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周恺 天津高级人民法院

来源/民主与法制2015年第16期

杨兆龙，字一飞，生于1904年，江苏金坛人，毕业于燕京大学和东吴大学；后获哈佛大学和柏林大学法学博士学位，通晓英、法、德、意等八国外语，曾任中华民国代理最高检察长等职。解放后境遇凄惨，被打成“右派”“反革命”，只任过浙江文史馆馆员等职务。1979年病逝，死后一年平反昭雪。人生起伏之大，如云泥之别。

民国的最高检察署检察长就是今天的最高检察院检察长。读书读到无人能及的哈佛大学的博士，做官做到位列九卿，而且当时还是壮年，还有很充裕的时间继续发展。这样的人生怎能不说是圆满？解放后境遇却如同直落十八层地狱。这一方面是由于覆巢之下的大环境，法学已经属于注定取缔的范围；另一方面则据说他个人得罪了某个领导，使得自己的境遇更是雪上加霜，不停地被打入另册，最终孤老在浙江海宁的女儿家，直至死去。这样的变化不知道他离世前是否在感叹命运弄人？

其实，那个特殊的年代，悲惨的命运随处可见，尤其是知识分子，从天堂到地狱的，比比皆是。岂独杨兆龙一个人？然而，令我真正关心起杨兆龙来的，却是今天要说的这篇判决书。

现在的法官分成两种：写判决书的和不写判决书的。后者只能叫官，而不能叫法官。一旦提起笔来写判决书，无论是学者还是官员，他们就成了法官。杨兆龙人生的大部分时间是个学者，他做法官的时间并不长，只在上海公共租界临时法院做过推事，只能算是一个小插曲，这篇判决书就是那时候书写的。正是因为有了这篇判决书，我觉得他与我的职业生涯有了一丝联系，与我的生命有了一点交集。这篇判决书给了我两个巨大的触动：（一）第一次知道了判决书能够写得如此之好；（二）击碎了我心中一点小小的骄傲。

大约十年前，我第一次读到这篇判决书。那时正值夏日，烈日炎炎。我却如喝了一杯冰镇啤酒，感到难以形容的凉爽：原来判决书可以写得这么好！而且这让法官情何以堪？它由一个标准的学者书写，我总觉得好学者不一定是好法官，不当上十年法官是没办法从容断案的，但杨兆龙的例子摆在面前。他当法官的时间并不长，却写出了超过绝大多数法官水平的判词。可见，学术水平真的是基础。

大家听我这样一说，可能会去读这篇判决书，然后，可能会很怀疑地问我：有你说的那么好吗？确实，大部分人并不认为这篇判词有什么稀奇之处，甚至有些读不懂。这不奇怪！这篇判决书是关于海上保险法，对于大部分人来说，太生疏了。然而对于我来说，这却是一个并不生疏的领域，所以能够读懂它并感受到它的妙处，也理解当年的《法学季刊》为什么发表它。

妙处在哪里呢？语言简洁明晰。

我们知道，思维决定了语言，语言表现了思维，有什么样的思维就有什么样的语言。简洁清晰的语言就是简洁清晰思维的表现；混乱的语言就是模糊不清思维的表现。这篇判决书的语言文字毫不拖泥带水，表现了杨兆龙清晰的思维。不愧是哈佛博士的水平！文字表达之于法律适用，就像一件合体的西装，如此熨帖地敷在身上：既对身体有支撑感，又不障碍你的行动。语言真称得上是“合体”。

下面这段是判决书的事实部分：

“缘原告于民国十八年一月二十八日，以装载于平福轮船上之匹头货物30件，向被告投保水险。保险金额为1.1万两。由被告出立保险单一纸，载明原告货物于自上海至四川重庆之程期内，因轮船搁浅沉没，及与他船舶碰撞所受之损害，均由被告赔偿。唯被告对于该货物，因战争、暴动、内乱、及海盗所受之损害，及因装载于驳船甲板上所受之损害，概不负填补之责。嗣平福轮船于民国十八年二月十七日上午十一时四十分左右，行经宜昌上游崆领塘急流处，与石岛上珠（译音)相撞，损及船之右舷机器间及汽锅间。江水由损坏处涌入，将机器间及汽锅间之火扑灭。致船身不由司机者之指挥，而触于左近之石岛二珠 (译音)上。尔时因前进之力甚强，该轮被二珠岛上之石侵入颇深，故与该岛相触后，船身之前部即坚贴其上，而不可脱。该轮之船长，以船身之后部 (即机器间及汽锅间所在之处)沉没水中，深恐船身自石岛脱落后，乘客及海员有生命危险，当即嘱一切人等离船。附近居民目击此情，遂乘机登船劫取行李货物，劫取后复在船上放火，结果原告之货物全部损失。原告以该项损失应由被告负责，于民国十八年六月二十二日致函被告，要求给付1.1万两之保险金。嗣因被告拒绝该项要求，乃诉追该款，及自民国十八年二月十七日起至执行终了日止周年8厘之迟延利息，并请求宣示假执行（即先予执行——作者注）到院。”

这段文字叙述的是案件的基本事实，包括保险合同的主要内容和保险事故发生的主要经过。合同的内容有很多，事故的过程也很多，如何剪裁取舍是法律水平的体现。杨兆龙的叙事让人清晰地了解了案件的来龙去脉，而且没有一句无用的话。其中所涉及的情节都有法律上的用处：如保险合同的相关约定就是保险理赔需要用到的约定；例外的条款就是后面争议的条款；事故的过程排除了骗保的可能、讲清楚了全损的原因，等等。

不比不知道，大家可以去比较一下今天的判决书，包括最高法院公报中推荐的判决书。把它们同这篇判决书比较一下，你就会发现，杨兆龙的文字是那么的简洁明确，而现在的判决书则是那么冗长拖沓，即使只是叙事也是那样的拖泥带水，“面面俱到”，生怕漏掉什么似的。它的后果就是不读上几遍，你根本就不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与之相比，杨兆龙的文字是那样的清楚，只需读上一遍，就完全明白了事情的来龙去脉。

正是因为有了扎实的法律功底，对各个法律关系、法律领域都谙熟于心，才能够在表达上准确无误。反之，如果法律概念不清，功底不够，说出一句话总怕犯错误，生怕有什么自己没有考虑到的地方，语言自然就拖沓冗长。就像这篇判决书，合同的内容很多，事故的过程也有很多细节，不可能事无巨细都说。究竟该说什么，不该说什么，只有心中有数，才能清楚明白地叙事。

现在很多判决书，不知道哪些事实在法律上是重要的，哪些事实在法律上是不重要的，只好事无巨细都写上去；论理的过程中，搞不清楚自己的结论是不是准确，是不是还有例外的情况，说话底气不足，不停地指出可能有例外的情况，说的都是模棱两可的话，不敢杀伐决断。模糊不清的语言暴露了法律适用功底的不足，还美其名曰考虑全面，认为话不能说的太绝对。其实，就是头脑中的法律思维不清楚、法律概念混乱才导致的这般“语言病”。

这篇判决书的写作年代距今已经将近一百年了。而我们的法律水平依然不能超过杨兆龙！如果是杨兆龙这般的人在引领，中国的司法会达到怎样的水平呀？每当想起这些，不禁让人扼腕叹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