恐慌，是因为缺乏对真相的了解。事实上，在各种关于单身女性遭遇陌生男性拖拽的类似故事里，很多并不是人贩子。一个大城市，在有摄像头、有目击证人的公开场合，随机暴力劫持一名自己也不了解情况的陌生单身女子，等于无端地把人口贩卖的犯罪风险给大大提高了。一些网友提出的“以打小三名义绑架”这种揣测，已经属于较恶性的团伙犯案，身为同伙要承担的风险和犯罪收益是不成正比的。另一方面，大城市风月场所，有出于自愿的性工作者，犯不着以公开绑架路人的方式，强行增加入行人数。

　　基于相关的研究和报告，这里把自己了解的信息简单科普一下，既是为了让大家更好地了解妇女拐卖的真实情况，也是为了让姑娘们以更理性和冷静的态度来保护自己。毕竟，知道得越多，越能保护自己。

　　一、 哪些女性更容易成为人口贩卖的受害群体

　　实际上，相当大一部分活跃在社交网络上、受过高等教育的城市女性网友，一般并不是拐卖妇女犯罪的目标群体。人口贩卖是一种具有逻辑和经济理性的恶。它的动机简单粗暴，主要是为了钱。追求最大的效用和利益，就自然具有一定的规律和模式。

　　被拐卖的女性，一般而言文化教育水平不高，来自相对贫穷地区的居多。年龄主要集中在12-25岁之间。 受害女性大多有离开原居住地的个人意愿，拐骗的理由除了介绍工作和对象，常见的情况还包括利用女性脆弱的境遇(比如急于摆脱家暴、想要脱离贫困环境)。十几二十岁的农村进城打工妹一度成为青睐的对象，外出打工往往和“赚大钱”、“开眼界”、“新生活”等憧憬联系在一起。好几年的民工潮前后成为拐卖案件的高发期。选择她们是有道理的：

　　1，文化水平不高，信息渠道有限，思想比较单纯，便于利用信息不对称。

　　2，要打工，方便利用介绍工作的机会骗到较偏远的地方。

　　3，因为是流动人口，不太容易被发现失踪。

　　4，本身来自贫穷地区，被拐卖到偏远地区后，更容易通过做思想工作，进一步适应和扎根，逃跑的概率相对低。

　　5，她们寻找救助和自我救助的能力比较差，法律知识相对薄弱。其中少数民族贫困地区的受害女性还有语言不通的问题。

　　难道就没有受过大学教育的女性遭遇拐卖的情况吗?看过电影《盲山》的人大概要来争论了。简单解释一下，上世纪80年代拐卖对象比较单一，偏远和少数民族地区的农村妇女为主，大多居住在西南省份(四川、广西、贵州、云南等)，一般是卖给农民当老婆;到90年代随着经济的发展，情况开始复杂，随着人口的流动从西南身份慢慢向中部转移，人贩子开始出现团伙乃至跨国犯罪，他们出没于劳务市场、车站、码头，越来越多地开始以介绍工作和做生意作为诱饵。(孙龙，《当代中国拐卖人口犯罪研究》，2004年)

　　讲述女性遭遇拐卖的电影《盲山》，对应的至少是90年代晚期了。女主角白雪梅就是被介绍工作的人给拐骗走的。受害女性学历从90年代起慢慢变高，以前很多只是文盲和半文盲，后来基本有中学/专科水平(“最美被拐女教师”的郜艳敏就是94年遭到拐卖，初中教育水平)，甚至有了大学生和教师。山东一个女研究生遭拐卖被救的新闻甚至轰动一时。但正是因为少见，在《盲山》里，白雪梅的大学生身份才令她“丈夫”的同村分外艳羡。

　　二、你可能想象不到的人口贩卖情况

　　人口贩卖的受害者，绝不只是女性。根据CP-TING项目(在中国地区的一个意图预防劳动剥削的国际劳工组织拐卖项目)的公布信息和相关研究总结的情况，被拐卖之后，一般的境况是遭遇性剥削和劳力剥削。前者比例一般更高，比如卖作媳妇，卖进娱乐场所(进酒吧当舞女)和风月场所(被迫卖淫)等等;后者则包括了比如进入砖窑、制造业、强迫乞讨、当佣人等，其中有为数不少的男性受害人。因为我国刑法在1997年将人口拐卖罪改成了“拐卖妇女儿童罪”，导致受害男性被拐卖的情况得不到合法的保护。2007年轰动全国的黑煤窑事件里，年龄超过14岁被拐卖的男性只能诉诸于“强制劳动罪”和“非法拘禁罪”来维护自己的权益。

　　和人们想象的不一样的是，比起陌生男性暴力绑架拐卖犯案，其实相当大部分的受害女性是被亲人、熟人和同乡卖掉的。在人口被拐卖的重灾区省份中，根据王启梁从1999年到2004年间对云南平县对拐卖妇女的田野调查(《正式社会控制为何失败》，2007年)，外地人和本地人勾结、或者由本地人实施拐卖妇女的活动，才是主要的方式。其中，人贩子一般都要通过社会关系网络、或者制造一定的关系网络，才能成功实施拐卖。一些人贩子甚至会允许被拐卖女性的原属家庭从收入中“提成”，保证双方满意，降低报警的可能性。

　　和性别刻板印象不一样的是，人贩子是女性的也为数不少(四川在80年代末女性罪犯中因拐卖而入狱的人数占到了第2位)，其中有一些是被害人转化成施害者。在一些个案调查中，从歧视女性严重的贫穷地区被拐卖到相对不那么贫穷的地方成婚后，受害女性被认为是成功改变了命运，甚至成为被羡慕的对象。

　　在这种情况下，人贩子和被拐卖女性之间甚至会形成一种“共谋”：一种非常典型的情况叫做“放飞鸽”。简单地说，就是被拐卖女性和人贩子约好，等买方付钱后再逃走。如果成功，这就构成了诈骗，没成功，则报案声称自己遭到了拐卖。

　　而更为灰色的情况则是，拐卖人口和买卖婚姻，在很多偏僻的地区往往被混为一谈、彼此呼应。婚姻交易的需求，往往伴生着以婚姻为名义的各种合法和非法的人口流动。比如前一段时间热门报道的“农村娶媳妇出不起天价彩礼只能打光棍”的中国剩男现象，让很多网友拍手称快称“喜闻乐见”、“活该当初重男轻女”。实际上，“天价彩礼”并不意味着农村女性地位的提高。婚姻成本太高、男多女少的情况，都更容易促成女性买卖市场的形成。一部分出不起天价彩礼的贫穷家庭，会选择买媳妇，价格低一些但是相应地要承担较高的风险。对于买家来说，也不愿出现人财两空的现象。因此也出现了通过暴力手段拐卖智障和有缺陷的女性的案件(因其逃跑可能低)。和部分地区的妇联工作人员的交流，也能证实国内部分省市的男女比例失调带来的拐卖妇女犯罪的情况。

　　而在“中国剩男现象”新闻中出镜的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已经有过相关研究，一个广为忽视的情况是，农村高额彩礼的最大受害者，并不是男性，而是家里的女儿。儿子结婚的婚姻支付被转嫁到女儿身上，女儿被迫早早结婚，以弥补儿子结婚需要的彩礼，这种变相剥削的情况十分常见(陶自祥，《高额彩礼：理解农村代内剥削现象的一种视角》，2011年)。程序上合法的婚姻买卖，基于市场运作的逻辑，但仍然是一种人口交易现象，只不过规避了可能的司法后果，也更为隐蔽。

　　实际上因为本文的篇幅，并不能展开讨论跨国人口买卖的情况，那是更加黑暗和绝望的境地，牵涉的情况也更为复杂，而且这些年来有增加的趋势。

　　三、“人贩子故事”的谣言背后

　　任何一种社会谣言的广泛传播，背后都有着深刻的现实基础。比如“被陌生人袭击醒来发现自己被割肾”的经典都市传说，对应着国内器官捐献/移植相关的管理体系的混乱状况。同样，“单身女性当街被人贩子强行拖走拐卖”的恐慌，也不是无根之木。人口贩卖一直到清末民初，很长时间内都是合法的市场交易(对象为男女奴婢)，历史非常悠久。重男轻女现象没有得到改善、女性地位没有提高的前提下，女性遭遇拐卖的现象很难得到根本性的改善。并没有什么自救方法和女子防身术，可以确保一名女性免于遭遇暴力的恐惧。女性的人身安全问题，只靠个人能力和防范意识的提高，基本是无解的。

　　另一方面，必要的统计数据和信息不够完整和处于缺失(实际被拐卖人数>公安立案数>法院判决数)，对普通民众来说，很难了解到国内人口贩卖的真实情况。相关部门一直没有直接对外公布过失踪人口数量、被拐卖人口数量以及“反拐”的相关执法数据，也没有提供受害人保护的有关数据，或者公布过“反拐”的年度报告，导致“追踪和了解中国反对人口拐卖国家行动计划的执行情况非常困难”。

　　相关法制既不够健全，信息也缺乏公开和透明，对资深的专业研究者和救助人士尚且会造成相当大的困扰，更不要说普通人对于人口拐卖的认知产生的偏差了。和颐酒店女生被袭一案已告一段落，在网友的议论过程中，产生了大量有类似经历的即兴故事，真假莫辨。谣言的传播，在近年来的中国，往往是民众获得社会认知和表达社会诉求的“工具性说法”(参见蔡静、李一峰等人的研究)。比起“不信谣，不传谣”，谣言背后的公众心态，往往耐人寻味。

　　如果能通过这样的事件，引起更多人对女性境遇的关注和讨论，恐怕也并不是一件坏事吧。

　　【补充说明】

　　为什么不多补充数据支持?

　　除了第三部分提到了政府没有公开数据的情况之外，拐卖人口相关数据的统计也是难度很大的事情，有太多灰色和模糊的地带(文中略提到一点)，以及流动人口去向不明。在拐卖严重的省市里，不要说统计数据，地方政府常常苦于经费不够无法展开救援活动，各种心有余而力不足。

　　另一方面，有些数据本身也比较可疑。《中国法律年鉴》中有近年中国人口贩卖数据图，是已经立案的数据。这里的问题在于：所谓的拐卖人口高峰期往往发生在“严打”时期，懂的人自然知道，“严打”中判案的数据往往会偏高。对拐卖情况严重的地方政府而言，每到全国打击拐卖活动时，他们的经费和支持会更多，因此立案的数量也会偏多。还有一些论文甚至称五六十年代中国杜绝了拐卖现象，其实只是因为当时未立法而完全被忽视。

　　总之，我个人在使用数据的时候态度较为保守，这篇文章，更多地是描述一些较为常见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