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识君按：第6期《我要问学者》刘再复先生的回答已经返给共识君啦，什么？间隔时间太长？刘老师以古稀之年，亲自手写作答，五易其稿，严谨耐心如此，能不长吗？O(∩_∩)O~
共识君从后台提问中优选出17个，供刘先生回答。以下是问答摘选。
刘再复
❶
为何说"历史在悲剧中前行"？
@百度
《<告别革命>第八版问世感言》中说："历史在悲剧中前行。所谓悲剧性，就是历史的前行一定要付出代价，或伦理代价，或道德代价，或文化代价，或感情代价。"就此观点可否举些例子？比如伦理代价？感情代价？就现阶段社会的发展代价体现在哪？房地产？腐败？股市？
刘再复：我一直认为，中国的改革开放是巨大的历史进步，是中国的"百年之裂变"、"千年之裂变"，这是伟大的壮举。但又带有巨大的悲剧性。悲剧性在哪里？现在的中国，一方面繁荣富强，阔步前行；另一方面则是"贪污"横行，"腐败"横行，"八卦"横行（包括妄言、谎言、谣言等），"赌场"横行（包括彩票、买卖官衔）、"潜规则横行"（丧失做事做人原则）。这"另一方面"，全是悲剧。
其实，改革开放的第一步就带着"悲剧性"。因为第一步是打破"大锅饭"，"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这就开始分化。分化即悲剧。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就是允许欲望先燃烧起来。"欲望"，乃是人类身内的魔鬼。
邓小平的历史功劳，首先是打开中国的"潘多拉魔盒"，把魔鬼（欲望）释放出来，使中国变成一个"有动力"的国家。有动力才有大发展。（先前的"抓革命、促生产"乃是假动力。）"恶"可以成为历史发展的杠杆，这是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因此，从历史主义角度上说，释放欲望是完全正确的。但是，从伦理主义上说，这是打破"平均"，是让"魔鬼"出笼，是给"恶"提供机会。
果然，魔鬼一旦出笼，它就按照自己的逻辑进入历史平台。它用金钱抓住所有人的神经，用权力腐蚀所有人的"原则"，用"股票"这种现代鸦片吸引所有人的胃口。很多人一谈"股票"就兴奋，就亢奋。欲望还像孙悟空那样，大闹共和国的"价值天宫"，把原来的价值观搅得一片混乱。让人们一说起钱势权势就眉开眼笑，一说起学问真理就愁眉苦脸。
尽管我对"魔鬼"早有心理准备，但是当谷俊山、徐才厚等喝血的生物出现时，还是目瞪口呆。他们如此疯狂，已越过悲剧，变成荒诞剧。
我们明知"魔鬼"厉害，但又不能不释放它。因为，魔鬼又确实带给你"动力"，带给你"激情"，带给你"发展"。你不发展，就成弱国，就得挨打。《告别革命》中讲历史主义与伦理主义的二律背反，就讲这些道理，就讲发展肯定要带来"腐败"，而"腐败"又恰恰是历史车轮的"润滑剂"。这种困境便是悲剧性困境。
要从困境中走出来，不能去消灭"欲望"，宋儒那种"存天理、灭人欲"的理念是行不通的。只能承认人的欲望权利即承认欲望的合法性。但是，又不能让魔鬼(欲望)泛滥横行，那该怎么办？
十八世纪的西方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洛克、卢梭等，动破脑筋，终于想到一个办法，这就是"用欲望制衡欲望"，这是一个伟大的人文科学公式。除了"制衡"，别无他路。制衡包括政治制衡、经济制衡（反垄断等）、文化制衡（言论监督等）。所谓政治改革，就是要解决"制衡"问题。
❷
谈"吃饭哲学"：不等于犬儒主义
@杨军
吃饭哲学很对，老百姓肯定懂，但是吃饱以后怎么过渡到第二阶段？好像不是说只要吃饱了人就自然要自由的，现在人都是犬儒的，有解吗？
刘再复：前年(2013年)，我和李泽厚先生共同为友人章小东(原《收获》杂志主编章靳以之女)的长篇小说《吃饭》作序。在序文中我们谈到这个问题，并用鲜明的语言说："吃饭"是为了"活着"，但"活着"不光是为了"吃饭"。活着当然还要追求"意义"，追求"自由"，追求"诗意栖居"(诗意地活着)等等。
我们在序中还说，人长了一张嘴，不光是为了"吃饭"，还要"说话"。所以我们一直认为，当下中国的改革，最可行的是两项：一是"党内民主"；二是多些说话的权利。
刘再复老师手稿展示
@雷一
我同意应更多关注"吃饭哲学"而不是"阶级斗争"。但是"吃饭哲学"给人的意味难免有点犬儒主义，我真正好奇和计较的是"吃饭哲学"表达的究竟是一种怎样的生活哲学？为了首先求温饱就必须将理想和现实妥协？
刘再复：任何一个概念，任何一个命题，都要放在具体的历史语境下，才能说明清楚。语境往往比语言更要紧。"吃饭哲学"是对历史唯物论的通俗表述，强调的是先要衣食住行，然后才有意识形态、文化思想等，切不可颠倒位置。历史唯物论当然与生活哲学有关，但不是生活哲学的全部。不能把"吃饭哲学"泛化为"人生观"。
上边已说过，李先生讲吃饭哲学时一再强调："吃饭"是为了"活着"，但"活着"不光是为了"吃饭"。活着当然还要为"理想"而奋斗，不可为了吃饭而遗忘理想，出卖理想。
我们批评宋儒的"饿死事小，失节事大"，认为"失节"固然事大，但"饿死"的事也很大。并不是说，一切都是为了吃饱饭，至于气节、格调、道德、理想等都不重要。我们当然不会这么想。
❸
谈"告别革命"：当下社会不是晚清
@声光影
历史进程往往是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如果社会到了一定的阶段，例如晚清那样的时期，是要像康梁那样改良还是像孙文那样革命？一旦到了晚清那样的积重难返，像康梁那样改良恐无良效，而如孙文那样的革命，就成了大折腾。
按照《告别革命》的思路，刘老师认为，当前我们这个社会，能通过小的折腾或者改良，避免质变到万劫不复的地步吗？
@十一十四
如果历史是在悲剧中前行，如何能真的做到"告别革命"呢？
刘再复：告别革命（暴力革命），避免暴力革命，只是我们的一种希望，一种期待，一种甘地、托尔斯泰式的愿望。但是，托尔斯泰表达了"非暴力"、"勿以恶抗恶"的愿望之后，即他去世之后的几年里(1917年)就发生了十月革命。因此，当社会发展到像晚清那样破烂的时侯，人们是不会理睬我们的"告别革命"理念的。
但我认为，我国的当下社会不是晚清，它虽有不少社会问题，但还是可以通过改良(小折腾)来解决。邓小平改革的时候，也曾面对"积重难返"的局面，但他还是选择自上而下的改革之路。
我和李泽厚先生一样，对于中国的未来还是抱着"谨慎的乐观"态度，寄希望于改革，不轻言"绝望"，也不愿意看到"天翻地覆慨而慷"的戏剧性大变动。
中国历代的农民革命都是因为太"穷"，日子过不下去。穷则思变。穷则革命。没有饭吃才会揭竿而起。因此，只要解决好吃饭等"民生"问题，革命就可避免。
❹
谈民族主义：小心义和团式的民族主义
@Desvers
刘教授，我有两个一直困惑的问题。第一个是关于民族主义的，它是近代中国知识分子谁也绕不开的议题，在短暂的几十年的时间里，中国人从三元里运动保卫村社到五四抵制日本，民族概念逐步地受到国人的认同。其中，既有对过往独特的东方文化的坚守，也有号召西化的声音。中国的民族主义对于当时的历史，产生了什么样的巨大影响力呢？对现在的中国，又意味着什么？
我的第二个问题是关于激进与保守的。粗览近代史，有很多激进的主张，包括无政府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等等。历史的发展还是在民族主义的航道里，但也有社会主义的因子。在中国的政治领域里，人们的革命行为会越来越暴力和激进么？这又给中国带来了什么？
刘再复：民族主义是一个历史范畴，并不是一个普遍原则。在某种历史场合，例如在民族危亡（或民族遭受外族入侵）的时候，高举民族主义的旗帜当然天经地义。
例如在一九三七年卢沟桥事变之后，中国当然要高唱"义勇军进行曲"，要提醒"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要全民族奋起反抗日本军国主义。这个时候，"民族主义"就是正义，就是力量，就是武器，就是"照妖镜"，这个时候，汪精卫、周作人等与日本侵略者合作，他们敢讲"民族主义"吗？
然而，"民族主义"并非四海而皆准的真理，在某些历史场合，它可能会起很坏的作用，例如希特勒就靠鼓吹德国民族主义而上台，他屠杀数百万犹太人，也是在"日耳曼民族最优秀"的口号下进行。在纳粹那里，民族主义变成种族屠杀的借口。
纳粹集中营
二战后，世界进入意识形态的争斗，但还讲国际主义。冷战结束后经济竞争取代意识形态，"国际主义"也随之消失，民族主义与种族主义便重新崛起，于是就出现了南斯拉夫的崩溃和战争，还出现卢旺达的种族大屠杀。
民族主义本就是双刃剑，向外可发展成民族帝国主义（德国），对内可变成盲目排外和民族奴役的借口。因此，不能轻易地把民族主义作为民族的生活准则。
我个人一直把"民族主义"与"民族情感"这两个大概念加以区分。我们出身于中华民族，天然地具有炎黄子孙的民族情感。这是自然情感，而非意识形态。我生于斯、长于斯，我的祖父、祖母、外公、外婆、父亲、母亲就埋在中华这片土地上，我怎能不爱这片土地？
鲁迅先生在日本留学时(青少年时代)就写出"灵台无计逃神矢"的诗。神矢，即神箭。在古希腊的神话里，你中了丘比特的神箭，就一定陷入爱恋，无可逃遁。我们从出生的那一天开始，就已中了中华的神箭了，酷爱中华这片土地的情结便无计逃脱，爱中国便成了宿命。
至于权力结构中的朝廷、党派等等，则应当允许民族成员进行思考与选择。我就一直反对专制主义，反对独裁。与"民族情感"的天然性、生理性、血缘性不同，"民族主义"乃是一种意识形态。
像义和团那种盲目地排外，完全不知世界发展到什么样，自以为"刀枪不入"，其实一击即溃，这就是民族主义。世界上有许多普世价值，这是全人类共同的智慧成果，但民族主义者也一概排拒，这更是愚蠢至极。民族主义一旦激进化，就否认普世价值，就盲目自大，这要小心。
❺
谈民国热：其实有两个"民国"
@汴梁百晓生
民国热近几年方兴未艾，无论是民国时期的人物、作品，还是民教科书、生活方式，都备受追捧，想问刘老师如何看待民国热？
刘再复：国内的"民国热"状况，我有些陌生。不过，在我心目中，一直有两个"民国"。
从辛亥革命(1911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949年)的近四十年，一般都通称"民国"。其实，这段民国史里有两个民国。一个是孙中山在世和军阀割据执政的民国；一个是一九二七年"四·一二"事变后的蒋介石"民国"。
后一个民国，其实是"党国"，奉行的是一个主义，一个领袖。我不知道当下国内的"民国热"是热哪一部分。倘若是热后者，那等于热党国，这不应该。
热衷者也许不知道这个"党国"有多糟。那时，我们的父辈为了买上几斤米，必须提着一大袋的"法币"去抢购。这个"党国"的北平下了一场雪，第二天街上就有许多尸体冻死在那里。"党国"拥有数百万军队，为什么两年多就被打得丢盔弃甲，逃到台湾？就因为它实在太黑暗，太不得人心。
至于一九二七年之前的"民国"，从袁世凯到段祺瑞，那个时候中国是"小政府，大社会"。政府的权威很弱，"总统"像走马灯似地上上下下，我都记不得他们的名字了。但社会的各种力量活动空间很大。这种状况给知识分子提供更多的自由，所以当下知识人对它有所缅怀，倒是可以理解。
这个时期的"国"倒也真的像"民国"。民不怕官，可以自由说话，自由买卖，政府没有力量干预民间社会与民间生活。那时出版的教科书很中性、很切实，吸收一些那时的成果，很有好处。那个"民国"，社会生活方式多种多样，激烈者少，闲谈者多，没有来自政府的强权压力。也许因为确有长处，所以今天才会"备受追捧"。
但这个"民国"很弱，国家不统一，也很让人瞧不起。作为国，很难立足于世界之林。那时的中国人，在国外是很没有面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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