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亡是我的领域。我以它为生。我靠它铸就在这一行的名声。”

——迈克尔·康纳利

现场法医秦明

死亡是我的领域

秦明所在的安徽省公安厅法医科，每年经手的命案大约有七八十起，摊到每个人头上也有二三十起。从业十年来，秦明经手的命案已经不下两百起，而能报到省厅来的，常常是疑难案件。每次摊上，秦明都必须第一时间奔赴现场做解剖，抽丝剥茧，让尸体说话，让死亡过程重现。

秦明经手的第一起命案，写在他的第一部书里。书的名字叫做《尸语者》，主角是“法医秦明”。书中，医学院法医专业大一学生秦明回家欢度暑假，却被在市公安局就职的父亲送进了解剖室，跟着带教师傅开始了法医实习。个把月后，终于碰到了第一起命案。

案情非常简单：两拨人吃大排档，互相看不顺眼打起来，有人中刀，110到场后迅速控制现场。按秦明的想法，此案死因如此明显，人也都已经被抓获，还要法医有什么用呢？他没有想到，这个貌似简单的案子不仅是他职业生涯中的第一个坎，也是一堂关于法医职责的课。

对于秦明的疑惑，师傅只给了一句解释：“所有的命案，都必须解剖。”看到尸体，秦明赫然发现躺在解剖台上的，是自己多年未见的小学同桌——第一次现场解剖居然就碰见熟人，感官、心理上都遭受重大刺激，师傅劝他回去，但他没有走，“因为我觉得如果我回去了，可能就永远不能再回到这个行业中来了。”过了一会儿，侦查员来了，告诉他们虽然抓了三个人，但没人承认是自己造成了死者胸口的致命伤；三把刀是一样的，做了DNA血迹鉴定，刀上也都有死者的血。难题来了，到底谁是致命者？法医进一步检查伤口，发现死者胸口刀口处有翻卷起来的皮瓣，判断伤口有可能是一把卷刃刀所致。果不其然，三把刀中唯一的一把卷刃刀最终指向了致命者。

“我很惊讶，原来在这样看起来死因很明显的案件中，法医也是有作用的。”坐在省厅法医科不大的办公室里，秦明点燃一支烟，回忆道。和其他的推理小说作家不一样，秦明在小说中写的案子几乎都是真实的，在第一本书中更是实诚，书中主角很大程度上可以等同于秦明本人。就这个案子的描述而言，唯一和现实情况不一样的是，死者并非秦明的小学同桌，而是小学时候同一年级的、认识的同学，但即便这样，冲击也是巨大的。

从根本意义上来讲，法医乃至刑警，并不是一个所有人都能担当的行当；推理、侦探、判案小说从古至今的盛行，似乎也足以证明人们对于“神探”和缜密逻辑的欲求不满。对法医从业者而言，第一道门槛就是第一次的现场解剖。这和在医学院里解剖课上面对的浸泡着福尔马林、不知道被用了多少回的尸体是不一样的。那个直面死亡而且不排除是惨死的刹那，掉头而走还是咬牙直面，往往决定了你能否踏进这个行业。秦明的妻子是他大学本科的同学，“她就不行，第一次解剖回来就整晚睡不着觉，一直会想到那个画面。”最终，妻子改行投医，而秦明则留在了这个行当。

秦明的父亲也是警察，痕迹检验出身，因为破案得力很快就被提拔，在秦明大一的时候，父亲已经是当地市公安局的副局长，也确实“走后门”给暑假的儿子安排了实习。父亲一直是希望儿子子承父业的，秦明也喜欢。考大学的时候，所有的专业都是父亲给填的，秦明只有一个要求，就是要做警察，而且要做刑警，而法医在公安系统也属于刑侦部门。“在中国，法医在公、检、司、教这几个部门都有，但我认为传统意义上的法医还是在公安机关。”秦明说，“什么叫传统意义上的法医？就是老百姓的理解，搞命案的。有命案了，要去现场。有一个人非正常死亡了，到底是他杀的还是自杀的。这种判断在我们公安机关。”

童年的秦明和父母，有趣的是，他的父亲是警察，母亲是医生。

秦明所在的省厅法医科的办公室很朴素。三张看上去有点年头的写字桌面对面拼在一起，一侧的书架里有专业书也有奖状。整个科室有三个人。坐在秦明对面的法医看着年纪要比秦明大，进科室却比秦明晚，之前学临床病学，工作十年后考了法医的研究生，最后考进省厅；另一位坐镇楼下法医门诊，1998年入行，干了十年基层法医，在2008年省厅缺人手到基层遴选的时候被选拔进科室。

整个安徽省，包括他们三个在内，一共有340名在岗法医，每年近万的非正常死亡，就是三百人在跑。粗算一下比例，基层法医每个人一年差不多要跑三百多个现场，基本上每天都要面对死亡和尸体。而除了面对非正常死亡之外，还有看不完的伤情鉴定。然而，公安系统法医的工资收入和一般的民警并没有区别。秦明一个月的工资是3707.01元，一年就是这个数字乘以十二。曾经有外面的司法鉴定机构的负责人挖他跳槽，底薪八千加提成，刚还在抱怨工资少的秦明说，“我肯定不会去，理由很简单，干法医就要在公安干。”这行有这行的成就感，秦明给我们举了一个例子。

今年2、3月份，秦明去某市出差，有一个当地的法医让他帮忙看一个案子。一个村庄，大路边有一所住宅，住宅里住了一个武疯子（喜欢打人的精神病患者），经常惹事。一天，老婆回家，发现他躺在床上死了，儿子回家发现他爸身上有伤，就报了警。现场勘查发现，他家门口的路边有一摊血迹，经过DNA检测，发现是死者的血；血迹后面有两道深深的刹车印，给人的第一感觉，这是一场交通事故，家里人也没有什么异议。

“我研究了半天照片，觉得不是交通事故。”秦明说。疑点之一，在于血迹停留的位置，死者的血迹就在前轮前。那两条刹车印间距很宽，只有可能是大卡车，而卡车一般是后轮制动，“如果是大卡车撞的，尸体要不就被碾压，要不被撞飞，血迹不应该恰好在车前”。第二个疑点是死者有肋骨骨折，肋骨是曲面，卡车是平面，平面撞上曲面，最多两处断裂，但尸体上有四条骨折痕，再次说明有多次撞击；但是又不是经过碾压，怎么会形成四条骨折印呢？第三，尸体身上的擦伤不多，如果是交通事故，应该有很多擦伤。第四，死者的鼻根有损伤，口唇也破了，但如果是被车撞碾，最先被撞到的应该鼻尖，而不是凹进去的地方。第五，死者肩部也有出血，如果是撞击，应该只有一处出血。

秦明因此判断，血迹和刹车只是巧合，“这样的伤口只有反复多次脚踹，才可以形成。”他根据伤口给出的犯罪现场还原是这样的：死者先是面部、头部遭受拳击导致损伤，然后倒地，被踹到头，死者反射性护头，被伤人者踹肋骨，死者又护肋骨，又被踹肩，然后伤人者离去。死者回家躺着，大量皮下出血导致创伤性休克死亡。“至于犯案人，第一，是本庄内的人；第二，他的行走路线要经过这里；第三，他为什么打一个精神病？肯定是精神病先打他。”秦明给出的建议是多提点现场周围滴落状的血，里面可能有犯案人的血迹。果然，提取到了，是同村的一个人骑着电动车经过屋子，被武疯子冲上来打了一顿，然后又反过来打了武疯子致其死亡。

这样的推理过程，是容易让人肾上腺激素分泌的。对于法医来说，实践很重要，理论也很关健，两者不断积累，最后才能形成有效的推理。实践容易理解，理论也很重要。比如说，为什么判定这个伤口是脚踹形成的？就是一个理论问题。因为肋骨属于桥型扁平骨，它的耐力和长骨是没法比的。理论还包括致伤工具推断，为什么是脚？不是瞎猜的。“钝器伤和锐器伤不一样，钝器伤也各有不同。有些钝器伤比如砖石伤，它的表现除了皮下出血，周围还要有擦伤，皮肤表面不平滑；但是脚踹，脚是柔韧的物体，不容易形成擦伤只有皮下出血。而手打则没有脚踹有那么大的力量，不可能断成好几截。”秦明分析。

但有时，绝对的真实会不小心戳破世俗的愿望。这个案子的结尾，是被害者的家人集体跪在公安局办案为犯案人求情—武疯子早就在村子里积累了民愤，成为了家庭的累赘；犯案者莫名其妙地被武疯子打了一顿，但打人的精神病人是免于刑事责任的；他反击以后看着武疯子走回了家，也不觉得他就会这样死去，但却犯下罪行。“你说他做的到底对不对呢？”秦明问，“但站在法医的角度，不能因为他是精神病，他的生命就得不到尊重，每个人的生命都是平等的。”

秦明不是一开始就能够抽离和淡然的。

在实习的时候，他碰到过一个案子。来自农村的七八岁的小男孩得了脑瘤，医生诊断孩子活不久了。男孩每天承受巨大的痛苦，不停吐，脑压增高又导致神志不清和眼睛歪斜。终于有一天，小孩被发现在池塘里溺死了。法医尸检，发现小孩身上有伤，最终的结论是孩子的父亲用拖把把小孩顶在水里溺死的。

“父亲的交代很简单，就是不想看到儿子再这么痛苦。早晚一死，不如我来给他结束。”秦明说，“但是这样也是犯罪，我们也要揭露，你做尸检的时候也要写清楚这是一起命案不是溺死。我那时候很纠结，如果没有法医，就说是溺死，那么一切痛苦似乎就随风而逝了。”但是法医不允许这样，这个职业要求你严谨客观，归根到底，这是一个自然科学。

真正能够做到这一点，做到不纠结，从实习算起，秦明花了十五年。如果把这十五年分几个阶段，那么这段旅程首先迎来的冲击是生理上的—在现场面对尸体，触觉、嗅觉、视觉的冲击都非同寻常，“但是这个阶段，你解剖几具尸体很快就能适应了。”然后是心理上的震撼，“比如你会想，人死了以后怎么会这样？活着到底有什么意义？诸如此类。”再后来，你会有对犯罪分子的恨，对受害者的怜悯，但是这些情绪会影响你最终的判断。“看多了，就淡然了，”秦明说，“淡然的意思不是说生死不重要了，而是让你可以从情绪里抽离出来，专心做好自己的事情，而不让凶手的处境、受害者的处境来影响你的判断。”

理智与情感相比，到底哪个更高级？不好回答；但，理智可能更难。兔死狐亦悲，何况是人。但对于法医，被情绪控制是会在客观上影响思考的。秦明就曾经碰到过一个案子，因为太过愤怒、太想早日找到凶手，反而“什么也没有看出来”。在法医这个领域，所谓“看出来”并不是简单地指你看到伤口，而是指，你透过当下的伤口看到当时的血腥。

秦明清楚地记得这个案子发生的日期，“2011年6月29日”。一个女大学生，被发现性侵致死。这个女孩很穷，上学完全靠助学贷款，在学校里一直勤工俭学。到了实习期，则在商店打工挣钱。6月29日出事，7月1日她的账户里就收到一笔钱，可以把所有的助学贷款还清了。三天前，她刚谈了一个男朋友。“你觉得她的生活终于从黑暗要走向光明了，却嘎然而止。”秦明说，“而且她的受害完全不是自己招惹的，就是一个随机的性侵案件。”秦明被凶手激怒了，或者说被这种命运的吊诡激怒了，他在QQ空间里写下“此案不破如鱼刺卡喉，惶惶不可终日”，但是被情绪影响，最终“可以说在这个案子上，我什么都没有看出来。”和命运作战，愤怒是无用的，理智可能也不能挽回什么，但有一丝可能让真相大白。

从形而上地来讲，秦明热爱这份工作，并且享受这份工作给自己带来的荣耀感和存在感。在书里，他把自己的经历写下来和更多人分享，想让人更理解法医这个职业。写作和工作，在他身上是相辅相成的，案子一直会有，而书，“只要有一个读者我也会继续写下去。”从形而下地说起来，即便冲破重重关卡，这份工作在很多程度上，“你还是要忍受，没法儿享受，”因为每一次都是一次新的感官和心理冲击。

“万劫不复有鬼手，太平人间存佛心。”这是他在书中为这个职业写下的两句诗，像一个符咒，又像一声叹息。

对话秦明

Q：一个普通的公安系统基层法医的日常工作包含哪些部分？

A：第一是大量的伤情鉴定。比如有人打架，到底是轻伤还是重伤，要治安处罚还是判刑。第二是非正常死亡，自杀还是他杀，需要法医到现场。另外就是命案，法医要去现场勘查，进行尸体检验，做现场分析、重建，刻画犯罪分子。当然，法医的工作并不是孤立的，和其他工种的配合都是分不开的。

Q：作为法医，在接到一起命案时的工作状态是什么样的？

A：无论你在干什么，有了命令，就要随时准备出发。

Q：这个职业的危险性体现在哪里？

A：很多。比如现场有毒气，比如一氧化碳；有危险品，比如遗留的炸药；甚至也有可能凶手在现场没有走。还有尸体带来的危险，比如爆发性的肝炎。这是能看到的，也有看不到的病毒，比如艾滋病病毒，万一你手划破了，就有危险。其实不是没有防护措施，但事实上情况紧急，有多少人会一样样用过来？我们省厅下到的现场一般已经经过排查了，但基层的法医是随时会面临这几种威胁的。

法医精神病学专家蔡伟雄

大脑的罪与罚

法医精神病学鉴定的核心是“活人”。鉴定的方式不是测量而是谈话，鉴定对象也不是一具尸体或一段DNA，而是人类身体最神秘复杂的部分——大脑。关于脑的研究早已分离出诸多学术门派，却依然存在着不少说不清道不明。法律却容不得模棱两可的中间状态，就像法医精神病学鉴定专家蔡伟雄办公室的主色调，非黑即白，暗喻着一个是非分明的世界。

蔡伟雄所在的司法部司法鉴定科学研究所坐落在上海的苏州河边，它的前身是1932年成立的司法行政部法医研究所，这个80多年前成立的机构被公认为中国法医学的发源。在中国，法医不仅存在于公安系统，在司法、检查和大学中也存在，而司鉴所则代表着法医司法鉴定的最高水平，因此不仅向民众开放，也承担疑难刑事案件。

2012年初夏，山东临沂发生了“女版药家鑫”案。

山东医学高等专业学校的讲师张彦，在自家小区内开车撞倒一对陌生母女，随后脱光衣物，阻挠120急救人员施救，并将受伤的四岁女孩抱起，摔到地上，导致女孩死亡。

张彦曾经在学校教授精神病学，有一定的专业知识。从地面痕迹判断，从撞上被害人到汽车冲出院子，她没有踩过一次刹车。

临沂当地公安机关以“过失致人死亡罪”将张彦拘留，并委托青岛精神卫生中心司法鉴定所对她做了精神鉴定，结果是急性短暂性精神病，无刑事责任能力。

这一鉴定结果在当地掀起了轩然大波，无论受害人家庭，还是当地百姓，都难以接受张彦将被释放的事实。

伪装，是公众对张彦的主要猜测。一个教过精神病学的老师，怎么会不知道如何装疯？于是，以蔡伟雄为首的法医精神病研究室接受了为张彦做二次鉴定的任务。关押中的张彦被送到位于上海光复西路1347号，司法部司法鉴定科学技术研究所的一处检查室里，与鉴定专家见面。

“伪装是有可能的，”蔡伟雄曾经遇到一个北京小伙，他的邻居患有精神分裂症，通过对邻居的长期观察，觉得自己伪装得毫无破绽。“后来小伙子被送到精神病院，接受药物治疗。他一个正常人，吃完药就晕得下不了床了。”

但在张彦案上，蔡伟雄没有看到伪装，而是看到了“乱糟糟”三个字。私下里，他倾向用“乱”来形容精神病患者的状态，就像一块长满霉菌的糕点，里外都出了问题。

张彦在开车撞人之前，就已经出现了行为异常的现象。”她曾经报过一个心理学习培训班，这个班像传教一样，要求学员拼命地喊叫，达到放松心态的目的，甚至要女学员当着男学员的面脱光衣服，做到‘放得开’”。

在培训班上，张彦擅自进入男厕所，在学员们一起听音乐的时候突然脱光衣服。回家之后，张彦也时常出现喃喃自语的症状。

最后，蔡伟雄关于张彦的鉴定结果与第一次鉴定一致，无刑事责任能力。“急性短暂性精神障碍的发病时间较短，可以在一个月内好转恢复常态。”

而且，事发当日，张彦并无作案动机，“如果真是装疯，脱光衣服躺在地上就足够了，为什么还要对女孩造成二次伤害？并且是致死的。死人不死人，判决结果会截然不同，张彦的行为是无法用常理解释的。”

从广义上而言，法医精神鉴定主要有两个标准：一是当事人是否患有精神疾病，二是案发时，当事人对危害行为的辨认力和控制力是否受到精神疾病的影响。

蔡伟雄需要通过谈话与观察，以及对鉴定对象生活情况的了解，做出判断。“并不是说只要得了精神病，就可以逃脱罪责。”而张彦案，则属于典型的精神病杀人事件。

蔡伟雄读过一份调查报告，在所有职业中，医生是自杀率最高的职业，在医生中，以精神科医生的自杀率最高。

虽然法医与精神科医生的判断与思维方式皆有不同，而且法医无需介入病人的治疗过程，免去了当心理垃圾桶的责任。但是，以每年主鉴140到180起的频率地接触精神犯罪案件，也绝不是件轻松的活儿。

处理各种各样，甚至称得上千奇百怪的案子，做出以司法公正为核心的鉴定，良好的心理素质，丰富的精神病临床经验与法律知识，缺一不可。

除此之外，对精神与行为的好奇，或许构成了一个基础条件。

蔡伟雄在湖北咸宁的农村长大，小时候见过村里的“大仙”模仿死去的人说话，惟妙惟肖。“这些事情很神奇，能不能用医学来解释？”另外，在打麻将的时候，“懂心理学或者行为观察的话，可以通过对手行为举止、言谈等，发现其是否‘听牌’，爱出什么牌。”这大概是蔡伟雄最早对精神病学和心理学感兴趣的原因。

来到光复西路1347号之前，蔡伟雄读的是精神病专业博士，研究人受到精神刺激后，如何从应激反应发展为精神病症。他的导师杨德森是最早将行为医学引进到国内的学者。

如果不是看了一则电视新闻专题，毕业后，蔡伟雄很可能经导师介绍，去厦门一家精神病院当院长，那时，他已经积累了一定临床经验。

那则专题报道的，是和张彦案一样引起讨论的南通“5.28”亲姐妹硫酸毁容案。案中的姐姐王逸突然用硫酸泼向妹妹、外甥和母亲，造成三人“三级伤残”，其中外甥的伤情最重，面部深III度烧伤面积达60%。

王逸泼硫酸的行为看似毫无征兆，但在案发前，她已长期怀疑母亲要加害自己，父母要求她取出存款给妹妹买房，也让她难以接受。案发前20天，王逸只吃稀饭，每隔半小时测一次体温，觉得自己快要死了。

“这起案件在国内的影响之所以大，就是因为对姐姐的精神鉴定引起了许多争议，有的鉴定单位给出完全刑事责任能力，有的鉴定出来是无刑事责任能力。”

最后，国内顶尖的司法精神医学权威集中在一起，先后两次组成专家鉴定组，对王逸进行鉴定，认为她有抑郁性精神障碍，具有限定刑事责任能力。

限定刑事责任能力是介于完全刑事责任能力和无刑事责任能力之间的一种状态，因为当事人是尚未完全丧失辨认或控制能力的精神病人，可以减轻或从轻处罚。

这起案件的复杂性让蔡伟雄对法医精神鉴定产生了兴趣。他找同门师兄聊这个案子，知道上海的司法鉴定科学技术研究所也参与了鉴定，就萌生了去那里工作的念头。

“当时所里几乎都是法医专业的，没有精神病专业出身的，正好有用人需求。”为了补上法律知识，蔡伟雄又在学校的法医鉴定专业学习了半年。“现在，我们这里的入职要求是精神科主任医师以上职位，起码有五年临床工作经验。”

目前，还没有仪器能够判断一个人患有何种精神疾病。感知、情感、智力、思维、意识活动、记忆……这些因素取代了脑电波图上的红线绿线，构筑出一个人的精神世界。而法医正是凭借对这些因素的观察与分析，做出判断。

2004年入行时，蔡伟雄已经三十岁多岁，恰好处于临床经验丰富，判断力强的年纪。

然而，第一次出差去外地做鉴定，他就遇到了令人揪心的案子。

案件发生在河南省南阳市。一个在石灰窑工作的工人，因为突然喷出的火焰受到惊吓，被鉴定为六级精神残疾，属于程度较轻的残疾。但工厂老板不服，要求重新鉴定。

当蔡伟雄和另外两名鉴定人到达南阳，这名工人又得了癌症，生活上没人照顾，无疑雪上加霜。“我们看到他独自躺在破旧的床上，非常窘迫，只有一个表姐来送点饭菜”。

工厂老板认为，喷火并不是偶然状况，正是这位表姐在第一次鉴定时做了小动作，工人才评上了六级残。

冬天的南阳市污染严重，地上厚厚一层灰尘和石灰，积灰达到踝关节以上。蔡伟雄穿着皮靴来到石灰窑现场取证，发现石灰窑的确时常喷火，但把工人吓到的火焰却有别于正常情况。

最后出鉴定时，蔡伟雄认为工人的确因为受惊吓得了精神病。“但是，因为惊吓产生的精神病属心因性疾病，不具备评残所要求的器质性损伤这一前提条件，达不到标准，所以工人的六级残还是被去掉了。”对这名工人来说，这依然是个打击。

“做这种重新鉴定，很容易产生同情心。”蔡伟雄说。有时候，是对受害者的同情，比如这位工人，遭受了无妄之灾，却因为评不了残而无处讨理。有时候，也会对嫌疑人产生同情。“有些案子可能迫于各方面的压力或者处理需要，即使鉴定出来是无刑事责任能力，法院也不采用你的鉴定书。”

入行时间久了，蔡伟雄也逐渐学会了如何开解自己和同事。“鉴定结果只是案件中的一个专家建议，是否采信，如何判决，还是司法机关说了算。工作时要有高度责任心，在老百姓看来，这里毕竟是一个为他们说话的地方，但也不要让自己负担多余的责任。”不得不说，这是一种相当成熟的心态。

不过，蔡伟雄也承认，这一行毕竟是和人接触，要说完全没有感情带入，也是不可能的。

2004年，蔡伟雄鉴定过一个让他至今难忘的案子。这也是一起杀人事件：一个患有抑郁症的女孩，总是猜疑男朋友不够爱自己，喜欢上别的女孩，决定在回老家的路上自杀。男朋友十几岁的弟弟和女孩关系很好，就要跟着去玩。女孩想：有个亲人陪着一起死也好。两人走到一个山沟沟的时候，女孩就拿出不少抗抑郁药，给弟弟吃了，自己也吃了。因为她本人耐药性强，没死成，反而是小男孩死了。

事发后，女孩很快被警察抓住，做了精神鉴定，结果是忧郁症的过他性自杀，无刑事责任能力。

男孩知道女孩是因为抑郁症杀人，就原谅了她。女孩出院后，两人结了婚。但是男孩的父母难以接受这段婚姻，就要求重新鉴定，案子被送到了蔡伟雄手上。

“我对这个案子的感觉是人间自有真情在，一般人知道身边有精神病人，甩都来不及甩，何况这个病人还杀了自己的亲弟弟。”

当时，关于抑郁症的扩大性自杀有两种观点，一种鉴定为无刑事责任能力，另一种是限定刑事责任能力。“英国曾经有个案子，一个抑郁症母亲杀了自己的五个子女，给的就是限定责任能力。”

蔡伟雄觉得给出无刑事责任能力的判断是没有问题的，便维持了之前的鉴定结果。“之后遇到抑郁症病人的案件，常常会想起这对夫妻。”

从事法医精神鉴定十余年，蔡伟雄经历了司法完善的过程，也更清楚地意识到目前司法的不足。

“以前只有省一级才有鉴定机构，现在地级市也有了，以前每个城市只有两三家鉴定结构，现在只要有三个符合要求的经理人，五十万注册资金，满足基本的开业条件，就可以开一个鉴定机构。我们越来越需要司法鉴定法的出台，鉴定机构开业的门槛放低，很可能带来混乱，比如只做有利于单方面的鉴定结果。”

其次，就是被鉴定为不负刑事责任的精神病人的去处问题。“在国外，基本都会强制治疗，而在国内，很可能因为精神病院的经费问题，关几年就放出去了。”

不久前，上海就发生了一起已出院精神病人犯罪案件。这个病人在安康医院强制医疗了七年，出院时貌似已经痊愈。没过多久，他和母亲去坐地铁去看父亲，还没坐完一站路，就因为莫名其妙觉得车上一个小伙子骂他，把人给捅了。

类似案件让蔡伟雄和同事们想做一个精神病人的预警系统。“通过上海的精神病防治网络系统，监控社区里的精神病患者，定期评估他的症状和危险性，一旦发现危险性升级，就要求病人住院。”

这个系统的目的是保护大众，但因为经费问题，想要实现还是比较困难。

此外，做了十余年的鉴定工作，蔡伟雄并没有太大变化，只是回家之后，话变少了，容易惹太太埋怨。“精神鉴定的要求是多听少说，即使对家常话题，反应也不会很快，这可能就是职业病吧。”

对话蔡伟雄

Q：就你十余年的从业经验来看，需要精神鉴定的案件数量增多，是因为精神病患者人数在增多，还是因为精神鉴定技术在不断发展？

A：病人的确有变多的趋势，但案件增多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我们国家相关的法律法规在逐步理顺，对疑似精神病的案件启动鉴定多了；另一个是老百姓的法律意识也不断增强，涉及精神病人的案件也逐年增多；加之宣传力度变大，以前只知道胳膊、腿等受伤了可以评残，现在知道脑袋伤后出了问题也可以评残。

Q：在精神病人的案件分析中，是否也会用到犯罪心理学？

A：有。是否为精神病人作案，要看犯罪心理能否解释这个人的行为。大多数罪犯都是有动机的，要思考为什么要这么做，打算怎么做，事后如何处理。有些病人的头脑虽然很乱，还是有本能的需要，比如看到漂亮的女性会有强奸的想法，这时就可以用到犯罪心理学了。如果精神病人的犯罪行为很突兀，比如因为妄想而伤害别人，属于病理性的，受症状驱使的行为，犯罪心理学就难以解释这种行为了。

Q：法医精神鉴定的难点在于难以借助检测来判定，不像病理鉴定，可以验尸，甚至验骨头。精神鉴定是否存在模糊地带？

A：精神病分为十大类，除了器质性的精神障碍可以用CT辅助判断，其他病是难以通过检测手段判别的。法医精神病的判别方法有一套明确的模式，主要是看人的症状。每一种病都会对应其主要的症状群，比如抑郁症，这个症状群就包括心情差、精神差、食欲不振、失眠、社会活动减少、性欲降低等，仅仅心情差还算不上忧郁症。我们又有严格的诊断标准，比如在症状群里，病人的状况有四五个是符合症状标准的，加上患病时间和严重程度符合，基本就可以判别得了哪种病了。

Q：以前精神鉴定的结果通常是有刑事责任能力或无刑事责任能力，现在有了限定刑事责任能力，这是一个相对新的概念？

A：对，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我们国家刑事责任能力还只有“有”和“无”两种判定，后来才出现了限定刑事责任能力的中间状态。现在，我们还可以将限定刑事责任能力又细分成三种，一个是接近无责任能力，一个是接近完全责任能力，还有一个就是中间状态。三种状态的细分给法律量刑提供了更细致的依据。

法医毒物学专家向平

化学实验室里的抓捕

在研究所六楼明亮的办公室里，向平穿一件淡绿色大褂，短头发，清清爽爽。“其实我们并不希望被报道”，她开门见山，担忧“更多的人反而能够借此认识到各类毒物”。

在大法医系统内，毒物专家是一个神秘的存在。他们很少跟“人”接触，既不参与解剖，也不辅助审案，终日埋首实验室，一遍遍地与检材和仪器打交道。他们的任务看似单调，目的却异常明确：确定毒物、精确找到毒源，令一切用毒者无处遁形。

2014年，浙江慈溪，东山社区出了一件费解的命案。在一间出租房内，一男一女，并排死亡在床上。警察破门时发现，房间里空调还开着，且家具摆设井井有条。女的脸色苍白，身体已经僵硬。两人的肚子上各有一个针眼，针筒散在一旁，男死者的针眼小且规整，女死者则较大。

外围调查显示，两人是夫妻，正在办理离婚手续。就在命案发生的前一天，女死者还给家里发了一条短信，称“要出远门，不准备回来了。”侦查结果是，不存在外力谋杀的场景，有可能是毒杀。但是要定案，必须解析出死者体内的具体毒物。

当地警方立马向位于上海的司法部司法鉴定科学技术研究所求援，死者的血液、胃内容物等检材迅速地送到了法医毒物实验室。

几天过去了，向平却始终查不出结果。毒物化验的筛选，费时费神费财。自然界的毒物有千千万，提取不同性质的毒物，需要大量的化学试剂，大量的重复操作，去逐一检测。反复筛查后，安眠药、老鼠药等常见毒药被一一排除，案子也陷入谜团。

就在案件停滞不前时，向平突然想到前不久看到的一则新闻：一个准备用毒飞镖猎狗的疑犯，却被泄露的飞镖自伤而昏迷。医院在他裤袋里发现“毒针”，确定为氯化琥珀胆碱，一种医用和兽用的“肌松剂”，能在一分钟内让肌肉松弛后压迫呼吸道，导致窒息。从以前的报道看，偷狗的人用一根毒针就可以让一条草狗当场死亡。

“会不会是同一种肌松剂？”向平的灵机一动，为检测重新找到了方向。最终，毒物确定为氯化琥珀胆碱，案子得以还原：女死者先针扎男死者，后自杀。自杀时有情绪波动，控制不好毒针，所以肚子上显现的针头痕迹较大。

没有悬疑丛生的探案，更像是一场科学实验，向平又成功地完成了一次鉴定。

“当你走进墓园，很多死者会举手说自己是被毒杀的，但他们只能含冤入土。”在纪录片《毒物明证》中，美国犯罪实验室主管罗伯特·米多伯格表示，投毒案远比大众想象到的要多。

毒杀一直与历史相随。嗜血成性的罗马皇帝尼禄沉迷于用毒杀解决家庭琐事和政治难题。帝王时代的中国宫廷里，令人闻风丧胆的“鹤顶红”其实就是砒霜。很多毒药发作的症状和突发性疾病的症状很是相似，琥珀酰胆碱会使死者看上去像是死于心脏病引起的并发症，砷中毒则和霍乱类似，水毒芹发作后的死因则是呼吸不畅和癫痫。而慢性中毒案尤其难以被发现，直至19世纪中叶，法医毒物学出现，被毒杀者才得以洗冤。

“用毒总会留下临床症状”，亚硝酸盐使得指甲青紫，氰化物会散发出苦杏味。死亡场景和尸检状况可以帮助毒化学家缩小范围，否则无异于大海捞针。“纵然数据库里有上千种毒物，也不可能一一比对，且每一种仪器和每一类方法所涵盖的毒物类别都不尽相同”。

也有一些毒物痕迹悄然。向平记得一件案子，一具无名女尸在死后一周被发现，没有任何症状。经过多次筛查，法医费力地找出了答案——头发中检出氯丙嗪，说明其生前长期服用精神药物。这大大缩小了侦查范围，很快破案：死者为河道上游、另一县城的居民，精神病人，家人不胜其烦，将其捆绑后投入河中。

除了那些从古至今流传下来的传统毒物之外，更有大批潜在的致命毒物慢慢浮出水面。联合国报告显示，从2009年年底起，新的精神活性物质的种类显现快速上升趋势。

“新型毒品越来越多，而网络让获得毒品变得简单起来。这并不是我们所能够掌控的，我们是跟着它后面跑，研究它、继而建方法”，向平说。这是一场猫鼠游戏——从色谱到质谱，从气相到液相，法医毒物学一直在发展，但随着科技一同发展起来的，也有层出不穷的新毒物。不断向前走的科技则是双方的武器。

武器之一，是研究所里的一台宝贝，名为液相色谱串联质谱仪。这是国际上顶尖的毒化仪器，具有精密分子量测定功能，用于检测毒物。引进于2005年，价值500万元。质谱仪器是毒化室的标配，正是因为成本极高，对科研人员要求特殊，所以各地公安局的法医系统都很难建立自己的毒化室，于是，地方上涉及投毒的大案都得送过来检测。

向平还记得刚到所里那会儿，国内学界主流的毒物筛查方法还只是颜色反应+色谱技术，后来才慢慢发展为色谱+质谱技术。1991年的时候，所里刚引进了一台气相色谱仪，精贵得不得了，研究员们每天晚上守着它轮流值班，听着轰隆隆的机器声入睡。当时没有储备电，容易断电，继而引发仪器高热，得赶快拿冰块人工降温。

何为质谱？简单而言，这项技术能够把一个化合物的结构解析出来，强调排他和特异性。向平举例，摇头丸和咳嗽药水都含有麻黄碱，按照80年代的颜色反应的主流检测方法，一个吸食了摇头丸的人和一个喝下了咳嗽药水的人，其血液样本都有可能呈阳性。但质谱法能够确认、定性单一化合物。它的时代价值在于，做到了“绝不能冤枉一个好人，而不是不能放过一个坏人。”

质谱又分为有机质谱和无机质谱。有机质谱主要包括气相质谱和液相质谱，前者无法解析出分子量较大、极性强的化合物，如有毒生物碱。后者则攻克了这个难题，连稀有的河豚毒素也含在了数据库里。无机质谱如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仪可进行痕量元素分析， “如果当时有先进的设备和方法，北大的朱令案有可能早就破了”，向平提到的朱令案，指的是上个世纪90年代的北大才女朱令于在校期间离奇出现铊中毒的症状，导致身体健康遭到极大的伤害，最后得助于互联网才受到确诊和救治的事件，案件至今悬而未决。

去研究所拜访的那天中午，向平和同事们正在讨论一起加拿大的案例。一位曾吸食可卡因的母亲在抚养权官司中败诉。立案的起因是，某医院下属的鉴定机构从小孩的头发中检验出可卡因及其代谢物，推测其母亲多次给小孩喂食毒品。该案在加拿大轰动一时，这位“毒蝎心肠”的母亲被媒体戏谑为“可卡因妈妈”。

本以为是尘埃落定，想不到剧情却突然反转了。在上诉中，法院驳回了一审判决，并判定医院附属的临床检测中心鉴定机构的鉴定报告不合程序，其所有关于毛发辨毒的鉴定，全部被推翻。

“他们只做了筛查，没有质谱确认，程序上不正确，不能呈堂”。向平解释，就这起案子而言，可卡因呈阳性的原因很多，不排除头发受到外污染的可能性，需要进一步确认，但这个环节被省略了。向平和同事们都非常清楚，作为法庭科学，要将科学严谨贯穿始终，证据链上的每一个环节都不能遗漏，且须完备记录。

加拿大的这个案子虽然是鉴定机构的一次“丑闻”，却引出了国际毒物学领域一个最前沿的方法——鉴毛辨毒。而向平在老师沈敏的带领下，从90年代就扎根这个看似冷僻的行业，她们是国际毛发协会公认的顶尖团队。

为什么是头发？因为海洛因等毒品代谢很快，很短一段时间内就足以代谢为吗啡，而后者常见于多种药物中，常常被尿检混淆。而头发样本能精准地反映含量和吸毒的颇率，更能区分吸毒与临床用药。当药物进入人体后，会通过血液进入毛囊，并随着每月一厘米的速度和毛发一起向前稳定位移。洗发液、染发剂都不会轻易改变毛发所记录的信息。

“这是对付迷奸案、麻醉抢劫的有效办法”。向平还记得，一名自称遭到迷奸的女性报案称，应朋友邀请吃夜宵，喝饮料后神志不清。清醒后经反复思想斗争，几天后才报案，留取的血液和尿液中未检出精神活性成分。向平让受害人案发一个月以后再来，贴根部剪取她头发、分段分析。分析检测数据显示，案发当天受害人摄入的饮料中含有氯硝西泮等成分。

“头发一个月长一厘米。一定要贴头皮采，贴近哪个厘米，代表哪一段时间。贴根3厘米代表近三个月多次滥用某种药物。”

毛发鉴毒是很具中国特色的一项技术。同样的药物、同样的量，黑色毛发比浅色毛发更能遗留并显现“证据”。但对付新型毒品、特殊犯罪手段，检材也不能一成不变。“万一碰到头发不能利用的人呢？”向平回忆，在处理一次浮尸案时，既没有头发；也不能利用血样，因为腐败在血液中产生了酒精；最后鉴定人员是通过眼球玻璃体液才做出了判定。目前，向平的实验室正在向指甲、唾液发起挑战，希望通过研究另辟侦破疑案的新路径。

向平出生在河南南阳，父亲是一名外科医生。子承父业，1986年，她报考了上海医科大学，被调配到药学院药化专业，本科毕业后进入司法部司法鉴定科学技术研究所，在毒化鉴定领域干了24年法医。

法医的训练过程是繁琐而枯燥。向平刚到所里那会儿，老主任教课，随手在中午吃剩的盒饭里投点药，让学生们立马着手检测，当做定期考试。20年前，市面上常见的毒物大多为巴比妥类，“就是安眠药，玛丽莲·梦露吃的那种”，案件也多为桃色纠纷，“老婆骗老公吃下药，开了煤气，伪造现场”。

不像“刑警803”的惊心动魄，向平所在的研究室接触得最多得还是民事案件——酒后逃逸、吸毒用毒……，为了得到“毒物”在人体中的代谢数据，毒化专家们通常得以身饲“毒”。为了做酒精代谢的曲线图，以推算肇事逃逸者血液里的酒精摄取量，向平和同事们自己喝酒，自己抽血，两个胳膊都扎紫了。她和她的同事也曾在服用安眠药后，让实验人员每隔两小时抽取血液检测并记录数据，寻找高峰浓度和每一阶段的数据变化，为科学研究提供真实的临床数据。

2009年，演员周杰涉嫌酒后驾车并逃逸，12小时后才配合警方调查，但酒精测试结果为零，是否酒驾成了这起事故的一大焦点。“酒精推算是个复杂的过程。血液里面的酒精含量会随时间减弱，但尿样中乙醇代谢物就能保留更长，通过多个检材，可以交叉比对，换算浓度”，向平说。

一个人的职业总会影响他的生活方式。长期与毒打交道，为人难免谨慎。向平的习惯是，一回家立刻换衣服洗手，她从来不在小吃店用餐，至今不碰小番茄、烧烤和腌笋，洗菜起码浸泡半个小时。她接触过太多的毒物样本，那些农残、亚硝酸盐、二次污染的老鼠药混迹在各色食物中，改变了一群人的生活轨迹。

但终日与“毒”为伴，这位热衷于韩剧言情，从来不看悬疑侦探剧的法医却并不觉得这个世界有多危险。她常常把一句话挂在嘴边，“你只要做得出来，我们就有办法查得水落石出，只是时间花得长短而已。”

对话向平

Q：关于投毒案，大众有两种极致的声音。一是认为证物跑不了，毒物就在体内，证据是无法被抹除的。二是认为大自然的毒物千万种，筛查无异于大海捞针。作为毒物学专家，你是怎么看待这个问题的？

A：目前已知的毒物有上万种，光是数据库里的就有上千种。但常见于案件中的无非安眠药、除草剂、老鼠药等。复旦大学投毒案中涉嫌使用的二甲基亚硝胺，以及北大朱令案涉及的重金属铊都是相对比较罕见的，但后者已经进入数据库中，可以被检测出。

用毒总会留下临床症状，亚硝酸盐使得指甲青紫，氰化物会散发出苦杏味。死亡场景和尸检状况可以帮助毒化学家缩小范围，否则无异于大海捞针。纵然数据库里有上千种毒物，也不可能一一比对，且每一种仪器和每一类方法所涵盖的毒物类别都不尽相同。如果公安送来的检材，按常见的方法筛查不出来，也有可能被漏掉。

Q：投毒这件事古已有之。特别是网络普及后，毒药的获得在今天似乎更加便利，这个世界是不是越来越不安全了？

向平：投毒案的数量其实在减少，许多农药中毒的案件都是意外，比如误食流落市场的亚硝酸盐以及二次污染的老鼠药。但新型毒品每年都在推陈出新，特别是新型精神活性物质。国际公约管制的违禁物品目录每年都在递增。对于我们，这就像猫捉老鼠的游戏，出来一个新的毒品是很容易的，只需要稍微改变一下它的分子结构，这不是我们能够掌控的，只能跟在它的后面，建方法。这需要一个过程，首先得考察它的毒理作用、成瘾性等。

网络渠道的管控是一个难题，像“肌松药”，这本来是一个很专业的化学药物，现在却广泛存在于市面上，的确值得反思。

法医DNA检测专家李成涛

老行当，新科学

在刑事案件中，DNA常被用于检测人和物的关系；而在民事案件中，DNA最常被用于亲子和亲缘关系的鉴定。李成涛主导的司法部司鉴所的DNA检验部门，则两方面都有兼顾。现在的刑事案件中，指纹的提取已经越来越难，而DNA理论上无处不在——权威鉴定部门可以从几乎任何组织，包括毛发、指甲、骨头、牙齿和体液中提取DNA。这让这门新科学成了探案的重要帮手。但这一“铁证”的来源学科也有着自己的技术瓶颈，并面临新型犯罪的威胁，比如，同卵双胞胎的DNA判定；比如，当现场有犯罪分子伪造的DNA出现。

世界上没有两片叶子是相同的，除非你有一个双胞胎兄弟，也没有一个其他的人会跟你拥有同样的DNA。这一点，是DNA的价值所在，也是DNA检测技术发展的根本。而它的运用也已经达到一个令人匪夷所思的高度——比如说，可以让一具深埋西伯利亚地下150年的无名尸骨“成为”匈牙利著名诗人裴多菲。让这个奇迹发生的，就是李成涛和他的团队。

裴多菲，这位著名的匈牙利诗人一生写了八百多首抒情诗和8部长篇叙事诗，是匈牙利民族文学的奠基人，一句“生命诚可贵，自由价更高”更是脍炙人口。但更为流传广泛的或许是他的死亡之谜。有人说他战死抗击俄奥联军的瑟什堡战役中，卒年26岁；有人却说在1849年俄国俘获的战俘名单中查到了裴多菲的名字。有位前苏联老人则称其年幼时曾听长辈说村里墓地“埋着一位名叫彼得罗维奇的外国革命者，是个诗人”，而这个名字，恰好跟裴多菲的原名亚历山大·彼得罗维奇相符。

接连展露的种种迹象，促使匈压利裴多菲委员会主席莫尔毛伊·费伦茨于1989年组建了一支由多国专家参加的国际考察队，赴西伯利亚寻找裴多菲下落。在先后挖开了二十多座墓穴后，考察队终于在西伯利亚巴尔古津诺村的一处墓穴中发现了与裴多菲头骨特征相似的遗骨。众所周知，裴多菲生前头颅形状特殊，而且长有一颗很显眼的虎牙，这两点特征与挖掘出的头骨完全符合。

裴多菲，可能终于被找到了。但长期笼罩在裴多菲身上的“战死疆场”、“宁死不屈”的耀眼光环，却随之消失了。许多人显然不愿意承认这个现实。二十六年来，匈牙利裴多菲委员委托世界上多个国家进行相关检验，但除了最初人类学方面的考证可以得到印证之外，DNA技术上则始终无法得到满意的结果。甚至1994年，美国实验室通过牙釉质判断遗骨为女性，彻底泼了匈牙利人一盆冷水。

去年9月，莫尔毛伊·费伦茨辗转了解到了位于上海的司法部司法鉴定科学技术研究所在复杂亲缘关系研究领域中颇有建树后，给李成涛亲自写了邮件，提出请求：希望能对当初在西伯利亚挖掘出的遗骨的一部分——一段腿骨和两份与裴多菲存在母系遗传关系的后代血样，做亲缘关系鉴定。此前，司鉴所的DNA实验室每年承接的来自全国各地的案例有5000多个，其中不乏那些缺乏参照样本的复杂亲缘关系鉴定，最后均通过先进的技术手段和详尽的遗传分析得以解决。然而，为已故超过150年的人验明正身，尚属首次。

李成涛不是没有犹豫过、退缩过。毕竟，困难重重。

一重困难是，被检遗骨年代久远，已经超过了传统意义上的陈年骨骼概念。遗骨中的DNA含量少且高度降解，给DNA提取带来了很大难度。尤其，目前关于100年以上骨头的DNA检验相关文献报道也极少，没有现成的方法可以参照。为此，法医物证学研究室的法医们组建了技术攻关小组，认真比较和分析了现有的骨头DNA提取方法的优缺点并结合以往的经验，制定了多套方案同时进行。最后，研究小组采用经过改良的骨头裂解前处理方法结合硅珠法，成功地在送检腿骨中提取到了基因组DNA。

二重困难是，送检的两管裴多菲姨妈女性后代的血样提取时间为2008年3月25日，2014年9月4日到达上海，一直在常温状态保存至2015年2月5日才送到司鉴所，保存时间过长，保存环境不佳，为检验带来巨大困难。在常规Chelex法提取DNA失败后，研究小组又采用了离子交换法得以从血样中提取到了DNA。对于相隔六代的血样“血缘关系过远”影响鉴定的问题，攻关小组为了得到可信的检验结果，对线粒体DNA测序结果进行了反复验证和正反向比对。

检验结果提示送检腿骨与血样间具有较近的生物学关系，在客观上支撑该腿骨极可能为裴多菲本人的这一事实。从DNA证据的角度一定程度地支撑了1989年考察队挖掘遗骨时，匈、苏、美人类学家以及文字记载资料的考证结果。裴多菲委员会主席莫尔毛伊·费伦茨在得知鉴定结果后，连夜赶赴上海，专程到司鉴所来取鉴定报告。

莫尔毛伊·费伦茨以裴多菲委员会的名义向李成涛颁发的荣誉证书，静静地躺在李成涛办公室的玻璃橱柜里，作为并不多的陈列之一。不过，进门时候，李成涛并没有特别介绍这页纸，以及它所象征的国际领先的科研水平。这个40岁的中年男人戴一副普通的边框眼镜，黑色运动手环正插在笔记本电脑上充电，用国产手机处理零碎的工作电话，说话的时候偶尔用铅笔在面前的白纸上比比划划，书桌上码放着一叠还没处理完的文件。

这是李成涛工作状态中的一种。他的另一种工作状态则是在占据了五楼大半个楼面的DNA实验室里。整个实验室被居中的一道风淋门分割开来。门外，是一些日常监测的仪器；门内，则是无菌实验室，检材和人员各有通道，最大程度保证证据不会被人为污染。而被分隔开的一间间小房间里，放置的都是貌不惊人、实际昂贵且高精尖的机器——比如，一台貌似放大版电饭煲的DNA复制仪。

早在1910年，法国刑事犯罪学家提出了“任何接触都可以留下痕迹”的观点。1985年，英国科学家在研究人类肌红蛋白基因序列时，发现了一段由33bp串联重复的小卫星序列。由于每个个体的信息都是独一无二的，如同指纹，因此被称为DNA指纹，这被誉为法医物证分析领域的里程碑。2000年后，DNA检测随着生物技术的发展而突飞猛进，检测的准确率和应用的广泛性大大增加。

和确定裴多菲身份的过程一样，在刑事和民事案件中，DNA检测需要提取到现场的DNA，以及供比对的样本，才能进行检测。它的优势则是——无处不在，肉眼看不到，很难抹去。李成涛曾经办过一个货车肇事逃逸的案子。警方找到嫌疑人和他的货车时，车子已经被仔细清洗过。只是在前右车轮极其不起眼的花纹凹陷处，细心的警察找到了一点铁锈类污物，微小到仅能用棉花棒沾取。但李成涛很快用检测结果说话，遗留在车轮上、肉眼几乎看不见的人体组织，其基因型与逝者的基因型一致。由此，确定彭某是这起交通事故的肇事者。

另一方面，DNA检测点位随着技术的发展也越来越多，这提高了两相比较的准确性，甚至会因为技术的发展推翻此前的判定。比如，徐辉案。2001年5月，珠海市中级法院认定：徐辉于1998年8月25日凌晨，趁邻居严娟单独在路口等人之机，持砖头将其打昏后，对其实施强奸；当严娟苏醒呼救时，又用电线勒住其脖颈致其死亡。徐辉犯故意杀人罪、强奸罪，数罪并罚，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看起来，言之凿凿。此后，徐辉一路上诉、申诉，直到2014年9月，被珠海市中级法院再审宣判无罪，当场释放。

徐辉能够翻案，并且最终获得国家赔偿，正是因为案中的DNA鉴定表述“经DNA检验，严某阴道内提取物含有两个不同个体成分，不排除有徐辉、周某的精斑”，这一结论在最高检申诉厅检察官宋伟看来并不具有排他性、唯一性。李成涛则非常理性地分析说，DNA检测位点的多少决定着系统效能的高低，只有系统效能足够大，在做个案检测时才会有较高的科学性。徐辉案中只检测了4个位点，从专业上来讲，系统效能太低，价值也不大。“做出的鉴定意见没有依据，证据力是比较弱的。我们现在可以检验超过50个点位，在亲子鉴定领域，准确率就是99.99%后面还有20个9，无限接近100%。”说这话时候，李成涛难得的，面露些许骄傲。

在刑事案件中，DNA常被用于检测人和物的关系；而在民事案件中，DNA最常被用于亲子鉴定。司鉴所每周要做超过100例亲子鉴定。

李成涛在包头市的一个普通县城长大，家族无人从医，本科学的内蒙古民族大学草原系农学专业。这个在科尔沁草原上养过蘑菇、到沈阳农业大学食品科学院做过酱豆腐，只是从一门“微生物”的选修课出发的年轻人，十几年后已然成为了中国法医物证、DNA研究领域的“带头大哥”。如今他的核心团队有人来自美国哈佛，有人正在德国科隆大学深造，还有他自己带的三个硕士研究生、一个博士生、一个博士后。问李教授选拔人才有何硬性指标，“要坐得住”这是他给出的有力回答。“别的门类叫检验，我们叫检测。就是说要以客观为主，还要有足够耐心。”李成涛说，毒化和DNA是法医科学中发展最快，也最接近科学本真的。

李成涛和他的学生们，在DNA研究领域所取得的不断突破，着实衬得起“科学家”三个字。比如，国际国内一直颇为无奈的同卵双胞胎犯罪问题。由于同卵双胞胎拥有完全相同的基因组DNA序列，若一个人犯罪后两人同时“供认不讳”，使用常规的短串联重复序列和单核苷酸多态性等遗传标记均不能对其进行有效的个体甄别，无法区分罪犯，在疑罪从无的情况下，往往只能“无罪释放”。因此，国外甚至还形成了一个“邪恶的双胞胎”的名词来指代这种现象。李成涛团队对此现象的研究却于最近取得了很大进展，用二代测序技术可以把两个人不同的地方大海捞针捞出来，“一个在最高院的案子，兄弟两个和一个女的发生关系后生了孩子，但两人都不承认，我们现在应该能甄别出孩子是哪一个的了。”

还有，以色列等国的科学家近年曾向人们展示了伪造DNA的整个过程，并通过实验证明采用当时的法医DNA技术无法区分天然DNA和人工伪造的DNA。这一结果意味着DNA证据可以伪造，DNA证据不再“铁证如山”。虽然中国至今还没出现伪造的案例，但李成涛说他们要走在犯罪分子前面，“司鉴所通过数年技术攻关，已经建立起DNA证据真伪甄别的关键技术。”虽然成果保密不能公开，但他讲这话时候神采焕然，这或许是一个科学家能够学以致用的幸福。

对话李成涛

Q：对法医学领域来说，DNA的发展是不是也特别日新月异？

A：是的。除了前面提到的同卵双胞胎分辨以及真假DNA识别，我们团队最近另一个攻关难题也快要取得突破了。以前我们可以通过罪案现场留下的DNA信息判断性别、血型，但是现在可能给我一块骨头一块肉后，我可以告诉你他的年龄分布，甚至这个人可能的遗传疾病、身高体形等表型信息，这对破案都很有帮助。

Q：你们每年在上海要接受多少家庭的亲子鉴定委托？费用几何？多久能拿到报告？

A：每年大约5000个委托。对于申报户口需要做亲子鉴定的，一般收费2000元，最快当天可以取报告，不过我们都是积累到一定量放机器做，一般两周可以知道结果。我们的检测指标远远超过同行平均水平，准确率理论上高达99.9999%，后面还有10个9（笑）。

Q：民事应用最广泛的除了亲子鉴定还有什么？

A：同胞鉴定。一般机构只能做到父子，最多爷爷和孙子这样非常直接的亲密的亲子关系鉴定。但我们可以做到，比如父母都已经不在了，父母的其他配偶也已经不在了，但这些同胞子女可以通过DNA找到自己的亲人。这些年我们免费为不少插队落伍遗留在当地的孩子和他们的同胞兄妹做过鉴定。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