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北京瘦马，欢迎搜索“北京瘦马”关注作者个人公众号。原题：性交易仅仅是肉体关系吗？
如过人类真的存在所谓的“原力”，恐怕只能是性欲与贪婪，而非所谓的道德。因此尽管婚姻家庭，甚至继承制度，试图约束容易泛滥的性行为，但总又挡不住“红杏”的诱惑。使得在婚姻之外，合法与非法的性行为都同时存在。
法律读库昨天的头条《性工作者的地下江湖》，引起的热议，实在是意料之中。从文章的题目看，坐着至少表达了三重意思：第一，性工作者作为一个群体，而不是类似“和颐宾馆”的某个卖淫现象。第二，性工作者的群体是生活在主流社会之外，未被社会认可的灰色群体。第三，卖淫群体的生活环境是一个江湖。而所谓的江湖，更像是人类社会的丛林法则。性工作者为了规避出卖肉体带来的风险，依附于黑社会性质的团伙，然后划分地盘、分割市场，获得利益。作者在文章的最后，谈了他的核心观点就是卖淫需要非罪化，理由就是妇女合法权益需要保护。
从读者的评论中我们也可以看到，争议的焦点在于性交易是否合法化的问题。比如有人认为性是人的本能，卖淫无法根除，卖淫是一个庞大市场需要政府约束，卖淫合法化可以防止艾滋的传播，卖淫合法化可以维护性工作者的人身安全等等。而反对的观点似乎总还是强调，一夫一妻制与伦理道德。
其实福柯早就谈过卖淫合法化的问题，他第一次将性管制与性解放放在一起，进行系统讨论。福柯在《性史》中谈到了这样的观点，性禁忌实际就是性泛滥，禁忌对性实际上是一种激发、诱惑甚至煽动，政府越是性管制，社会就越是性泛滥。反而合法化会导致大众对性丧失兴趣，可以减少卖淫。福柯这是一种“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做法，警示哪些试图通过高压手段，消灭性交易的人明白，高压禁忌只会适得其反，导致性泛滥。
只是在中国，性可能比西方任何一个国家都复杂，并不能简化成合法化与非法化的问题。我们可以看到，目前我国对待性的态度其实是模棱两可的，不合法又有点默许，既不入罪也不出罪，既不鼓励也不彻底打击。但是隐藏在这种暧昧的态度下，第一需要反思的就是性交易的行为已经异化了社会控制的工具。
性交易我将它分成两类理解，一是老虎或者苍蝇的性交易行为，二是普通民众的性交易行为。如打虎以来，老虎们包养情妇、婚内通奸、乃至被敲诈勒索的荒唐例子，实在不胜枚举。这种附着于权利的性交易，似乎得到默许。而对于普通民众的性交易的行为，则表现出了两面性，既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又同时以高压打击。
当需要攻击某个人的时候，自然就会搜集卖淫嫖娼的例子来，于是乎薛蛮子、王全安、黄海波等，瞬间就颜面扫地了，应声而倒。而利用的就是性交易的耻辱性与不道德性。要毁一个人，先要把他搞臭，已经是最近流行的做法了。因此性的开放，可能不值得打击，也不好彻底禁止，不如索性让它做个口袋，备不时之需。
第二，性交易涉及到意识形态正当性与婚姻制度的根本问题，实在不能忽视。性在我国其实一直没有入罪，这是事实。但是我国没有入罪，处罚却比犯罪还严重。有劳动教养制度的时候，嫖娼可以劳教6个月，这个处罚实在是严厉至极。
新中国的政权来自于革命，而革命的正当性一是建立在推翻了腐朽的资本统治，二是解放了劳苦大众，建立了公平的社会制度。在这个深刻的层面上看，一夫一妻的婚姻家庭制度与对性交易的否定，实际是制度正确的基础。解放后的三十年的时间里，中国成就了一项世界纪录，就是我们在人类历史上，相当长的时间里，彻底消灭了卖淫行为。及至今天婚姻法里依然写着忠实义务，婚外性行为被视为对婚姻契约的背叛。
这种制度上的纯洁性，是制度优越性的体现。因为出卖肉体，爱慕虚荣，被认为是资本主义的堕落的标志。因此性交易的合法化，一定意义上意味着自我制度否定，实在是无人敢触及的问题。
第三，就是要考虑的是，合法化之后就能解决问题了吗？我对此一直持怀疑的态度。娜拉出走之后还会回来，而性工作者被“招安”后，估计也会回到她们的江湖。我们假定性交易已经合法化了，政府像西方一样划定一个区域，许可一些机构，发放一些执照，进行一些必要的检查。那么在性工作者，这个充满金钱和欲望的的圈子里，只不过慢慢增加一层腐败危险而已。
同样那样卖淫而不愿受政府管制的性交易者，甚至认为政府“份钱”太高的人，自然还会回到“张哥”的怀抱。江湖儿女，似乎更相信江湖的规则，而法律在他们面前从来就是一张纸。
所以我的观点相对简单，肉体的交易，永远都不能理解成简单的两性关系，他与财富、权利和一个人的控制资源的能力正相关，因此性是有等级的。在中国，性的合法化如果从妇女权益、防止艾滋病去考虑，那就从开始就不适合中国的国情了，因为今天我们还在很大程度上，把性理解成社会控制与意识形态正确的工具。
而且，在中国没有一个领导会把性合法化当作自己的政绩，永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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