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邓海建 据报道，四川通江最近发布《关于进一步规范国家公职人员和群众操办酒席的通知》，规定了农村和城镇居民可以操办的酒席是婚嫁酒、丧事酒和寿酒等三类，而办寿酒则要求老人年龄70周岁及以上，每间隔十年才可操办一次，且必须以户口本为准。除此三类之外，升学、满月等则一律不允许操办酒宴。 俗话说，“人情在于往来”。自古虽有“礼轻情意重”的君子之交，亦有规制人情世故的《礼记》。摆酒设宴，表情达意，人之常情。不过这些年在一些地方，“酒宴风”的肆意盛行，不仅成为贪腐寻租的隐身衣，也激增了人际交往成本，带坏了社会风习。 数字胜于雄辩。一方面，截至去年9月30日，全国共查处违反八项规定精神的问题62404件，其中大操大办婚丧喜庆的共查处3533件，在一共受到党纪处分的23259人中，因大操大办婚丧喜庆事宜受到党纪处分的就有2432人，占比超过10%。另一方面，新华社调查称，猪羊下崽摆酒，出狱办个“冲喜”酒，考不上大学也要来次“升学”宴……2013年，重庆大巴山区“国贫县”城口县庙坝镇共操办各类酒席1063次，收送礼金6300余万元，而全镇居民可支配收入总和才9300万元。可见，愈演愈烈的“酒宴风”确实需要约束引导。 不过，通江新规初衷虽善，程序与规则上却似有过格之嫌。一来，规范人情往来也要有点“人情味”。大操大办固然不好，民风民俗也得尊重。就像有村民说的，办寿酒要70岁，且隔10年才能办一次，真要这么来，“说个不好听的话，有些身体不好的老人一次可能都办不成”。二来，酒席宴请，只有“该不该”，没有“能不能”。不应该，是个道德与价值引导的问题；不允许，就涉及行政许可范畴。职能部门不许公民办酒席，与简政放权的行政谦抑似有相悖。再说，就算规范群众操办酒席的具体内容当真写入《村规民约》，村民一旦“违规”，谁可执罚、何以执罚？ “风成于上，习化于下。”狠刹“酒宴风”，最好的办法不是给基层民众横加约束，而应该明确公职人员的引导责任。上行下效，见贤思齐，比外强中干的凶巴巴态度要有效的多。一样的酒宴，不一样的主办方，味道与效果显然会迥异。民间的“酒宴风”是个民俗之弊的问题，而官场的“酒宴风”则沦为权力赎买的温情交易地。厘清性质，才能精准作为。事实上，近年来，重庆、广东、浙江、湖南等有关婚丧喜庆的新规，基本都盯着官员层面，也没有把禁令的威严无限扩大到民众生活领域。 让宴席干净澄澈而不至成为生活重荷，让人情率性自然而不与公权勾肩搭背，要的是官场风清气正、官员率先垂范，而不能以“捞过界”的规定使老百姓无所适从、不知所措。 |
||||
.jpg){kind=smal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