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蔡慎坤

3000日本人同时访华，又走进了具有某种象征意义的天安门广场和人民大会堂，并且受到中国最高领导人接见，这样的接待规格这样的盛大场面，恍惚又回到1984年，胡耀邦任总书记、胡锦涛任团中央书记时邀请日本3000青年访华时的盛况。

5月23日下午3000日本人和500中国人齐聚人民大会堂，现场如同一年一度的“两会”召开，洋溢着罕有的喜庆氛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亲莅会场，发表了一番热情洋溢的讲话：

“2000多年前，中国的大思想家孔子就说，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今天，3000多位日本各界人士自远方来，齐聚北京人民大会堂，同中方一道举办中日友好交流大会。这是近年来两国民间交往的一件盛事，也让我们感到十分高兴。”

“2009年，我访问日本时，到访了北九州等地，直接体会到了两国人民割舍不断的文化渊源和历史联系。近代以后，由于日本走上对外侵略扩张道路，中日两国经历了一段惨痛历史，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深重灾难。”

“邻居可以选择，邻国不能选择。‘德不孤，必有邻。’只要中日两国人民真诚友好、以德为邻，就一定能实现世代友好。中日两国都是亚洲和世界的重要国家，两国人民勤劳、善良、富有智慧。中日和平、友好、合作，是人心所向、大势所趋。”

“当年，日本军国主义犯下的侵略罪行不容掩盖，历史真相不容歪曲。对任何企图歪曲美化日本军国主义侵略历史的言行，中国人民和亚洲受害国人民不答应，相信有正义和良知的日本人民也不会答应。前事不忘，后事之师。牢记历史，是为了开创未来；不忘战争，是为了维护和平。”

“中日友好的根基在民间，中日关系前途掌握在两国人民手里。越是两国关系发展不顺时，越需要两国各界人士积极作为，越需要双方加强民间交流，为两国关系改善发展创造条件和环境。‘青年兴则国家兴。’今天在座有不少青年朋友。中国政府支持两国民间交流，鼓励两国各界人士特别是年轻一代踊跃投身中日友好事业，在交流合作中增进理解、建立互信、发展友谊。”

当访华团团长二阶俊博当着3500余名中日人士拿出安倍首相写给习近平主席的亲笔信后，习主席对二阶俊博说：“我和安倍首相已经举行过2次会谈。只要切实推进两国的战略互惠关系，中日关系就会有好的发展。请向安倍首相转达我的问候。”

日本3000人浩浩荡荡访华，预示着中日关系有望打破持续多年的僵局，或者至少恢复到过去“政冷经热”的状态，中国更善于利用日本民间的力量，来倒逼日本政客，在对中政策上，顾及中国的感受。也意味着中日关系有望发生重大转折，中日两国长期冷战对峙，不仅有损两国的政经利益民间交流，而且也不利于东亚地区的和平与稳定。

表面上看，中日关系紧张日本要负主要责任，但实际上，两国关系紧张的原因相当复杂。这些原因既有历史“世仇”，也包括两国经济与国力竞争的此消彼长，失落的日本面对崛起的中国，双方民间长期积累的怨恨、不满甚至是敌视情绪导致中日关系持续紧张。

日本在二战后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看来，远远称不上是“友好邻邦”。特别是看着抗日剧长大的一代人，在集体记忆中，日本是与中国有世仇的国家。有“世仇”的国家一旦发生有关国家尊严、领土争端、经济利益方面的博弈，无论是当政者还是民间都会在某种程度上被舆论和民意缠绕，站在各自的立场上各说各话，很难找到基本的共识。

40多年前，日本政客突破国内外各种阻力和历史恩怨，在北京与毛泽东、周恩来握手言和，拉开了中日友好关系的帷幕。40多年来，无论中日政局如何动荡，中日友好关系的大格局并没有完全发生改变，民间社会的反日情绪也是舆论在特定时期渲染的结果。中日关系也是政客手里的一张纸牌，什么时候巧打这张牌，政客们一直拿捏得恰到好处，并没有完全失控。

新中国成立后，由于中国长期受到西方的封锁和外交孤立，日本则频频向中国示好，早就同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1989年中国再次陷入西方的制裁与孤立，日本又是第一个向中国伸出橄榄枝的经济发达国家，且突破性地促成了日本天皇访问中国，这是日本天皇第一次被允许访问他曾下令侵占过的国家。

上世纪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初，中日友好关系一直如火如荼，日本是工业大国中对中国援助最多的国家。据不完全统计，日本对中国的经济援助总额达2500亿人民币，这些价值不菲的援助资金，主要用于中国环保、人才培养以及早期的铁路、城市基础设施等公共建设领域，为中国经济发展腾飞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日本不象一些西方国家，常常利用中国的人权、民主以及政治制度大做文章，日本政客走的是一条典型的务实外交路线。近年来中日关系变得紧张，在许多日本人看来，是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制造正追赶日本甚至可以与日本正面竞争，中国不再需要日本。而许多中国人认为，日本与中国有世代之仇，中国强大之日，就是报仇之时，因而反日情绪很容易被舆论挑动起来。

回看历史，不难发现，每当中日官方关系趋冷，民间力量就相对活跃，起到了抑制两国关系进一步紧张的作用。中日关系“经热政冷”问题，在上世纪60年代也曾长期存在。当时围绕着承认中国问题，中日交锋的焦点就是“政经分离”和“政经不可分”。而中日加强民间交往，抑制了日本国内军国主义和极端民族主义势力，使中日关系不仅在经济上“热”起来，而且为政治上的“冷”解了套。

从毛泽东时代起，中国就长期着眼于争取日本支持。在官方没有建交时就大搞“民间外交”，以民促官，终于促成1972年的邦交恢复。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引进资金、技术和管理经验，也大多来自日本。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中日陷入“政冷经热”阶段，日本各大厂商纷纷把生产基地转向中国，以致日本出现“日本产业空壳化”。2006年中日贸易额突破2000亿美元，超过日美贸易额，中国从此成为日本最大的海外投资国。

周恩来生前多次强调，日本与中国是一衣带水的友好邻邦。邓小平、胡耀邦生前明确提出中日两国要以和为贵。1984年，邓小平说：中日两国要世世代代地友好下去。胡耀邦更加直截了当的指出：中日两国和则两利，斗则两伤，达人大观，放眼长远。

日本有着几千年的历史，深厚的文化底蕴，近7000座岛屿，人口1.3亿。日本和世界上大多数国家一样，正在走向老龄化，但日本绝不是一个没有创造力，正在衰竭没落或一无所有的国家。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经历过日本占领新加坡、日本在二战中的毁灭以及不屈不挠重新取得的辉煌的时期。李光耀生前认为，不把日本当回事是“愚蠢的”。

正如牛津大学名誉校长彭定康所言：“自2002年以来，日本人均收入增长高于美国和英国；即便在经济衰退最严重的年份，失业率也从未高于5.5％，2012年底的失业率为4.1％；社会凝聚力依然强大；通过巨额海外投资，日本公司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面向全球。日本目前仍然以相当大的优势，保持全球第三大经济体的地位，从平均水平讲，日本国民的富裕程度是中国公民的8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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