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察者言：“供给侧改革”成为高频词汇。国家发改委规划司司长徐林接受财新记者专访时表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核心思想是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这有利于增强企业创新能力、提高供给质量与效率、改善供给结构，最终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他认为，经济学的供给学派主要强调在供给端放宽管制、降低税赋等等，是从“里根经济学”演变而成。
财新记者 黄文辉/文
自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一次会议上，习近平主席强调“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力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供给侧改革”备受期待，成为高频词汇。国家发改委规划司司长徐林近日指出，中国升级的消费需求在现有供给体系下并没有得到很好的满足，一方面是技术能力，另一方面是被现行一些不合理的管制制度制约。可以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等措施释放经济增长潜力，实现“十三五”期间6.5%以上的GDP目标增速。
11月16日下午，徐林接受财新记者专访时表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核心思想是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这有利于增强企业创新能力、提高供给质量与效率、改善供给结构，最终提高全要素生产率。
徐林强调，“十三五”期间，“三驾马车”作用依然存在，但会通过供给侧改革与效率提升推动“三驾马车”扩展新的空间。投资方面，强调发挥有效投资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消费方面，通过供给侧创新实现居民消费升级；出口方面，强调提高出口竞争力，形成新竞争优势。这些区别于刺激投资、消费与出口的传统手段，最后的落脚点也是在供给侧。
财新记者：现在还没有关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明确定义，在您看来其核心思想是什么？
徐林：在我看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核心思想是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当前企业成本偏高，交易性成本、各种税费、融资成本、社会保障成本偏高，交易性成本偏高在中国主要表现为制度性的。
进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降低企业制度性交易成本，企业做事会更容易，有利于增强企业创新能力、提高供给质量与效率、改善供给结构。后者也是中央财经小组所提出的，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与后者应该结合在一起。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最终结果反映在经济增长模型方面是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反映在市场方面是企业竞争力得到提高。
财新记者：供给侧改革的提出是否意味着“十三五”期间“三驾马车”与财政、货币刺激的作用将会削弱？
徐林：目前中央的提法仍然是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积极的财政政策，两者的方向并没有发生“表述性改变”。谁也不能否认“三驾马车”拉动经济增长的作用，十八届五中全会仍然提及了投资、消费、出口这“三驾马车”，并不是强调供给侧的改革就放弃需求侧管理。
“十三五”期间，“三驾马车”的作用依然存在，但投资方面将更多地强调发挥有效投资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不能为投资而投资，开展很多低功效的建设，这样就会形成无效投资与过剩产能。；消费方面通过供给侧的创新来实现居民消费的升级；出口方面强调提高出口商品竞争力，形成新的竞争优势。这区别于传统的刺激投资、消费与出口的手段，最后的落脚点也是在供给侧。
“十三五”期间，必须通过供给侧改革与效率提升来推动“三驾马车”扩展新的空间，这样才能形成新的增长动力。
财新记者：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中央财经小组会议强调“房地产去库存”，在您看来主要抓手是什么？
徐林：房地产去库存涉及到城乡一体体制机制的建立，关键在于如何使城市工作的非户籍人口尽快落户。因为落户有利于形成住房需求，从而有利于消除一些城市中过剩商品房的积压。
财新记者：目前大多实施户籍改革的城市，其对人才的吸引力比较小，而北上广深等具有吸引力的大城市落户难度非常大。
徐林：北上广深等超大城市人口压力很大，“大城市病”症状突出，现在都在优化城市内部结构，疏解市中心功能，因此这些超大城市对人口的控制相对比较严格。但中国还有很多大城市、中小城市，没有太多的人口压力，在实现非户籍人口落户方面的力度应该更大一些。这也是中央提出的“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促进农民工市民化”的要求。但现在总体看来，各个城市的力度都不够大。
财新记者：中小城市对人才的吸引力、落户意愿偏弱的，人才更倾向于一线城市，二三四线城市房地产去库存的压力如何缓解？
徐林：中小城市面临的问题是如何提高自身吸引力，聚集各种要素，城市的发展与繁荣主要靠积聚各种要素。中小城市需要提升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并形成一个能够激励企业家投资与运营的环境，要更加开放与包容。很多人才从中小城市流向大城市，是因为城市越大，其包容性就越强。现在中小城市的交通环境都不差，主要还是这些软环境，搞好软环境才能吸引投资，形成产业上的支撑，从而就会创造很多就业机会。
财新记者：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中央财经小组会议提及“要防范化解金融风险，加快形成融资功能完备、基础制度扎实、市场监管有效、投资者权益得到充分保护的股票市场”，这对股票市场未来的发展会哪些要求？
徐林：IPO不断地关闭与重启，资本市场就不能发挥好对实体经济的融资功能。资本市场需要稳定、持续，功能才会比较完备，这也属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如果股市发展不好，企业直接融资手段就会比较弱，这会造成直接融资比重低，债务融资比重高，形成高杠杆，这种融资结构是不合理的。IPO重启，未来注册制的推出与国企整体上市这些措施都有利于改善企业直接融资。
财新记者：供给学派主张减少税赋，习主席谈论供给侧改革时也提到了“降低企业成本”。“十三五”期间，企业税如何得到有效削减？
徐林：中国当前的税制结构存在问题，以间接税为主，从居民个人身上征税比较少，从企业身上征税比较多。财税专家的普遍观点是，中国宏观的整体税赋不算高，但是从结构上看，企业的税赋太高。
未来的财税体制改革方向是在稳定宏观税赋基础上，调整税收的结构，提高直接税比重，降低间接税比重。这是一个系统的、联动的工程，不是降低某一或几个种类的税率就可以办到。虽然比较复杂，但是非常值得去做，不降低企业税赋，企业成本过高，很难形成竞争力。
财新记者：供给侧改革的经济学理论基础或假设是什么？如何发挥好“供给创造需求”？
徐林：经济学的供给学派主要强调在供给端放宽管制、降低税赋等等，是从“里根经济学”演变而成。在西方的实践上，包括如撒切尔夫人在英国进行的私有化等。但在中国，大多学者提及的是“新供给经济学”，这种“新”我个人理解为具有中国特色，即在中国特色制度框架下进行供给经济学派理论框架的移植与创新。
中国从1998年开始搞扩大内需，中央当时的提法是把扩大内需作为一项长期战略来支持。这谈不上是什么新的理论框架，只是一些人认为继续沿用传统的扩大内需的办法对中国经济长期增长不利，因此就提出推动供给侧的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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