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这种文艺体制，俨然已演化为寄生于民众身上的跳蚤，其中有多少人吃着官饭干自己的事情，甚至吃着官饭贻害民族和文化的也为数不少。此所造成的文化灾害，恐怕远大于假公济私本身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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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于7月9日发布通报，中国东方演艺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顾欣，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调查
那个叫顾欣的文化集团董事长被抓走，这被说做是打响文艺反腐第一枪。听了别扭。总有点秋收起义的味道，根子里好像改不了暴动思维似的。
文化演艺圈在中国分体制内外，体制的东西，天然会滋生腐败，它那是温床，富含腐败营养素。以我有限的了解，世界上搞文艺的，除了中国朝鲜几个极少数奇葩是把它纳入体制的，并且给他们以行政职务或军职，几首歌一唱，几个小品一演，成为将军了，校官那简直像是发豆芽菜，大多数国家肯定没有这么做，傻到要用体制的力气来圈养它。
听说那是计划经济产物，但觉得有些牵强，计划经济没那么好说话的，它干嘛不把农民也体制进去。靠谱的说法，似乎应该属于“装扮门面”。
那年月老革命们进了城，本就在延安时期已经饱尝到文艺娱乐的甜头，而且文艺宣传片也十分管用，影响力大，需要占领这个高地，长期养它，为我服务，帮我说好话唱赞美诗，还可以在身心疲惫的时候打入鸡血，装扮了门面，还有其他可为我所用，体制就不管三七二十一，全将他们收进神仙葫芦。
那几十年月里，确实起了很大的作用，也很多，文艺主要做两件事情：歌颂党和社会主义；树立爱党爱人民的高大上典型。我们这代人，是看着“三战”和“革命样板戏”长大的，那几部电影，包括舞台戏，翻来覆去地上演，说哪儿操场麦场放野电影、有剧团来了，一准是这些东西又来了。
但那时候的人很傻，居然始终保持着这份新鲜感，真是百看不厌，看到动情处仍旧会重复地感动。
文章主要看鲁迅茅盾，还有赵树理和丁玲。唱歌郭兰英、王琨。郭兰英能把《绣金匾》唱到大家出眼泪，当然她自己首先出眼泪，泪点很低。由此文艺宣传给我们确定了一个结果：旧社会是腐朽反动的，新中国是伟大幸福的。
后来有了百花齐放，那是文革之后，被打压得变成牛鬼蛇神的文艺范儿翻身了，一要扬眉吐气，就开始揭露和发泄。
这个时候的文学，有个名字叫“伤痕文学”，它兴起时，我们又恰好处在青年成长期，生活几乎被它和它的衍生电影、戏剧等包围，就觉得那些作家非常伟大，能将知识分子的不堪遭际写到催人泪下自己恨不得要自杀的地步。
现在回想起来，“伤痕文学”格调其实不算高，许多作家甚至是很狡猾的，他们只是就事论事，是对具体的人和事情之悲剧进行图解，也就是说，他们只回答了“是什么”，多半没有回答“为什么”，更没有回答“今后应该防止什么”。
我是高晓声的同乡和粉丝，他当时的小说必读，尤其“陈奂生”系列。读来读去，就告诉你中国农民有多么艰难困苦，但又如何坚强地活着，性格中不乏憨厚、小聪明和狡猾，当然还有贪小利的毛病·····
但他却一直没有告诉你，农民这么辛苦地做牛做马，为什么还会受苦受累，到底这是拜什么所赐。而这种“手法”，居然被认为是文学的含蓄，被吹嘘成给你一个丰富的想象空间，明明就是狡猾，可人偏要拔高。
他们这些文艺范儿为什么会变得狡猾？两个字“饭碗”。那批“伤痕文学”的名作家们，绝大多数进入了文艺体制，后来当官的也不少，不是文联作协主席，就是宣传部什么长，当初的狡猾，说穿了就是为今天这个结果打的伏笔。
改革开放开始后，体制又大量吸收文艺范儿进去，完成新老交替，自上而下，无不都是那些文艺范儿落进那萝卜坑。兴盛的文学，又推动了电影业，昔日没有点人样的电影圈人，借助这股春风也开启了黄金岁月，其中最成功的是张艺谋，他和作家莫言早期的合作，奠定了影视圈大佬的地位。
不过那个时候的中国经济，还十分落后，我八十年代末到北京去办事，部里处长是骑着辆破自行车来拜会的，你要给一包土特产他，他拿着的双手会颤抖半天，讲话都失态的。
文艺体制也很穷，文艺范儿老琢磨着如何跟“万元户”联姻，乡镇企业的土财主可以跟大作家、大画家和名演员攀亲，他一个电话召之即来，挥之即去。
我认识乡下一位老板，他当年就跟高晓声经常玩儿，还有许多画家是他的座上客，给他留下了不少墨宝。体制文艺范儿所表现的种种，无非是拜金拜物，可以理解，因为他们也是人，有各种利益需求。再发展到后来，一些文艺女生干脆委身投靠，许多人甚至脱离下海，文艺体制遭遇了改革开放后一个经济浪潮的冲击，拍打到沙滩上去了。
但随后权力懂得了如何通过分税制和其他方法，从子民身上切下脂肪，将自己养肥养壮，文艺体制的春天大概也就在1997年后回归了。当财政的钱多到感觉无处花销，豢养体制文艺范儿就有了足够资本。
于是，剧团变大了，文联牛逼了，连一向住在最蹩脚老房子里的群艺馆也华丽转身盖高楼了。书画家门在画院论资排辈，各按门道排排坐，其他文艺体制也如此格局，他们除了有行政职务之外，还有所谓的技术职称，演员、书画家、作家们都有按顺序区分的极差，听起来像是厨师，一动一级什么家什么员，甚至还有挂靠学校职称的什么副高正高，被习惯喊成“教授”了。
这个时候的权力处处表现任性，他们不光控制着一切重要社会资源，而且还不断根据自己老不满足的需要进行反智反规则地随意更改，让聪明的国人马上看到，土豪风光的时代实际上已经过去。
投靠土豪，充其量像个体面叫花子，但一旦进入这个伟大的旱涝保收的体制就可以一劳永逸。最难的，是如何搞到一张入场券，而要拿入场券，除了有点三脚猫技艺作为前提外，主要得知道如何让权力关注你和吸纳你。
于是文艺范儿们开始纷纷围绕权力打转。权力将那些不一定最好，但一定是最亲近的文艺范儿收容进去。与此同时，官商勾结的产业不断庞大，自主性独立产业被边缘化，加上世界上最高的赋税，最高的物价和最滥发的币值，经过一轮一轮鲸吞稀释，社会财富逐渐集中在少数人手中，权贵们左右这个世界成为不二事实，文艺范儿进一步尝到体制内的各种好处。
现在体制文艺范儿们终于正式扬眉吐气了，他们拿着高薪和享受着高福利待遇，作家拿稿费，演员去拍商业片，唱歌的举办演出，书画家利用公家的纸墨等一切免费资源大卖作品，只要名气大的，个个赚得盆满钵满，于是形成一个文艺圈反差：体制内的个个是暴发户，体制外的个个成为流浪汉。
少将黄宏
在微博上看到说，顾欣当体制内的董事长，重点做一件事情，公家出钱搞演出，私人瓜分演出收入，弄成一笔糊涂账。说这个问题，李谷一曾多次检举，拖而不决已经很久了。其实哪里只有北京才有，也不会只出一个顾欣，地方上那些体制文艺单位有几个是干净的？
在地方文化系统，长期豢养着一大批剧团，你根本不知道剧团一年到头究竟在干什么，多半一年出不来一本戏，而出来一本必定是砸缸，但几百上千人却被体制养得肥肥胖胖。
许多团体搞三产，搞培训，然后这些收入不知派了什么用场，因为他们只要准备排戏搞活动，只要符合宣传部门的需要，几乎一定能从上面要到一笔专门拨款，再从上到下，层层瓜分，用到刀刃上的恐怕九牛二三毛。
本地有个担任过书协主席的体制书者，近十多年来主要精力在贩卖字画，他一天要写几十张字，因为写出来就好卖钱，批量批发，日进斗金。
这个文艺体制由于是坐地分赃的体制，武大郎开店的格局就铁板一块，同样排斥精英，远离精华，近亲繁殖，更替时必然寻找代理人执掌牛耳，绝不会把大权交给不相干的人，更不可能交给反对派。
他们利用手中掌握的文化文艺资源，利用马大哈式的上级领导的虚荣心和马屁需求，再利用一些企业家常常需要的附庸风雅，吃着体制稳定、丰腴的汤饭，将体制授以的职称或大权不断兑现，并对体制土豪式的散金蚕食瓜分，发展成为中国改革开放后的一批文艺土豪，然后再用资本抢吃别人碗里的饭，说起来是繁荣市场经济，创造社会财富，其实是狗不再看家了，而去代替鸬鹚捉鱼了。体制文艺圈的乱象、腐败状况，还相互传染，层层攀比，开启了最恶俗的时代先风。
对文化体制进行反腐败，显然很有必要，问题是假如这种滋生腐败的文艺温床不铲除，又有几多胜算？
中国这种文艺体制，俨然已演化为寄生于民众身上的跳蚤，其中有多少人吃着官饭干自己的事情，甚至吃着官饭贻害民族和文化的也为数不少。此所造成的文化灾害，恐怕远大于假公济私本身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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