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战场上的胜利，韩信的灵魂越发不得安宁，无时无刻不处在患得患失之中，始终在更大的欲望和现实之间徘徊，始终处于反与不反的狐疑、选择之间。”
胯下之辱
中国历史上，“忍”的故事俯拾皆是，韩信的“胯下之辱”因其刺激性，比起“张良进履”，在老百姓中的流传还要更广泛。
韩信是江苏淮阴人，出身于一个破落的贵族家庭，幼年时家境还可以，所以读过不少书。稍长，家道中落，慈严相继弃世，只留下了一把象征贵族身份的祖传长剑。
在从童年到青年的漫长成长过程中，韩信一直生活在极端的贫困之中，家徒四壁，六亲无靠，吃了上顿，没有下顿。由于从小没有养成劳动的习惯，所以韩信除了读书，练武之外，可真是百无一能，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史记》上说他“始为布衣时，贫无行，不得推择为吏，又不能治生商贾”。
“贫无行”就是穷且行为不端，品德不好。且不是一般的不好，而是相当的不好，已经形成了一定的社会舆论。所以，地方政府在招聘公务员时，根本就没有人推荐他。他又不会练地摊、跑单帮，或者开个小日用杂货铺什么的，当然更不会种地了。
也就是说，韩信一小儿就没有学会任何谋生的手段，长大后只得“常从人寄食饮，人多厌之者。”
穷困潦倒都到这份儿上了，青年韩信却仍然自命不凡、自命清高。
他也的确有着与众不同的远大志向和抱负，并为此作着长期不懈地努力。茅屋青灯，苦读兵书；荒郊寒月，剑影婆娑，直落得一个“心比天高，命如纸薄”的境地。
眼看着家中日复一日地揭不开锅了，为了活命，他只好到一些远亲近邻人家去蹭饭，久而久之，街坊邻居都十分讨厌他。无非说他脸皮厚，不要脸什么的。所谓“穿鞋的怕光脚的，不要命的怕不要脸的”，这是很深刻的民间哲理。
但韩信却是一个例外，虽然穷得像“光脚的”和“不要脸的”，但他却从来不是“不要命的”，人们讨厌他却不怕他。他之所以没有终极坠落，最终也没有沦落为地痞流氓，最终也没有与地痞流氓一齐混吃混喝，为非作歹，扰乱乡民，也正是因为他有一颗高傲的贵族之心。
当时下乡县这个地方有一个亭长，很可能与韩信家沾亲搭故，见韩信实在可怜，就把他招到家里吃白食。韩信住也住了，吃也吃了，但他不懂得人情世故，不知道感谢人家，不知道讨好女主人，也不帮助人家做点力所能及的家务事。改不掉的“公子哥儿”派头，饭来张口，吃完饭，碗一推，就躲到小房间里去看书，要不就到院子里去舞剑。
你以为你是神马东西？你是这一家的长公子吗？不是的！你是那当家女主人的娘家兄弟或内侄、外甥子吗？都不是的。你不过是一个八竿子打不着的远房穷亲戚。要说你那点儿武艺，还真是稀松得很，村子里就有人比你的本领高的。至于读书，能读出什么名堂来，又有谁能知道呢？
学问这东西是软指标，藏在肚子里的，谁能看得出高低、深浅与多少？何况，周围都是目不识丁的乡村野老。即便是那个亭长，也只知道吃饱了鼓腹讴歌，根本不具备对于人才价值的评判能力。
亭长劝说韩信做点小买卖，可怎么说也不听，韩信依然故我。韩信在亭长家吃白食好几个月了，亭长毕竟是个男人，肚量要大些，亭长的老婆小鸡肚肠，渐渐地就容不下了。
有一次，她把韩信放在床头的书，扔在灶下烧了。又有好多次，韩信晚回来，不给他留饭，还拿言语挖苦他、讽刺他、挤兑他。再后来，那女人更是打破了一日三餐的正常规律，天不亮就做饭，一早就把饭菜端到自家床上吃了，等到夜读的韩信晃晃悠悠地起床，对不起，锅里没有下着你的米，等待他的只是“冷锅冰灶”。俗话说“冷粥冷饭尚可吃，冷言冷语实难当”，韩信不知道反省自己，却恼羞成怒，竟与亭长绝交而去了。
黎耀祥版韩信
韩信在淮水边搭了一间茅屋，以钓鱼为生。他的钓鱼技术同样也不高明，有时钓得多一些，就拿到集市上卖几个钱，然后就到小饭店里沽上二两酒，再来一盘熘肥肠。钓的少了，就回家用白水煮一煮吃。也有一天也钓不上一条鱼的日子，那就只能饿一天肚子了，连屁也放不出来了。
所谓的昭光易逝，日子也就这样一天天地打发过去了。
淮水河边，有几个妇女专以给大户人家洗衣营生，其中就有一个婆婆，她的真实名姓已经湮没在历史的尘埃里了，后人则称之谓“漂母”。
中国的民间故事中常有这样的子虚乌有的人物，如《屈原列传》中的“渔父”，“张良进履”中的“黄石公”，都是作者借来说事说理而塑造的人物。
漂母是专为大户人家洗衣的婆子，每天都要洗一大箩筐的衣服，中午也不回家，就带了一盒“便当”到河边吃。每当看见韩信就招呼他过来，把自己带来的便当分点给他吃。韩信可真也有点不好意思，难免忸怩作态，怎奈饥饿难挡，每次最后还是厚着脸皮吃了。
也许当时正是春末夏初的换季季节，要洗的东西很多，漂母居然在淮水边洗了十几天，每天都将饭菜分给韩信吃，韩信非常感激，红着脸儿对婆婆说：“婆婆，你这样照顾我，我将来一定要好好报答您。”想不到，那婆婆反倒生了气，她一脸严肃地对韩信说：“信哥儿啊，你一个七尺高的大男人，混得饭也吃不上，真是太没出息了。我只是瞧你可怜，多少给你吃一点，谁还指望着你的报答呢！”
韩信当时真是羞愧得满脸通红，无地自容，臊答答地说了声：“是！婆婆你教训得是”，就走开了。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正是漂母的这一席话成了压折骆驼脊梁的最后一根稻草，韩信沉睡了十几年的自尊心一下子被唤醒了，从此，他才真正决心发愤图强，一定要混出个人样儿来。
但是，机会却慢慢地、慢慢地不肯到来。
有一天，韩信又钓了些鱼，照例拿到集市上去卖。他衣衫虽然破烂，可走起路来，却总是仰着头的，腰间也总是挎了那一把祖传的宝剑。集市上的一班斗鸡的、牵狗的、拎鸟笼子的年轻人全都看不惯他那副穷酸而傲慢的神态。有人取笑他，他也不跟人家计较；有人欺侮他，他也总设法儿避开。但他的表情却没有变，总是满脸瞧不起人的样子，不管你们怎么着，我就不跟你们玩！
街面上的这些“地皮们”是巴不到将韩信扩大到他们的队伍中来的。但“我就不跟你们玩儿”，这是韩信做人最后的底线，“我就不跟你们玩儿”的神态，也就越发激怒了他们。
这一天，这班年轻人看见韩信又是那副煮不烂的死样儿地走过来了，就不约而同地围了上来。
有人说：“韩信，瞧你这个猪也不吃的南瓜，文不是秀才，武不能当兵，肩不能挑担，手不能提篮，富不富，穷不穷的，像什么呀！你还是把那把宝剑收起来吧！别给你家祖宗八辈丢人现眼了。”
打头的泼皮是一个杀狗屠夫的儿子，他叉着腰，摇摆着走上前来，呲牙咧嘴地喝道：“小子耶！瞧你个头儿也长得高高的，老是带着剑，好像真有什么本事，我可知道你能吃几碗干饭，你屁股一撅，我就知道你要拉什么屎。你以为你是老几啊，你是一个胆小鬼。你敢和我拼一拼吗？你要是不怕死呢，就拿起你那把破剑来剌我，我保证眼睛眨都不眨一下，你要是怕死呢？赫赫！那就只能从我的裤裆里钻过去啦！”
说着，果真当街双手叉腰，两腿掰开，在路中间一站，挡住了韩信的去路。
刹那，集市上的男女老少纷纷地围了上来，响起一片起哄的叫好声。韩信抬起眼，漠然地注视着那泼皮与泼皮身后的众泼皮们，以及为泼皮们叫好的乡里乡亲。
眨时间，额头上的青筋都一根根地暴了起来，他萌起了一箭剌去，鱼死网破的冲动，但他最终还是按住了腰中之剑，稳住了气息，盯着泼皮又看了很长的时间，五分钟，五分钟，又五分钟，接着就趴下身子，从泼皮的裤裆里爬了过去。
大街上的人群立时沸腾了，谁也没见过这种场面，也没见过竟有这样窝囊、没骨气的男人。
有的人张开大嘴乐了！
有的人摇头直叹息！
更多的人默默无言地走开了。
韩信爬了过去，又站了起来，尴尬地咧嘴回头一笑，也无言地走开了，任凭笑声在身后响起。
从这时起，淮阴城里的人就给韩信起了一个外号“胯夫”，即“钻裤裆的男人”。
不久，这个故事不胫而走，竟流传全国。韩信走到哪里，人们都在背后指指戳戳：“瞧，他就是那个钻裤裆的男人”。
这是一个中国历史上流传千古的冷笑话。
2000多年后，美国总统林肯曾说过一句幽默的话：“宁可给一条狗让路，也比和它争吵而被它咬一口好。被它咬了一口，即使把它杀掉，也无济于事。”
林肯很可能并不知道中国古代有“胯下之辱”的故事，但他的话就像是为韩信的行为作了注脚。
连环画《胯下之辱》
我们不妨将韩信的“胯下之辱”与张良的“张良进履”作一比较。
第一，两个人的出身不同决定了两个人的素质不同。
张良出身贵族世家，书香门第，从小受过良好的教育，具有高贵的气质和端庄的品德。
韩信还没成年时，父母双亡，沦为市井流民，到处漂泊乞食，尝尽了人间的势利和欺凌，他的性格潜伏着强烈的野性，而仁义道德的成分很少。
用鲁迅的话说，韩信是一个“狼崽子”。
第二，两个人“忍”的动机有很大的不同。
张良的“忍”为公，为了寻找报仇复国的机会，并不是为了个人升官发财。
韩信的“忍”为私，纯粹是为了个人能出人头地。
虽然后来这两人都加入了刘邦集团，但用三十年前的流行话说，韩信参加革命的动机不纯，他是带着个人主义的目的混进革命队伍里的资产阶级野心家。
正是因为两人的素质和动机不同，所以“忍”的性质也是不同的。
从某种意义上讲，张良之“忍”是君子之忍，而韩信之“忍”则是小人之忍。
“忍”的不同的性质也决定了“忍”的不同的效果。
当韩信从胯下爬过的瞬间，又一颗新的仇恨的种子在他屡屡受伤的心里种下了，他只想到有朝一日飞黄腾达，他会重新回到淮阴城里来，他不会放过这个如此侮辱他的泼皮的，也包括那个亭长和亭长的女人，甚至要让这个带给他耻辱的城市血流成河。
起码，当初他是强烈地这样想的，虽然他后来并没有这样做。
张良只不过受到黄石公的不礼貌的对待，并没有受到人格的侮辱，事情的整个过程相对比较平静，张良的心态也比较正常。张良的人格升华了。
韩信则被泼皮无端凌辱了人格，事件具有突发性。表面上，韩信从容地从裤裆下爬了过去，但他的内心已经被严重地扭曲了，他的心头在淌着血，他的胸膛在燃烧着烈火，他的灵魂被撕裂了。他几乎控制不住自己，不理智的行为一触即发，差一点，他就挥剑过去，与泼皮同归于尽了。在这千钧一发之间，也就是一念之差，他最终还是克制住了冲动，忍了下来。韩信的人格扭曲了。
韩信之“忍”要比张良之“忍”强烈、艰难得多。
张良学会了“忍”，同时也具有了一颗平常心。对待任何事物都能以平和的心态对待，包括功名利禄。刘邦大封功臣之际，认为萧何的功劳最大，封给他八千户。而对张良，则始终把他看作是自己的老师，从不将他与手下的大臣相提并论。他要给张良三万户，比功劳最大的萧何还要高得多，并让张良自己挑选封地。
在这样的殊荣和巨大的利益面前，张良的态度非常淡漠而理智。他对刘邦说“我是在留城这个地方与皇上首次相遇，并一下子得到皇上的信任，这是上天把我交给皇上。如果，皇上一定要封我，那么有个留城也就够了，三万户，我是绝不能要的”。
刘邦于是封张良做了留侯。留城是一个很小的地方，“留侯”也只是一个很小的官。即便这样，张良最后还是彻底舍弃了，去作逍遥自在的赤松子游了。
韩信学会了“忍”，同时却具备了一颗报复心，以及对名利急切的占有欲。
其实，韩信从“胯下之辱”里只学会了一时之“忍”，而并没有真正学会“忍”，他只学会了“忍”的皮毛，而并没有把“忍”的精髓学到心里去。
段奕宏版韩信
秦末，天下大乱，项梁起兵，韩信仗剑从之，可在项梁的军中他只是一名无名小卒，一直默默无闻。项梁兵败，他又随同项梁投了项羽。在项羽处，他只当了一名警卫战士，站岗放哨。为了取得重用，他也曾向项羽提过很好的军事建议，无奈项羽对他根本不予理睬。他就弃楚投汉，但刘邦也不重用他，只是让他当了一名“连敖”，也就是一名宾馆服务员，因为违背军纪，差点被处死。
后来得到大将夏侯婴的推荐，刘邦封他为“治粟都尉”，也就相当于一个“司务长”。他一直在努力，一直在寻找机会，但始终走不出人生的低谷，他失望到极点，于是就又逃离汉营，这才有“萧何月下追韩信”的故事。
韩信每“忍”一次，都化作对于名利的更为执著，更为狂热的追求。最后由于萧何的鼎力推荐，说服刘邦筑坛拜将，这才如愿以偿地当了“大将军”，百万大军的统帅，从此开始了他的成功之旅，并最终获得了辉煌的成功。
随着战场上的胜利，韩信的灵魂越发不得安宁，无时无刻处在患得患失之中，始终在更大的欲望和现实之间徘徊，始终处于反与不反的狐疑、选择之间。
韩信对刘邦的感情是复杂的。一会儿，他想自己的功劳多么大啊，可刘邦给予他的太少了，这是怨恨；一会儿，他又想刘邦对待他还是不错的，没有刘邦的信任，他不可能有现在的成就，这是怀恩；一会儿，他想要反刘邦，拥兵自重，自立为王，这是野心；一会儿，他又不忍心背叛朝廷，这也是一份忠诚。
韩信对刘邦的认识也是复杂的。他看不起刘邦，说他不能为将，当一个将军统率士兵最多不能超过十万，再多就不灵了，而自己呢？则是多多益善。
刘邦听了这话也不生气，心态好得很，反过来笑着问他，既然如此，你怎么会被我抓起来呢？韩信说陛下不善将兵，却善将将。这话说的是老实话，也是极有水平的马屁话，从中也可以看出韩信其实对刘邦是相当畏惧的。
他在有条件反时不反，却在没有条件反时又生出反意。就在反反复复的犹豫之间，他终于为自己惹来了杀身之祸。
韩信之“忍”，为他带来了成功，但这是技术性的；韩信之不能为“忍”，为他带来了杀身之祸，这是由他的本质决定的。
2000多年后，中国又出了个林彪。林彪也有着韩信同样的赫赫战功，林彪也有着韩信那样不明不白的个人野心，林彪也会“忍”，林彪也想“反”，却也像韩信一样的犹豫和傍徨，当决不决，当断不断，林彪其实至死也没有开始真正意义上的“反”。林彪的下场也是和韩信相似，温都尔汗的机毁人亡与未央宫的身首异分是异曲同工的。
历史叹息韩信，历史同样也叹息林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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