“孙冶方经济科学奖”。著有《自由与市场经济》、《从来就没有救世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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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体系的内在一致性问题产生的源头是马克思所讲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关系。我们把制度体系看成是一个系统，系统内部有一些子系统，子系统之间结构和运行的相互作用要求内在一致性。如果发生内在的不一致，或者子系统的不兼容，就会像医学上的器官移植一样，存在生存不下去的可能性，从而导致另外一个有机体的死亡。

马克思实际上已经讲了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如何相互适应，又如何发生矛盾和冲突。这里虽然没有明确的把社会分成子系统，但实际上它已经隐含的这样划分：把经济归为一个子系统，政治、法律、社会、思想意识等非经济这一块都放在上层建筑里。所以我们可以把他的分析方法看成是两个子系统之间相互的作用。

明确提出系统分析的是美国社会学家帕森斯，他提出了社会学的结构、功能分析。在他之前也有社会学家提出把社会视为子系统组成的一个有机体，而帕森斯本人则是把社会划分为四个子系统：经济、政治、法律、社会组织，后来又加上了文化，因为他认为文化是连接子系统的纽带，并起到提领各子系统的作用。

总体来说，社会学派把社会看成是一个有机体，而非一个无生命的物理系统。这个有机体就像人体的血液系统、神经系统、消化系统、呼吸系统等等，彼此关联，却又相对独立，能够在保持运作的同时和其他子系统发生联系。所以这里就形成了两种思路：一种是像笛卡尔那样把社会看成是物理系统，另外一种就是从生物学的角度观察社会，把它看成一个有机体。 

在系统论的分析方面，我国学者金观涛、刘青峰做了很大的贡献。他们早在几十年前就出版了《兴盛与危机》，这本书里把古代中国社会分为三个子系统：观念子系统、政治子系统、经济子系统。他们用系统论的方法来分析中国古代社会的超稳定结构：为什么中国古代社会从秦一直到清的两千年里，在制度方面几乎没有什么突破，都是在原有水平上的附赘？

他们认为，中国古代的子系统之间耦合度非常紧密，以至于它每一次被打破，都会按照原有的结构再复制起来，在总系统中缺乏创新的要素。如果把中国古代社会和西欧进行比较，就更能看出中国古代社会系统的稳定性、保守性和僵化性。

2010年金观涛又出版了一本书叫《历史的巨镜》，书里沿用了《兴盛与危机》中提出的系统分析方法，解释了西欧为何以及如何从传统社会走出来，经过现代化转型进入工商文明，在这个转型过程中观念、政治、经济的子系统又是如何互动的。

1994年美国学者亨廷顿出版了《变动社会的政治秩序》，他虽然没有明确提出系统分析方法，但他对世界各国政治秩序的演进做了案例归纳。在归纳的过程中，实际上也用到了子系统之间的相互矛盾、相互作用、动态发展过程这样一种方法。

他提出经济领域中首先出现了工业化，而工业化产生了新的社会群体，推动传统社会的贵族政治向精英政治转变。工业化的过程中还出现了新的阶层，主要是中产阶级（这里沿用了西方大多数人的说法，包括了资产阶级）。中产阶级、工人阶级的产生使得原有的社会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进而推动着政治结构的变化。

大众政治参与的兴起，要求世界上凡是进行了工业化的国家必须要变革它的政治体系。而且亨廷顿在书中提到，工业化的速度越快，政治变革越为激烈。所以他提议：为了保持社会稳定，能不能让工业化速度慢一些？这个社会变化的烈度可能是它的结构所无法承受的，有可能会出现断裂。 

关于用子系统相互协调内在一致性这种方法来分析世界各国的现代化转型，我这里只引用两本著作：一本是摩尔的《民主与专制的社会起源》，分析社会的现代化道路是如何决定的，以及为何世界各国的现代化道路彼此展现相当大的差异。

摩尔认为农业社会的结构决定了现代化的三条道路。他把前现代社会的初始状态作为一个主要因素来分析现代化道路的不同，这对我们有所启发。但是他的重点落在了农民、农村、农民和地主的关系上，在这一点上我并不同意，我认为决定现代化道路的是前现代的政治结构，并不是农村的结构。

农业社会的结构如何决定了现代化的三个道路？摩尔做了这样的分类：英、法、美三个国家在前工业化时，农业商品化程度较高，资产阶级力量强大，可以经过资产阶级革命建立民主制度，这是现代社会的一个发展路径；德国和日本资产阶级相对弱小，政策的走向主要取决于农村各个阶层的力量对比，于是就出现了与传统精英的合作，自上而下推动现代化变革，而这种现代化的道路最终走向了法西斯主义；俄国和中国是皇权官僚专制下的农业社会，工商阶层同样过于虚弱，但是它和德、日的区别在于，由皇权专制推动的现代化加重了农民的负担和苦难，这使得占人口大多数的农民无法支持专制皇权所发动的改革，最后通过了共产主义领导的工农革命推翻了改革不力的专制皇权，走上另一条斯大林主义的道路。

有意思的是，摩尔在他的书中说，现代化的成功与否不能够只看经济增长。德国和日本在打破封建制度后曾有过令人惊讶的经济增长，增速超过了当时已经工业化的法、英、美，出现了德意志奇迹、日本奇迹，甚至美国南部在奴隶制下也出现过经济繁荣。

所以他提出警告：如果只把经济成功作为现代化转型程度的标准，有可能会给人类自由带来巨大的灾难。因此虽然今天我们讲现代化转型，说的都是拉美国家、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国家、东亚国家，但现代化转型其实一定要包括非常重要的德国和日本的案例。我认为这是摩尔见解的深刻之处。

继摩尔之后，社会学家斯考切波写了一本书叫《国家与社会革命》，研究的也是长期政治和社会转型。她把法国、俄国、中国拿出来作比较，因为这三个国家都是经过了大规模的群众运动和暴力革命才打碎了传统的封建结构，进入现代社会，而德国、日本的现代化没有经过大规模的社会革命，相对而言比较平和。以上这些是我在研究中所参考的一些文献。

这个研究的目的不是归纳和总结现代化转型的历史，也不是揭示某种必然规律。关于社会制度的演进，现代已经习惯了叫社会科学研究，但我认为社会研究谈不上科学，因为我们的研究对象是人，人是理性、感性并存的动物，感性的一部分很难用科学主义的方法来分析。所以我不认为这个社会的演进有某种必然规律，特别是客观必然规律的说法，都是受了科学主义的影响，想把人类当作物理系统来研究，这是我们很多人文学科中犯的错误。既然我们不能够揭示某种必然的规律，也就不可能先知般的预言现代化转型的未来道路，只能做事后的分析和归纳。在这个研究中，我们关注的是子系统之间的张力及其产生的冲突，这些冲突决定了系统的性质，而我们通过子系统之间的张力和冲突来研究系统的性质。

系统的性质包括效率、包容性、适应性和稳定性。首先是效率，这个效率是多方位的，有经济的效率、社会治理的效率。效率的重要性就在于国际竞争，如果一个国家的体系是低效的，那就不能够充分利用资源，不能发展出先进的科技和军事装备，那在国际竞争中就会失败，这是效率的含义。第二个是稳定性，这个稳定性又取决于系统的包容性和适应性，系统越是能够包容，越能够适应外界的变化，它的稳定性就越好。

沿用社会学和一些学者做过的研究，我也是把这个社会作为一个有机体。这种类比虽然不准确，但是它可以提供一个解释性的框架，而研究最终的目的就是提供一个解释性的框架。在这个框架下，我们可以研究系统的性质。子系统按功能划分虽然有一定的任意性，但是由于我们设定的目标比较低，所以这个任意性对于结果没有太大的影响。

下面我介绍一下现代社会的制度体系，当今世界的主流是现代社会，其他民族和国家不管是声称自己在走什么样的道路，在现代化这一点上方向都一样。这个方向主要是由效率之间的竞争所决定的，如果没有效率，在竞争中就要被淘汰掉。现代社会的制度体系把它划成三个部分（和金观涛、刘青峰的划分一样）：观念子系统、政治子系统、经济子系统。

具体来讲，现代社会观念子系统的核心精神是平等的个人权利与自由，政治子系统是宪政、民主与法治，经济子系统是市场经济，这三个子系统彼此之间形成了目的性和工具性的双向耦合，也可以叫双向协调、双向兼容。

因此它们的转速需要协调一致。这三个轮子的转速可以出现一些差别，有的快、有的慢，这样就会加剧摩擦、产生热，进而在皮带上产生张力。这里还有一个极端状况：如果一个轮子转得飞快，一个轮子不转，那就会导致摩擦太大发热，使得皮带变脆甚至熔化，最终断裂，一旦断裂之后就会失序停摆。所以一个社会的包容性、适应性越好，它的弹性就越好，允许的速度差会越大；一个社会的结构越是刚性的，它允许的速度差就越小。

之所以现代社会在这样的双向耦合下运转了几百年都还没有衰落，也没有看到内部要爆发大规模动荡的迹象，是因为它的子系统是高度的双向耦合。为什么是双向耦合的？

首先由于在观念子系统中现代社会的核心精神是平等的个人权利与自由，平等的个人不能接受非自愿的支配性权力，这就要求在政治子系统中一定是宪政民主制。但因为每一个社会都要建立秩序，而在现代社会中秩序必需的支配性权力只能来自于全体同意。全体同意的规则不是全体投票的结果，而是投票的程序，就是法律。所以如果在观念子系统中设定了平等的个人权利，那在政治子系统中必然是宪政民主。反过来，从工具性的角度来讲，只有宪政民主才能保障平等的个人权利，这就是双向耦合的含义。

同样，根据经济子系统，平等的个人权利要求自由市场，要求经济机会的平等，不能够允许任何外部强加的政策来限制他的个人权利，比如强制的计划经济。不过在自由市场中管制是可以的，管制必须经过个人同意，所以他允许经济子系统中有政府管制。但是这个政府管制一定是在法治基础上，而不是政府超然的从外界来进行干预。反过来，只有自由市场经济子系统才能保证平等的个人权利。人只有在自由市场中获得了经济上的独立，才能够去追求个人幸福。从这个意义上讲，自由市场既是工具性的，又是目的性的。

这个体系除了双向耦合之外，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效率。这个体系为所有的个人提供了公平的博弈规则和平等的机会，那么这个社会就具有稳定性。因为中国人讲究“不平则鸣，平则不鸣”。“平则不鸣”就是社会成员对社会的制度体系认同程度高，这些博弈规则的结果他不一定都同意，但是因为他同意博弈的规则，所以他要接受这个规则下的结果。而革命就是改变规则，但现在大家都不想去革命，因为规则是经过大家同意的，所以现在很少有能称得上革命的事件。

平等机会意味着社会的流动性，而破坏稳定不是说收入分配不均，因为社会公不公平不在于财富的分配，而在于机会的分配。所以皮凯蒂写的《21世纪资本论》中整个方法论都是错的，他的结论可以归纳为一条曲线，我完全可以对它那条曲线重新解释，而重新解释的结论跟他正好相反：不仅不能收资本税，还要鼓励投资，否则没有创新。

现代社会的稳定还因为它的民主与法治防止了权力的集中，抑制了破坏稳定的极端主义。我们看那些破坏世界稳定的国家，并没有出现权力分散、意见不统一。相反，高度一致的社会意识和高度集中的权力才是破坏稳定的因素。现代社会保障了个人权利，为财富的创造提供了双重激励。双重激励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在人力资源的流动上，它导向创造财富；另一方面法治降低了交易成本，提高了市场经济的效应，所以这个是它的效率所在。

法治化的市场经济，它的效率一是在于社会激励机制导向财富创造；二是在于它鼓励创新，鼓励工业革命以来的财富创造。如果做定量分析，我相信只有小部分是来自工人阶级的劳动，大部分都来自于创新。为什么比尔盖茨是亿万富翁，而微软的软件工程师每年也就是二、三十万美元的收入？我在批驳皮凯蒂的那篇文章中就提出了这个问题。软件工程师是写程序的，换谁干都行，但没有比尔盖茨就没有微软，所以财富创造上的不同贡献决定了不一样的收入分配。

实际上在市场经济效率的基础上，我们可以进行帕累托改进的收入分配，这样可以弱化设计版税和社会矛盾。效率提高了，我们就有更多的机会进行帕累托改进的收入分配，从而弱化利益冲突，维持社会稳定。即使没有帕累托改进的机会，还可以有制度化的收入分配调整。有了制度化的利益分配机制，就不必通过修改游戏规则，不必通过社会动荡和革命来重新分配财富和收入，因为现代社会的特点就是高效率和稳定。

形成现代社会的前提条件是多元利益，这经常被国内的学者和民众所忽视。这里要介绍一些经济学的概念：在多元利益中没有一方具有支配性的力量，只能够在不同的利益体制间就博弈规则形成一致意见。也就是说，只有当博弈达到纳什均衡的情况下，现代社会才可能出现。纳什均衡是指自我实现了稳态，不需要超然暴力的维持。而当社会的博弈处于纳什均衡的时候，由博弈各方同意的博弈规则就是法律和公共道德规范。

规则的实质是什么？美国的日裔经济学家青木昌彦指出，规则、制度并不是纸上写的条文，制度必须转化为社会的共有信念，共有信念就是一致预期，这个时候制度才能最终被确立。所以制度的真正建立是在于一致预期的形成，这也是制度变革、现代化转型最为困难的地方，我们把这个困难叫做“囚徒困境”。

现代化转型之难有两点，这两点都在于改变传统社会中的共有信念：

第一，传统社会形成了纳什均衡，而纳什均衡的规则已经在长期过程中内化为绝对价值，即道德规范。比如中国传统社会的“孝”，这个概念不是天生的，是儒家所提倡的，由于几千年社会规范的形成，已经内化成人们的道德。一旦内化为绝对的道德，人们就认为它是天然合理、不能改变的。

第二，协调预期过程中的“囚徒困境”。我们要从旧的规则转到新的规则，但是先转变的可能会吃亏，而守住旧规则的可能会获得超额利润。因此只能在长期的重复博弈中认识到旧规则的低效和非稳定性，探索和建立新的规则。

我以“前工业化社会的政治结构”为出发点，把世界上的现代化转型大概分为两类。但这里不包括英国和法国，因为我认为英国、法国基本上是自发地转入到现代化过程中，而其他所有国家是在英国之后被迫开始现代化转型。

这些国家转型的开始都是外部战争的失利：德国的现代化转型应该始于1807年拿破仑战争，当时号称欧洲最精锐的普鲁士陆军被拿破仑的农民军打得一败涂地，在这样的情况下，普鲁士开始了改革。日本的现代化始于1853年黑船事件，日本人被迫和美国签订贸易协定之后，西方列强接踵而至，使日本人感到现有结构的无法维持，这是明治维新的序曲。而中国真正开始尝试现代化，是1894年甲午中日战争之后。

此外，这些国家无一例外，原来都是封建、专制皇朝，变革的目的都是维护传统精英的统治地位。比如中国的皇族，改革的首要目的就是财政现代化和军事现代化，其实军事现代化更为直接，但是为了实现军事现代化，它必须建立起现代财政，因为传统财政的社会汲取能力非常低，没有办法购置那些昂贵的武器和装备。

在思想观念上，这些国家都以民族主义为号召，建立统一的现代主义国家。这个民族主义是很值得研究的一个题目，我们今天讲的民族主义在很大的程度上和种族主义是重合的。其实这有一个历史演变的过程：最开始民族主义在英国是以个人权利为基础和核心价值的民族认同，但是到了德国、日本就变成了国家主义，到后来甚至演变成了种族主义。

在这个演变过程中，个人权利不知不觉变成了抽象的国家利益和人民利益。国家利益就是在外部战争中获胜，人民利益就是不被外族统治。国家主权代替了传统社会的神权，也代替了早期现代社会的人权。

这些国家的现代化进程几乎都是从经济领域开始：工业化、城镇化，通过经济的发展来提高财政收入，再由财政来支撑军事和国防的现代化，完成现代国家的建设，获得对外战争的胜利，来强化统治精英的合法性，但是政治领域基本不动。这样的局部限量化，让这些统治精英既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动力，也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压力，因为通过经济和军事的现代化，外部威胁已经解除了。

因此德国、日本这些国家，虽然确实在对外战争中获胜，巩固了统治精英的地位，但同时也巩固了寡头政权和国家主义的观念，推迟了政治等子系统的现代化，而子系统内在的不协调孕育了更大的危机。

在观念上，他们没有人想到个人权利，想到的只是国家已经成为了世界强国。一种内部的民族自豪感使得他们完全忘记了现代社会观念阶级中最重要的个人权利与自由。

虽然这种局部的现代社会展现出了一定的效率，但是它的稳定性越来越成问题：一个是内部冲突，通过经济的现代化，内部已经形成了多元利益，但是在政治、社会上没有多元的格局，快速的工业化造成了社会结构的变化，产生了新的阶层。工商、金融资本家、工人都要求政治参与，但是统治精英拒绝分享权利，这就使得阶层之间矛盾日益激化，又由于没有制度化的解决方案，国家就走向了非制度化和极端化的解决方案，比如日本军国主义的兴起、希特勒。

那么为什么亨廷顿认为工业化速度越快，社会政治秩序、结构的变化就越激烈？因为不像英格兰这样的自然演化，子系统之间有相互适应协调的时间和空间，急剧变化的社会中既没有时间也没有空间，因此社会结构的演进往往采取很激烈甚至是暴力的形式。

回过头来看中国的工业化，我们现在会不会感觉走的太快了，没有给自己留下足够的时间去调节其他子系统？它那局部现代化的脆弱性，还体现在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决定了对外政策的必然强硬，因为它的观念子系统现在变成了民族主义。在这面大旗帜下，它的对外政策只有强硬，同时由于经济和军事的现代化又使这些国家具备了挑战现有国际秩序的军事实力，因此变革异常的危险。一战、二战的爆发都是这一体现。

接下来具体谈这两类现代化转型：

第一类以德国和日本为代表，都是维护统治精英的特权，政治体制呈现出刚性，观念子系统中带有浓厚传统色彩的价值再造，即从封建主义过渡到现代社会。但这个现代社会中恰恰强调的是集体，而缺失了个人价值，只不过把过去效忠的对象从领主和家族变成皇帝和国家，所以这个价值再造并没有发生根本的变化，我把这种价值叫做“观念黏性”。

在经济上，它虽然保留了私有制的市场经济，但由于它推行自上而下的工业化，商界和政界有着天然的密切关系，不像英格兰，商界和政界经常会处于一种紧张和冲突的状态，能够形成社会的多元，互相制约。这一类国家，在经济子系统和观念子系统之间是不协调的。因此局部的现代化虽然给了它强大的军事力量和财政，但是这不仅不能解决，反而还在制造子系统之间的矛盾和摩擦。在这样的情况下，一种脆弱的均衡很快变成了失衡，有限的政治多元回归到单极力量。

第二类以俄国为代表，它的前现代化状态是皇权官僚专制，皇权官僚专制最终演变为斯大林主义的国家。这个演变过程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专制皇权的改革，没有成功，被革命终结；第二个阶段是革命之后建立斯大林主义的体系。这个体系的问题在于效率低下，这从苏联帝国的垮台就能看到。这个低效使得苏联对外不能应付和西方的冷战，经济无法负担长期的军费竞赛而垮掉，对内又不能够满足民众对消费水平不断提高的要求，结果导致了帝国的解体。

吸取苏联的教训，中国进行了经济体制改革，由计划经济变成了半市场半国有，但是这个改革也会产生问题。至于问题在哪儿，下一步的演化是什么，有待大家去讨论，我只提供一个分析框架。

从博弈论中可以知道，博弈形成以后有一个均衡的稳定性问题，用中文讲叫做鲁棒性。鲁棒性指不管是内部的还是外部的，在扰动之下均衡究竟是能回到原点，还是在外部的一个冲击之下就偏离了。因此一个偶然事件就可以改变历史的演化路径，而下一个均衡在哪里，我们根本没法预测，因为它的冲击是随机的。我能得出的一个结论是目前这个均衡不稳定，至于它往哪里演化就很难说，这取决于诸多偶然力量的作用，很多跟统治精英有关，跟人们思想的变化有关，甚至跟互联网有关。

有人问，如果没有盟军的占领，德国人是不是可以自发完成宪政民主的转型？很多德国议员跟我说不可能，这也是我的怀疑。这其实描绘了一幅其他民族和国家现代化的一个黯淡前景，有一点悲观主义的味道。没有强外力的干预，其他民族要想完成现代化极为困难，甚至不可能。同样，如果没有外部强有力的冲击和影响，中国的古代的社会体系、制度体系也许可以千年循环下去，就因为它内在的协调。但是那样的循环是一个很悲惨的循环，要不断地通过王朝的更替、人口的消灭，才能够使种族延续下去，那是必要条件。

我也不想描绘这样一个黯淡的悲观前景，但是如果我的研究引导我走向那个方向，我也没有办法，最终我要尊重自己的研究成果。或许在互联网这样一个思想自由扩展的时代，我们可以不在强外力的作用下自发地来进行现代化转型，而且这个转型还比较顺利，我希望如此。

（本文是凤凰网大学问根据许小年老师4月22日在天则经济研所的演讲整理而成，原题是“制度体系的内在一致性——现代化转型的一个分析框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