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法规的历史演变与当前的非正规经济
在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种话语混合的演变过程中，人们很容易受到一些不符合中国实际的概念范畴的影响。譬如，把“工人”范畴等同于大多数的劳动人民并把“劳动法”理解为大多数劳动人民所设置的法律。这是一个源自经典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许多左派学者因此聚焦于传统概念中的“无产阶级”产业工人的研究，多集中于他们的依（劳动）法抗争。而新自由主义学者们，则倾向把占少数人员的大企业和国有单位的正式全职“职工”想象为占大多数的就业人员，把在中国占少数的“中产阶级”想象为占大多数的人员、把中国社会想象为一个“橄榄型”的、中间大、两头小的社会。在市场经济的抽象理论和想象中，更以为规模庞大的临时性、半正式和非正式员工已经被完全整合于正式职工的单一劳动力市场，以为中国已经进入所谓的“刘易斯拐点”。诸如此类的理论先行和意识形态化想象，促使人们忽视了中国大部分真正意义的劳动人民。
本文先从劳动法律的历史变迁切入，逐步重新梳理出中国大多数的实际的劳动人民。他们既非经典左派设想的城镇工业“无产阶级”，也非经典新自由主义所想象的已经被整合入一个统一的国内劳动力市场的劳动人民，更不是他们所想象的占据“橄榄型”社会大多数的“中产阶级”。
今天的“劳动”以及与之紧密关联的“工人”两个法律与统计范畴的运用，包含着三个不同的传统：一是中国革命传统中的“劳动”概念，基本上是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或“工人”范畴的意思；一是在共产党执政之下形成的传统，“工人”在意识形态与工资和福利上，其实是个地位相当高的等级；最后是市场主义的改革时期，劳动法规实际上只适用于较少数的蓝领工人以及国家官员和其他白领人员组成的较高身份的正规“职工”，而大多数的劳动人民则被排除在“劳动”范畴之外。结果是“劳动”和“工人”这两个法律和统计范畴的极其复杂和充满误导性的使用，亟需我们仔细分析。
在革命时期，“劳动”一词主要是从工人革命运动的视角来使用的，要为劳动人民争得有尊严的待遇：诸如安全、卫生的工作环境、最低限度工资、8小时工作时间、对妇女和童工的保护、社会保险等。如此的要求可以追溯到共产党建党初期。1922年5月1日，在国际劳动日召开的全国劳动大会上通过了8小时工作制案。同年8月，党的“劳动组合书记部”拟定《劳动立法原则》、制定《劳动法大纲》。其后在1925~1929年每年一度的五次（除了1928年之外）全国劳动大会上通过了一系列的具体规定：在8小时工作日（煤矿则限定6小时）之外，还有关于休息日、每周最多工作时间、保护妇女和童工的种种规定（禁止危险和困难工作、禁止哺乳期的妇女作夜工和特别强度的工作、哺乳时间每次相隔不准超过三个半小时、每周须有继续42小时之休息等）等。这些都是一个革命劳工运动所采纳的决议。
同时，在共产党的根据地内，形成了与上述革命传统并行的革命党执政传统，反映于1933年颁布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劳动法》。首先，在之前采纳的具体规定之外，补加了其他的一些法定基本要求：正式合同、超时的额外工作工资的规定、更详细的妇女和童工保护规定、社会保险——包括医药、工伤、失业、退休（“残废及衰老时”）、死亡或失踪时的“家属补助金”等。
△关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劳动法》的报道
同时，苏维埃劳动法把党国机构员工和工人一起并入了劳动法新采用的“职工”范畴。在理论上，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而国家则是党的行政机构。把党国机关人员纳入“劳动”法律被认为是顺理成章的事。
如此的执政理论所产生的后果之一是，之后的工会也同样顺理成章地成为党国控制下的一个机构。这就与在（半）资本主义政治经济的环境下，针对当权者干革命运动的工会十分不同。延安时期，在解放区的工会完全被置于作为党的机构的全国总工会的领导和管辖之下。在实践中，工厂的工会其实常是由工厂管理者来领导的。正如前中华总工会副主任倪豪梅在2012年的一篇特别能够说明问题的回忆论文中所揭示，当时和今天的工会的核心问题是怎样才能促使工会独立于厂方管理层而真正代表工人的实际利益。
今天回顾，1933年劳动法的另一个特点是明确把非全日工人、临时工和为了“完成某项工程”而被雇佣的工人全都纳入劳动法的“劳动”范畴之下（第91条）。该法甚至把农业雇工、“季候工人”、“乡村手艺工人”、“苦力”和“家庭仆役”也都纳入了“劳动”范畴和劳动法保护范围之内，所表明的是对“劳动者”范畴比较宽阔的理解。在这方面，1933年的劳动法和后来改革时期对正规“劳动关系”越来越狭窄的定义将会形成鲜明的对照。
在共产党执掌全国政权之后，基本延续了江西苏维埃时期把党政官员纳入劳动法“职工”范畴的做法。这样，（“白领”的）党机关、国家机构和事业单位的职工全都与（“蓝领”的）国有企业工人一起被纳入“劳动”法律保护之下。这不是个小问题——2010年，“国有单位”职工总数将会占到全国所有受到国家劳动法保护的正规职工总数的一半以上（下面还要论证）。
从1950年代到1970年代，国家基本没有颁布新的劳动法，但发布了相当数量关于劳动的指示和规则，包括针对资本主义企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法规。它们的重点在于建立统一的工资制度和把劳动分配纳入政府和经济计划的管辖之下。
今天回顾，一个比较突出的现象是对“临时工”的政策，一定程度上是后来改革时期更大规模问题的先声。当时，不少单位使用了比较廉价的农村劳动力——称作“民工”——来处理一些特定的劳务需要，其方式有所谓“合同工”、“协议工”、“季节工”等，区别于正式工人。比如，特定的建筑和运输工作、季节性工作如轧棉花、晒盐、制糖、制茶等，一般都使用临时工。
当时，国家政策相当严格地限制临时工转正为长期的正式工人，在两者之间树立了不容易逾越的壁垒。因此，实际上已经划分了两个不同等级的工人。这时期的临时工规模虽然比较有限，但已为后来改革时期所形成的大规模非正规经济开了先例。
总之，即便是在改革之前，正式的全职工人和党政官员干部已经从一个革命阶级党开始转化为一个执政的以及具有一定特权身份的群体。他们的身份、地位和待遇都明显高于较低层次的集体单位职工，以及非正式的临时工和合同工，更不用说最低级的仅仅务农的农民。
作为处于整个身份等级制度最底层的农民，毋庸说是临时民工的主要来源。实际上，即便是在计划经济时期，城乡也有明显的差别。1958年1月采用的户籍制度更巩固了城乡之间的等级制度。之后国家规定农村人民，无论其父亲的户籍如何，只能承继其母亲的身份，为的是要更加严格控制城镇户籍。
改革期间呈现的是处于国家劳动法规保护和福利制度之外的非正规经济的大规模扩增。首先是1980年代开始的农村工业化。初始时候的社队（乡村）企业是由农村集体单位用工分形式来支付其“离土不离乡”员工工资的，因此完全谈不上给予工业工人的劳动法律保护和福利。当时企业的用工概念基本还是原有的“民工”和“临时工”，或结合非农就业与农业的“季节工”。其后则是“离土又离乡”“农民工”的大规模进城打工，以及原来的（中小）国有单位员工的大规模“下岗”，为的是其企业单位的“破产”或“减负”。两者同样被置于劳动法保护和国家职工福利制度之外。同时是小规模“私营企业”的快速扩增，它们一开始被视作只是半正当的单位，只具有“自然人”身份而不是正式“法人身份”的企业，也基本被置于正规劳动法和福利制度之外。伴随以上这些非正规经济的快速扩增，非正规农民工和下岗工人很快就占到所有城镇劳动者中的大多数。
1995年的劳动法是在那样的背景下颁布的。一方面，它承继了1933年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劳动法》的传统，延续并更详细地作出了关于劳动保护的规定：每周工作不得超过44小时，每日8小时；超额的工作不能超过3小时一天，并必须支付“百分之一百五十的工资报酬”；普通假日的劳动必须支付“百分之二百”的工资，国家规定的假日则要支付百分之三百；职工在工资之外，“依法享受社会保险待遇”，包括退休、患病、工伤、失业、生育，即所谓的“五保”。
另一方面，新劳动法虽然没有明确说明把什么样的劳动排除在法定“劳动”范畴之外，也没有给予实践中被广泛使用的“劳务关系”范畴正式的定义，但它十分明确地说明法定“劳动关系”的含义：正规的“劳动关系”被确定为具有“法人身份”的“用人单位”和其正式职工之间的关系。劳动法更说明，前者在正规企业之外，还包含“国家机关”，“事业单位”以及“社会团体”的职工。这样，其实际含义相当清楚：劳动法只适用于这些法定单位的“劳动关系”。在实践之中，即便没有被法律条文所明确说明，劳动法也被认作不适用于不具有正规“法人身份”的“用人单位”与其员工之间的关系。也就是说，不适用于临时工以及为某项劳务而被雇佣的工人。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
当然，即便是属于正规“劳动关系”的蓝领工人，也不一定会得到法律的充分保护。譬如，企业可以与地方政府（作为“招商引资”的显性条件或隐性默契）串通不严格执行国家的劳动法规。即便不是这样，企业职工的维权也面对重重障碍。在劳资争议中，固定的程序是，先要通过工会调解，但工会一般会比较认同厂方而不是劳动者。调解不成，方才可以申请当地劳动与社会保障局的“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仲裁。而在这两个层次上，都可能会遇到当地招商引资的地方政府对公司的庇护。不服仲裁裁决，才可以向地方法院提起诉讼。即便是在最后这个环节，仍然可能受到当地政府或官员的阻挠。
但是，一般来说，国家机关和事业单位以及较大的正规企业会更遵守国家法规（当然，大规模的企业也意味着它具有对当地政府更大的杠杆权力，能够绕过国家劳动法规），而较小规模的“私营企业”，即便是在册的单位，大多并不具备正规“法人”身份，本来就不被国家法律认定为正规的“用人单位”，更不会太重视国家劳动法规。为了节省劳动费用，两者一定程度上都会依赖临时工、非全日工等属于劳务关系的人员。这些在大城市也决不罕见的现象（例如餐馆服务员、社区保安；即便是大学的清洁工也常常如此），在乡村的“乡镇企业”和“私营企业”更加如此。至于未曾登记的小规模企业或只有一、二名员工的“个体户”，就更不用说了。
2005年以来，更有新型的“劳务派遣公司”现象的快速扩增。他们主要为国有单位和大企业服务，为他们组织廉价的“（劳务）派遣工”。如此的“工人”在理论上和实际的聘用单位是处于“劳务关系”范畴的，只和中介性的“劳务派遣公司”带有“劳动关系”。但是后者其实只是一种话语游戏；既然不是实际的“用人单位”，劳务人员根本就没有可能从这种公司获得劳动法所规定的保护和福利。近年来，通过劳务派遣公司被雇佣的农民工人数已经达到起码1000万人。这是“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局”（原来的劳动与社会保障局的新名称）的官方估计；社会人士（如关注该问题的一些人大代表）则更倾向使用2500万人的数据。
△劳务派遣图解
2012年年底，国家公布修改08年的劳动合同法，主要的修改在于关于劳务派遣的规定。首先，修改后的法律要求“严格控制劳务派遣的用工数量”，看来在2013年7月1日施行之后，可能会遏制其近年来非常快速的扩延。此外，修改法规定劳务派遣工应当享有与用工单位中同类工作者的“同工同酬”的权利。此项规定估计会对近年来被通过劳务派遣渠道聘用的白领工作人员起到一定的正面作用，但是对清洁工和保安等一直都是以临时工为主的人员来说，可能不会引起什么实质性的变化。
总而言之，经过上列的历史演变，在国家劳动法规保护的正规经济之外，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基本处于劳动法规之外的非正规经济。下面我们转入对非正规经济概念的进一步说明，然后论证其在当今中国的具体规模和人数。
在世界上其它发展中国家，“非正规经济”早在上世纪60、70年代以来便已伴随资本的国际化而高速扩展。发达国家企业之所以进入发展中国家，一个主要目的就是寻求低于本国价格的劳动力。而其资本一旦进入发展中国家，不仅意味着企业本身将雇佣当地的劳动力，也导致与其关联和为其服务的本地公司的兴起，更会触发一系列的连锁效应，包括必要的基础设施、产品的运输和销售以及员工的各种各样服务（例如交通工具、餐饮、娱乐、清洁工、家政等）。除了新兴的现代经济部门的正规职工之外，还有与其关联的处于正规经济部门之外的众多员工和个体户，而他们也需要各种各样的旧型或半旧型服务（例如工匠、裁缝、小摊贩、廉价餐饮、维修等）。而当地农村越是人多地少，剩余劳动力越多，其所能为现代部门提供的非正规廉价劳动力也就越多。这些现象先呈现于中国以外的发展中国家，但在中国脱离计划经济之后，也非常快速地在中国扩增。
正如联合国的国际劳工组织（International Labor Organization，简称ILO）、世界银行的“社会保护单位”（Social Protection Unit ）以及诺贝尔和平奖选拔委员会等机构所指出，规模庞大并不断扩展的“非正规经济”是世界上发展中国家的普遍现象。根据国际劳工组织的数据，它在“亚洲”已经扩展到非农就业的65%（北非的48%、拉美的51%以及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的78%）。已有众多的研究一再指出发展中国家的这个现象，其中包括世界银行的社会保护单位所发表的多篇论文。
国际劳工组织对“非正规经济”和其就业人员采用了合理和实用性的定义：即缺乏就业保障、福利和法律保护的劳工。在中国，最恰当的例子当然是人数庞大的“离土离乡”农民工，包括城镇中新兴的较小规模的“私营企业”员工以及“个体户”，更包括乡村的“离土不离乡”乡镇企业和私营企业员工以及个体户。此外则是乡村的农业就业人员，他们和农民工密不可分，今天几乎全是“半工半耕”的家庭，农业收入还要低于打工收入，并且同样没有国家劳动法规保护和基本没有（或只有低等）社会福利（下面还要详细讨论）。
△非正规就业劳动组织证书
非正规经济人员之中有许多以低报酬、无福利的临时工或承包身份就业于正规部门。在1970和1980年代，国际劳工组织曾经将其注意力集中于当时被认定为可以和正规部门明确区分、处于其外的“非正规部门”（“informal sector”），但后来，鉴于众多受雇于正规部门的非正规临时工的事实，改用了更宽阔的“非正规经济”（“informal economy”）这一概念，将在正规部门工作的非正规人员（ILO 2002）也纳入其中。
表1列出迄今比较最可靠的农民工数据。可以看到，2006年报告的数据推测和估计多于系统估算，而2009和2011年的数据则明显比较精确，依据的是更细致的抽样调查，然后按照系统的统计方法估算而得。
据此，我们可以看到，2011年的离土离乡农民工共1.59亿人，占城镇非正规就业人员的绝大部分。而离土不离乡的农民工则有0.94亿人，其中绝大部分是乡村的“乡镇企业”和“私营企业”就业人员。外出和本地农民工两者加起来的总数是2.53亿（25，278万）人。
根据2006年发表的“中国农民工问题研究总报告”（下称《总报告》），农民工中有30.3%（0.364亿）在制造业部门工作，22.9%（0.275亿）在建筑业工作。此外，约0.56亿就业于“第三产业”，其中10.4%（0.125亿）从事“社会服务”，如保姆、清洁工、清运垃圾人员、社区保安、理发店员工、送货人员等；6.7%（0.08亿）是住宿餐饮业服务人员；4.6%（0.05亿）是批发与销售业人员，如小商店、摊位人员和小贩等。
他们不具有正规城镇户口，在城镇显然是一种二等公民。他们从事的是低报酬和没有福利的工作。根据06年的《总报告》，2004年他们平均工资只有780元/月，每日平均工作11小时。也就是说，他们的工作时间比正规职工多将近一半，而获得的报酬仅是后者的60%.当时的调查者推测他们中只有12.5%具有工作合同、10%有医疗保障、15%有退休福利（根据后来更精确的数据，这些推测其实偏高——见表1）。大多数承包大企业的工作或在小规模的非正规企业内工作，一般都归属于“劳务关系”，不会得到国家劳动法规和工会的保护。因为不具备城市居民身份，他们只能负担更高的医药费用和子女的“择校”教育费用。在全国每年70万工伤受害者中，他们占了最大多数。这些基本事实也可见于众多较小规模的研究。
从表1我们可以看到，在参与社会保障方面，2009年到2011年间有一定的进步。农民工在养老和医疗保险的参保比例方面有一定的提高，从09年的7.6%和12.2%提高到13.9%和16.7%，但仍然很低。工资方面也有一定的提高，但我们欠缺可比价格的数据。虽然如此，可以确定的是绝大比例依然违反国家劳动法律规定的每周最多44小时工作，09年是89.4%，10年是90.7%，11年仍然高达84.5%。中国的农民工虽然具有大部分其他国家的“非正规经济”人员所不具备的平等的承包地权，但在其它方面（没有国家劳动法律保护和没有或只有低等社会保障）是和其它发展中国家基本一致的。
表2根据最新调整的就业人员数据列出中国历年的正规和非正规经济就业人员数（2000年及其前的数据没有变动）。在正规单位之外的是规模较小的（虽然是经过正规登记的）、不具有法定正规“用人单位”身份的“私营企业”（区别于较大型的民营股份单位和公司以及港澳台和外资单位）和个体（户），以及数量庞大的未经登记人员。他们更适合我们这里采用的非正规经济范畴。
私营企业多为小型企业。根据2005年对这些企业的第六次（1993年以来每两、三年一次的）比较系统的抽样（每一千个企业抽一）问卷调查，其中只有1.13%是规模大于100位员工的企业。极大多数乃是小型的、平均13位员工的企业，包括制造业部门（38.2%）、商店和餐饮部门（24%）、以及“社会服务”（11.1%）和建筑业（9.1%）部门。如上所述，如此的非正规员工大多数没有福利、工作保障或国家劳动法律保护。
至于2010年在城镇登记的4467万自雇个体就业人员，他们大多是登记人本身和一、两位亲朋的个体经济。这些“自雇”人员包括小商店、小摊子、旧的和新型手工业工人及其学徒、小食品商人、各种修理店铺等。这些人员快速扩展的部分原因是新兴现代经济部门对这方面的服务的市场需求，部分是新近进城打工的农民工对这方面的需求。改革以来的城镇个体工商户，包括旧式（类似1949年前）的手工业者和小商业主的大规模复兴（人民公社化之后几乎完全消失），正是出于这样的需求。
根据国家工商管理局的数据，个体工商户的户均注册资本在2002年是16000元，2010年上升到39000元。显然，这些都是较小的生意。即便与（小规模的）私营企业相比（其户均注册资本在2007年是170万元），也相去较远。我们绝对不应该像有的美国学者那样，把个体户等同于所谓的“私人企业家”（private entrepreneurs ）。如此的就业人员有相当高比例经常从事类似于“劳务关系”的工作，当然大多没有福利和工作保障。
从阶级分析角度来说，这些“个体户”符合马克思主义生产关系视角关于“小资产阶级”所突出的特点，即以自家劳动力使用自家所有的生产资料（土地、工具、资本）的阶级（因此也可以称作“自雇者”，self-employed），因此既不同于资本家，也不同于无产阶级。同时，也符合韦伯从市场关系视角所突出的“阶级情况”，即销售自家（部分）产品的农户、手工业者或销售小商品的小商业者，因此与那些靠占据稀缺资本而具有垄断销售权力的资本家不同，也和在市场上出卖自己劳动力的工人阶级不同。正因为如此，马克思和韦伯同样把小资产阶级这样的个体生产经营单位当作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外的第三阶级看待。
然后是11384万（2010年）未经登记的非正规就业人员。在技能和工作稳定性方面，他们还要低一个层次，许多是临时性的人员，诸如保姆、清洁工、社区保安、餐馆服务员、运送人员、学徒等。不用说，他们绝大部分同样没有福利和劳动法律保护。
总体来说，以上三种主要城镇非正规经济就业人员（私营企业人员、个体户和未登记人员）共同构成一个低报酬、低稳定性、低或无福利、没有国家劳动法律保护的城镇经济体。
至于乡村就业人员，国家统计局根据更可靠的2010普查对乡村就业人员数据作出了相当幅度的调整，具体数据如表3所示：
至于农村个体就业人员，他们在1995~2000年间达到3000万左右人员的顶峰之后，下降到2004年的2066万人，之后再次攀升，2010年达到2540万人。和城镇个体户一样，我们当然可以把他们理解为一种“自雇”的“小资产阶级”。但是，应该指出，许多农村的个体户其实经常处于一种类似于“劳务关系”的工作关系之中（例如工匠、裁缝、修理铺、理发师、运输者）。小摊小贩也一样。
这样，在四亿多（4.14亿）的农村就业人员中，今天已有不止一半（2.17亿，其中1.59亿乡镇企业人员、0.33亿私营企业人员、0.25亿个体人员）从事非农就业，其中大多数处于“劳务关系”中，同样不会受到国家劳动法保护。无论从国家劳动法规还是收入水平来考虑，他们也可以被纳入非正规经济范畴，不可简单地用传统的务农“农民”一词来理解。
改革之前，我们可以比较清晰地划分工人和农民，前者属于城镇和工业部门，后者属于农村和农业部门。但是今天我们已经不能如此划分，因为大多数的城镇工人已经不再是来自城镇的人员，而是来自农村的农民户籍人员。我们也不再能够简单区别工人和农民，不仅因为大部分的工人属于“农民”户籍，也因为大部分“农民”已经变成“非农”就业人员。中国社会今天的主要差别已经不再简单是工业和农业、非农就业和农业，甚至也不简单是城镇和农村间的差别，而是城镇具有法定身份和福利待遇的正规经济人员与不具有如此身份和福利待遇的城镇与农村非正规经济人员间的差别。
在我看来，目前更简洁的办法是把“乡村”的就业人员也纳入非正规经济之内（当然，要加以明确的解释）。这样，更可以突出中国的现实和特征。和其他发展中国家不同，中国绝大多数从农村进入城市打工的农民不会真正完全脱离农村和完全城镇化，部分原因是中国的户籍制度和承包地权制度。他们不容易在城市买房长期居留；同时，在农村的承包地权也是促使他们返回农村的一个因素。另一原因是中国家庭长期以来顽强地持续为一个基本的经济单位——之前是农村的农业+手工业的家庭，今天是跨越农村和城镇界线的农业+打工家庭。改革期间的快速工业发展，并不像西方发达国家经验那样简单依据个体化的城镇工人，而主要是依据既是农村也是城镇的半工半农家庭。
在人们惯常用的阶级概念中，其实还是中国革命原来的“工农”或“劳动人民”概念比较合适。当时，中国处于工业化初期，工人多是来自农村的第一代工人，因此显然与农民密不可分。今天，在改革后期，情况其实同样。传统意义的、可以清楚划分的“工人”和“农民”概念是不合适的。今天，在计划经济时代那样可以清楚划分的城镇工人和农村农民其实很大程度上已经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半工半农、亦工亦农的农村家庭。如果我们进一步考虑到，在今天的蓝领工人中，具有特权身份的已经为数甚少，并且不一定能够长期保留那样的身份地位，我们更应该使用原来的“劳动人民”范畴。其中的关键概念在于中国工业“工人”必需连同农民来理解，而今天的农业农民也同样必需连同非农业农民工人来理解。今天中国社会的主要差别，除了顶层的国家官员和企业家之外，其实在于占据总就业人员较少数的“白领”“中产阶级”和大多数的真正的“劳动人民”间的差别。
表4按照以上的正规与非正规的定义来划分中国历年的就业人员。可以见得，在大规模市场化和计划经济的社会保障制度全面解体的大潮流下，中国的社会经济体在1980年代从一个基本全是正规+集体经济的体系极其快速地成为一个大部分是非正规、非集体的体系。2005年，全国就业人员中的85.0%基本没有社会保障和劳动法规保护。到2010年，伴随最近几年正规大“企业”（包括国有和国有控股企业）的扩充以及把部分非正规经济正规化的一些措施，正规经济所占比例稍有增加，非正规经济略有减少。同时，伴随福利制度的初步重建，非正规经济部门的福利情况稍有改善，但是和正规职工的保障差别仍然非常鲜明，和集体时代的农村医疗保障制度也有一定的差距（今天的医疗服务对农民来说要相对昂贵得多，虽然比之前现代化）。对农民工来说，农村的低等合作医疗保险所起作用比较有限，达不到城镇居民的水平，并且，和子女义务教育权利同样，基本只在户籍所在地才起作用，在打工所在地并不起作用。当然，非正规身份意味不被纳入国家法定的“劳动关系”范畴下，不受到劳动法律的保护。制度整体显然是个区分两个不同等级的经济和社会。该年，非正规经济人员占到总就业人员数的83.2%。
我们最后要检视今天的法定正规经济的组成。上面已经看到，2010年城镇正规工人总数只是全国76105万就业人员总数中的12765万人，即16.8%……如表5所示，其中有不止一半（6516万）是“国有单位”的职工，包括不止2200万的党政机关职工、将近2200万的“事业单位”职工，以及2000万的国有企业职工。显然，这些职工中的大多数其实是“白领”的职员，只有少数是“蓝领”的“工人。他们的共同点是享有国家劳动法律的保护、较高的工资和较优厚的福利。
此外则是表中所列的具有正规“法人身份”的非国有单位的职工，最主要的是较大规模的民营企业（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共约3600万职工，以及外资和港澳台投资的单位，共约1800万职工。上面已经说明，即便是如此的正规单位职工，也并不一定完全具有国家劳动法规定的社会保障福利（因为企业可能与地方政府串通违反或无视国家劳动法的规定），但总体来说，较高比例是具有正规法律保护和福利的。
这些就是今天中国正规经济的主要组成部分，也是占据今天所谓的“中产阶级”的大多数的群体。他们多是城市的有房、有车者，其消费上的要求和习惯已经越来越趋同国际大城市的中产阶级，和农民以及农民工差距悬殊。
无可怀疑的是，今天的劳动法规已经把原来革命传统中“劳动人民”或“工农阶级”的大多数排除在其外，实质上已经成为一种强烈倾向维护特权身份和收入阶层的既得利益的法规，和革命传统中的劳动立法十分不同。
我们惯常用的“工人”和“农民”两个范畴其实对中国当前的社会实际都带有比较严重的误导性。他们其实更多地源自西方而不是中国社会的历史演变。无论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还是与其对立的新自由主义历史观，都以为从农业进入工业社会将会是这样一个简单的过程：即大多数的以家庭为主要生产单位的农村农民将转化为个体化的城市工业工人和其他职工。一般头一代的农民进入城市，便不会再返回农村，而会完完全全地成为城镇人，成为工人。但中国的近现代历史其实是一个很不一样的过程。今天的中国的劳动人民其实不是可以清楚区分的工人和农民，而是两者紧密缠结不可分的“半工半农”家庭的成员。这个现象具有长时段的历史渊源。
传统的“工人”和“农民”两个阶级范畴其实掩盖了改革期间的最庞大、关键的社会经济变迁。今天，大多数的“工人”不是城镇居民而是农村户籍人员，部分家庭仍然在农村，而大多数的“农民”不简单是务农人员而是非农就业人员，部分家庭人员同时在城镇和农村打工或从事非农就业。这些“半工半农”的家庭其实是中国最庞大、最基本的经济单位。他们结合农业和工业、农民和工人，组成一个密不可分的大群体。对这个群体的表述，可能最贴切的还是原来的中国革命的“工农”（广大）“劳动人民”，而不是我们常用的、能够清楚划分的传统“工人”和“农民”范畴。
但是，不符实际的传统意义的“工人”和“农民”对我们关于中国社会和经济史的思考影响深远，也对我们的劳动立法历史影响深远，更对我们思考中国的社会不公问题的根源影响深远。传统的马克思主义视角促使我们的左派学者们聚焦于正规的产业工人“无产阶级”的研究。他们的用意是为广大劳动人民说话，但是实际上，他们所研究的只是广大劳动人民中的较少数——即全职、正规的产业工人，实际上局限于劳动人民中的不到10%。
同时，国家对源自马克思主义的“劳动”和“劳动法”概念范畴的使用，同样促使我们忽视位于正规法律之外的绝大多数的真正劳动人民。劳动法今天其实只被适用于具有特殊身份的正规职工，同样只是劳动人民中的少数，约六分之一。
而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理论的“拐点”理论同样促使我们简单聚焦于正规经济，并想象全国的劳动人民已经、或行将被整合为一个同等待遇的单一劳动市场，完全无视规模极其庞大、占到劳动人民绝大多数的非正规经济。
与此密切相关的是美国的“橄榄型”社会模式理论的影响。它促使大家想像一个中间大、两头小的社会结构，以为中国的社会结构已经达到、或快速地趋向这样一个模式在发展。他们同样忽视了大多数的劳动人民，把约六分之一的“中产”职工等同于大多数就业人员。
本文论证的是，今天中国，除了顶层的国家官员和大企业家之外，主要由两个差别悬殊的阶层组成：一方面是新兴的占到人口约六分之一的“中产阶级”。他们在生活习惯、消费要求和价值观上，已经越来越和国际大城市的“中产阶级”趋同。另一方面则几乎是另一个世界，是处于国家劳动法规和社会保障制度保护之外的非正规人员——主要由9亿农村户籍的“半工半农”家庭所组成的广大劳动人民。他们既非传统意义的“工人”，也不简单是传统意义的“农民”，而是亦工亦农的农村户籍人民。他们才是中国的真正劳动人民，亟需我们去重新认识。
| 本文原载于《开放时代》2013年第五期，转载有删减，已获得黄宗智教授的授权。特此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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